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比亚之矿：地狱天堂一线遥

10月15日发生在赞比亚的“中国矿业公司管理层向当地示威者开枪”事件，至今仍有许多扑朔迷离之处。

据赞比亚官方10月16日公布的信息，涉嫌肇事的中国公司为科蓝矿业有限公司（Collum Coal Mining Industries ltd），总部位于赞比亚内地南方省的科罗马市（Choma，Southern Province），事发地则在该省与津巴布韦接壤的希纳宗圭县（Sinazongwe District），系科蓝矿业公司经营的煤矿。10月15日，赞比亚本国网站“赞比亚实时新闻”（www.zambianwatchdog.com）援引希纳宗圭警方的话称，科蓝公司两名中国籍监工向示威要求增加工资的当地矿工“平射”，导致11人中弹受伤，但希纳宗圭警察专员奥利弗.皮雷特(Oliver Pelete)次日则将之称为“劳资冲突”，并表示，矿方声称矿工首先破坏矿上设备并攻击两名中国籍监工，才导致事态扩大，而科蓝公司市场部经理丹尼.劳(Danny Law)则简单称之为“一场意外”。

这显然并不是一场意外，因为科蓝公司也好，赞比亚矿区的“中国式纠结”也罢，都早已不是什么新鲜话题。

科蓝公司系2003年投产，2004年形成产业规模（根据资料，当年煤炭产量为20000吨），按照该公司2004年的规划，原本打算在2006年将产能扩充到100000吨/年，成为赞比亚最大煤矿，然而根据美国地质勘探局（USGS）所提供的数据，这一计划并未实现，在该局所提供的材料中显示，科蓝公司拥有科罗马、坎齐（Kanzie）和伊祖玛盆地（Izuma Basins）三处煤层开采权，但目前实际投入商业化开发的矿井数量仍然远低于当初构想的蓝图。

各方面资料均显示，科蓝公司是一家“土生中资公司”。该公司老板名叫许建学（音译），自称1991年作为援外建筑队员工到达赞比亚，随后在当地定居，并将4个兄弟从“中国南方”老家接来，当地接触过“许老板”的中国人则称，许曾自称自己是福建人或广东人。许建学兄弟很早就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开设公司，但业务最初限于承包中小型工程项目，直到2003年前后才涉足采矿业。

即使激烈反对中资进入“矿带”的赞比亚人权组织“赞比亚资源企业人权中心”（BHRRC）也承认，最初当地人几乎是疯狂地欢迎来自中国的“天使”，因为长期以来，他们一直守着金饭碗要饭吃。由于铜带、南方等赞比亚“矿带诸省”劳动力素质差，治安形势恶劣，矿产品开发运输成本巨大，原本在这里开发经营的欧美矿主纷纷撤离，如号称“铜矿之母”的谦比西（Chambishi）铜矿，早在1988年就被英国-加拿大控股者关闭，尽管从理论上讲，这家矿直到2000年始终存在，但没有雇佣一名当地人。1998年，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公司以区区2000万美元购得谦比西矿权，曾被国际矿界认为是“问题买卖”，而当地工会则欢呼为“至少值2000个就业机会的福音”。煤矿并非赞比亚的强项，科罗马矿原本并非大矿，售价自然更“便宜”，从许建学的经历和背景看，他也不太可能付出过高的代价。

然而许建学们和当地工会、矿工和社区的蜜月，几乎从一开始就被打破：当地员工发现，中国人的管理比白人更严，生产节奏比白人更快，而工资却没有什么长进：据称科蓝公司普通矿工的月薪约合70美元，这跟当地另一些中资矿企比也属于较低的。

几乎从该公司的生产走入正轨起，管理层和当地工会的冲突就一直不断：当地工会一次又一次发动罢工、示威，通过当地人权组织投书路透社和《经济学人》杂志，指责科蓝公司待遇菲薄，忽视安全生产，他们自2006年起历次罢工所提出的指控，包括工资待遇低，劳动保护措施缺乏，管理简单粗暴，以及习惯使用短期合同，而非工会所要求的长期雇佣待遇等。

而科蓝公司管理层则多次反驳，称“工资、安全保护等方面符合要求”，且反过来指责一些矿工和工会组织“破坏设备”、“阻挠生产”，当地警方“拉偏架”等。

中国在赞比亚的矿业开发在当地一直受到许多争议，谦比西铜矿2005年发生过导致50名矿工死亡的矿难，后来演变成2006年的大选政治风波；2008年3月，谦比西冶炼厂还发生扣押中国经理、焚毁办公室的工潮。

