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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埃博拉:“中国医疗队模式”也要与时俱进  

 

自今年3月开始大爆发的西非埃博拉疫情,迄今已在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尼日利亚四国造成近1800例感染,近1000人死亡。迄今疫情并未得到有效控制,并随时有向更广阔地区扩散、甚至传播到非洲以外的危险。日前,疫区各国和世卫组织在科纳克里召开峰会,呼吁各国向西非疫区派遣医疗人员协助应对疫情。

对此呼吁中方积极响应,继今年3月、5月中国红十字会和中国政府两度向疫区捐赠后,第三批价值3000万元人民币的医疗物资也已于8月11日运抵疫区,于此同时,从中国各地、各大医疗机构紧急动员的一批传染病专家、医护工作者也已经或即将投入疫区一线,加入到当地医疗部门和国际社会应对埃博拉疫情的行列中。

非洲对于中国医务工作者而言绝不陌生,脍炙人口的“中国医疗队模式”,正是在非洲酝酿、诞生,并发扬光大。

1963年,第一支中国医疗队24人辗转抵达阿尔及利亚条件艰苦、缺医少药、号称“撒哈拉北大门”的阿特拉斯山区赛义德地区,开始了迄今坚持51年之久的“中国医疗队”援非模式,50多年来,一支又一支中国医疗队被派往非洲各国,根据中国政府“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最需要的地方去”的要求,他们大多被派往条件恶劣的农村、雨林、沙漠地带,投入到艰苦的医务工作中去。

由于长期发展的停滞,非洲许多地区缺乏最基本的医疗保障,一些边远地区,许多人甚至终生不知现代医学为何物,加之气候条件恶劣,卫生习惯差,传染病肆虐,导致婴儿死亡率高、健康状况底下等严重后果,中国医疗队的出现填补了许多地区的医疗空白,受到当地人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胡锦涛前主席曾评价“中国医疗队模式”是“中非合作时间最长、涉及国家和地区最多、成效最为显著的合作项目”,而非洲当地人则将之誉为“公认争议和负面评价最少、收获荣誉和掌声最多的中国援非项目”。

然而时代在进步,“中国医疗队模式”也需与时俱进,才能适应非洲当地的新形势、新需要。

“中国医疗队模式”最大的特点,是集中布局、统一管理,自成体系,这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是正确的、可取的,但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却难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尤其是“宜缓不宜急”,即适应当地一般条件下的医疗保健需要,却不适应应对大规模疫情,难以和应对这类大规模疫情所必须适应的,与当地卫生机构及国际间援助组织大分工、大合作的体系、模式接轨。

传统的“中国医疗队模式”注重于“优中选优”,队伍中往往高职称专家云集,医护科研人员结构比例却不合理,抵达当地后,一些高职称专家不得不身兼医生、护士、药剂师和杂役,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此外,单一批次的医疗队原则上来自同一地区、两年一轮换等,方便了日常管理,面对类似此次埃博拉的重大疫情,却不利于积累经验和数据,更不利于集中优势兵力“打大仗”。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中国响应号召,向埃博拉疫区派遣医疗队,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与时俱进,已经和即将派出的医护工作者结构比例搭配更合理,已抵达疫区的部分医护工作者和当地及各国同行密切配合,成为国际共同抗击疫情网络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显然,这种做法更适应当前形势和疫情防治需要。

这并不是说传统的“中国医疗队模式”不再需要。正如WHO资料所言,埃博拉疫情爆发的土壤,是疫区恶劣的卫生条件和卫生习惯,彻底改变这一土壤,有赖于平时日积月累的医疗服务和卫生常识普及,而这些恰是“中国医疗队模式”的强项。新旧模式相辅相成,缓急相应,才能发挥最大效应。

重大疫情也伴随着重大风险,早在2003年,中国就有周维良、鄢斌等4人在莫桑比克疫区手术时因刺破手指感染艾滋病毒,几十年来更先后有数十位中国大夫在非洲以身殉职,此次埃博拉疫情,前后已有多国多位医护工作者和志愿者感染、牺牲,中国医护人员深入一线,在救死扶伤之余,也要注意自身安全防护,家人和同胞期待着他们不负使命,平安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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