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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应对新冠(COVID-19)疫情方面,美国前任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采取了许多反科学和不负责任的措施,但他领导下的美国并不愿“拔一毛以利天下”,而是颁布一系列政策限制美国生产的疫苗出口,甚至不惜罔顾已签订的商业合同,让各疫苗厂商暂停和推迟向境外客户交货。
拜登(Joe Biden)政府上台后在许多领域刻意对前任政策反其道而行之,但在疫苗方面则变化不大:美国加快了本国疫苗接种进度(这一点的确和特朗普时代的消极形成很大反差),但这是以继续限制疫苗出境、继续无视国外疫苗订单为前提和代价的。
随着本国疫情因疫苗接种率不断提升有所缓解,加上美国坐拥辉瑞(Pfizer/BioNTech)、强生(Johnson&Johnson)和摩德纳(Moderna)三种疫苗的供应主动权,在疫苗接种方面已腾出手来,有余裕考虑这方面的“国际形象”和外交问题。
因为在疫苗问题上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美国得罪了不少盟友:拜登上台后一心拉拢欧洲,试图重塑“跨大西洋联盟”,但美国在疫苗方面的吝啬,令刚在牛津-阿斯利康(AstraZeneca-Oxford)疫苗上被英国摆了一道、疫苗接种“青黄不接”的欧洲进退维谷,许多人发出“美国落井下石”的嗟怨;邻国加拿大去年早早订购了相当于自身需要几倍的疫苗,其中许多都是在美国生产的辉瑞和摩德纳疫苗,结果因美国订单“跳票”,至今接种进程缓慢,导致国内“第三次疫情爆发”。
不仅如此,拜登虽然让美国重返世卫组织(WHO),却并不热衷参与联合国暨世卫组织(WHO)旨在平等分配疫苗的COVAX计划,对嗷嗷待哺的发展中国家(有的国家至今疫苗接种率还是零)之“疫苗荒”熟视无睹。面对中国、俄罗斯甚至英国、印度等国积极参与COVAX计划,并赢得国际间、尤其第三世界许多赞赏和声誉,美国政府颇有些“羡慕嫉妒恨”,因此不断在各种场合抨击这些国家、尤其中国和俄罗斯“搞疫苗外交”、“借疫苗沽名钓誉”——然而第三世界急需疫苗,身为世界第一经济体、疫苗研发生产能力最强的美国“只动口不动手”,终究是无济于事的。
正因如此,美国嘴上骂别人“搞疫苗外交”,自己却也迫不及待地“仓廪实而知礼节”,在确信本国已不缺疫苗的前提下,开始搭班子搞起了自己的“疫苗外交”。
当地时间4月5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宣布,设立领导美国全球新冠(COVID-19)疫苗外交活动协调员一职,并由前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署长、曾长期在非洲工作,富有人道救援和疫情应对经验的盖尔.史密斯(Gayle Smith)出任。
照布林肯的说法,设立这一职位的目的,是“履行美国国际义务、责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为其它国家提供帮助,“与国际合作伙伴分享疫苗”,“不能让疫苗和疫情加剧种族和性别的不平等”。这当然只是“场面话”:和其它许多国家不同,美国的国务院只负责外交事务,实际上是个权限稍大的外交部,史密斯的新设职位既然编制在国务院系统,那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外交机构”——一个负责“疫苗外交”的机构。
美国“疫苗外交”的真正目的,是通过在这方面更积极、更“慷慨”的举措,挽回此前因“疫苗锁国政策”而造成的公关危机,改善与盟国、邻国间关系,修复美国因此而在第三世界损失的“人气”,并与因积极向国际社会、向COVAX计划提供疫苗援助,并因此得到“外交加分”的国家(尤其中国和俄罗斯)在这方面“抢一下镜头”。
正因如此,近日来美国在疫苗问题上一反常态,竭力作出一副“慷慨大方”的姿态。在宣布对史密斯任命前数日,美国政府高调宣布了分别向邻国墨西哥、加拿大“交付”250万剂和150万剂疫苗,“以缓解邻国燃眉之急”的消息;几乎于此同时,美国政府承诺向COVAX计划年内捐资20亿美元,后又宣布2023年拟再追加10亿美元。这些姿态、语言和动作,都是此前美国绝少去说去做的,很显然,美国的“疫苗外交”此时已经开始,专门机构的设置和专责人员的设置,不过是水到渠成的又一个环节罢了。
即便在宣布人事任命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务卿布林肯仍不改“疫苗外交”本色,大谈“美国不会为谋求政治利益拿疫苗做交易”,影射中、俄等此前在国际间输出疫苗积极国家之颜色溢于言表。正如一些分析家所指出的,布林肯这番话不免言不由衷:此前“不做交易”是自私自利情结驱动下的敝帚自珍;如今“手头宽裕”,就何止是“为谋求政治利益拿疫苗做交易”,甚至不妨说,这已经是在为自己的“疫苗外交”亲自下场吆喝了。
问题是,尽管自己疫苗已够用有余,尽管下决心要通过“疫苗外交”斗一斗想象中的“外国竞争对手”,但美国政府的“自私自利情结”从骨子里并未真正消散:据加拿大、墨西哥等方面透露,所谓“提供”的几百万剂美国疫苗,其实是“借”的,有借自然还得有还;COVAX计划目前最急需的是疫苗,而不是钱(因为国际间纷纷响应,暂时经费并不缺乏),美国向该计划捐钱固然比此前不闻不问算是个进步,却终究是锦上添花,不是雪中送炭。正因如此,一些分析家认为,这种“有保留的慷慨”,并不足以扭转美国在“疫苗外交”领域的被动局面——聊胜于无,但也仅此而已。
不仅如此,美国目前掌握主动权的三种疫苗中,辉瑞和摩德纳都是mRNA原理,需要在低温下贮存、运输,且有效期很短,用于给欧洲、加拿大等工业化国家“补窟窿”问题不大,但用来在第三世界国家搞“疫苗外交”显然吃力不讨好(摩德纳疫苗还有严重的产能瓶颈);新上市的强生疫苗刚获得国际临时认证不久,鉴于牛津-阿斯利康疫苗在全球范围内闹出的“血栓危机”,赢得国际间信任尚需时日。美国“疫苗外交”就算咬牙再大方十倍,也不免存在“无米下锅”问题。
当然,拜登和布林肯似乎早已未雨绸缪:3月所谓“四方”(QUAD)曾达成一个共识,由印度生产疫苗,用于“疫苗外交”所需,印度虽然很难说是个工业化国家,却拥有丰富的生产仿制药能力、经验,如果肯出力为美国“疫苗外交”服务,就能弥补后者的短板。
问题是自“四方”外长会议以来,印度已成为全球疫情反弹最严重、病毒变异最猖獗的国家,自顾不暇的他们一度被迫停止疫苗出口,内忧外患交织下,印度政府恐不敢冒支持率继续下滑风险,为美国“疫苗外交”火中取栗。且印度是个自视甚高的国家,在本国疫情尚不显得十分严重之际,也是热衷“疫苗外交”的国家之一,难免会产生“我自己也要搞‘疫苗外交’,凭什么给美国当枪使”的想法。
即便印度肯帮忙,也同样存在“找不到合适疫苗”问题:用印度自主品牌则很可能变成“印度疫苗外交”,无法让美国获得外交红利;仿制强生或牛津-阿斯利康都存在国际公信力问题;辉瑞和摩德纳的美国制药商未必肯冒险向在仿制药方面“前科累累”的印度输出产能,即便肯,mRNA太过“娇贵”的问题也同样难以解决。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新冠疫情是全人类的危机,各国应该相濡以沫,携手面对,正如美国自己也承认的,即便一国实现群体免疫,如果不能在全球范围普遍接种疫苗,早日恢复国际间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美好愿望,将迟迟难以实现,这对任何国家都不利。正因如此,不管美国此次举措动机如何,只要切实对全球防疫有利,人们还是会欢迎的。
然而,所谓“疫苗外交”,只是真诚帮助他人、别国后,所自然获得的反应和结果,如果带着功利心、尤其带着“不让竞争者得利”的狭隘心态去搞“疫苗外交”,就会本末倒置,其结果也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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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短房

陶短房

1894篇文章 2年前更新

本名陶勇,旅居加拿大的中国专栏作家。曾长期在非洲定居,对非洲政治、经济、文化情况比较关注。涉猎范围广泛,小说、散文、文化评论等都常常见诸出版物,业余时间还以研究太平天国史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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