中资企业在赞比亚的经营、开发方式，的确存在许多问题。一些矿企以当地人劳动效率低下、不好管理为由，大量从中国国内招募中国籍工人；一些矿企（也包括其它中资企业）将国内的“土规矩”带到赞比亚，对厂房、宿舍采取“铁锁把门”的封闭措施，对当地员工采取强制加班的办法。

这些做法有些属于观念问题，有些则的确和当地劳动力的状况有关，最根本的原因，则是一些中国投资者高高在上，不屑了解当地舆情，研究和采取当地人能够接受的管理方法和模式，而是单纯“以我为主”，只求自己高效、方便，碰上管理问题就一味搞封闭、高压，碰上效率问题则单纯靠加班、奖金刺激，且对民俗、宗教习惯等不管不顾，而当地人普遍对固有的生活习惯、节奏感到满意，对宗教、家庭观念更加重视，出发点不同，沟通又不畅，后果可想而知。

此次出事的科蓝公司在某些方面做得其实比另一些同类中资民营企业要好一些，如他们的一线工人以当地人为主，2004和2006年也两次普遍加薪，但在另一些方面则似乎更遭反感，如他们的安全生产状况较差，管理层态度也更粗暴，据熟悉情况的当地朋友介绍，这一方面和这家公司是“土生中资”、本身实力并不强大，老板精打细算惯了，另一方面，老板许建学崇拜毛泽东思想，迷信“层级管理”、“军事化管理”，且常年在首都卢萨卡办公（据《经济学人》2006年10月第四期介绍，他在卢萨卡的办公室悬挂毛泽东像，并一直使用中国日历），这里距矿山有325公里之遥，在交通不便的赞比亚，这段距离足够让很多事变得不可收拾。

当然，问题并不仅限于如此简单的层面。

“矿带地区”和首都卢萨卡的矛盾由来已久，在当地人看来，“矿带”的资源是赞比亚经济的支柱，但开发这些资源的受益者，却是外国投资者和卢萨卡的官僚集团、工商业资本，当地人非但得不到应有的红利，反倒付出资源流失、原有生计被切断，以及就业机会菲薄等代价，正因为此，自“大罗得西亚”时代至今，“矿带地区”一直不屈不挠地和卢萨卡抗争，并顺带和外国矿主抗争，从英国人、加拿大人、南非人，到今天的中国人。

这种情绪、矛盾自选举时代到来后，迅速演变为政治策略的一部分。在“矿带地区”，赞比亚反对党爱国阵线（FP）势力根深蒂固，其领导人萨塔（Michael C. Sata）经常以矿工、矿难和“中国掠夺”为题材，打着“赞比亚是赞比亚人的赞比亚”旗号，向执政党多党民主运动（MMD）发难；而以卢萨卡等大城市为基地、代表赞比亚工商业和“城里人”利益的MMD，则往往打压“矿带地区”的工运，并竭力鼓励和维护中国资本在当地的投入和经营。

事实上在“矿带地区”，类似的暴力-枪击事件因治安瘫痪而并不罕见，即使此次出事的科蓝矿，也并非第一次，据当地朋友介绍，2006年7月就曾发生过一次罢工-枪击风波，据说造成几人伤亡，但警方调查不了了之，而破坏设备、打骂工人之类的劳资相互攻讦则几乎每个月都有。

然而并非每一次纠纷都会被放大。“矿带地区”的“中国纠纷”第一次大曝光是2006年7-9月，当时恰是萨塔挑战总统宝座的紧要关头；第二次则是2008年3月，谦比西工潮爆发的同一天，中国-赞比亚自由经济区协议签署，根据协议，谦比希地区将成为一个特别开发区，允许外国公司自由经营。耐人寻味的是，签字仪式在卢萨卡举办，但“自由经济区”却设在“矿带地区”的谦比西，这自然更容易刺激当地人敏感的神经。此次“枪击事件”短短两天就传遍全球，当地观察家立即再次联想到大选：2011年，曾喊出“和中国断交、和台湾建交”口号的萨塔将再度挑战总统宝座，而由于当选总统姆瓦纳瓦萨（Levy Patrick Mwanawasa）病死任上，继任者班达Rupiah Banda来自赞比亚的“政治荒地”东方省，根基浅薄，届时执政党可能出现内部纷争，已经屡败屡战的政坛老将萨塔，自不会放过这一良机。

三次“中国纠纷”，率先披露的都是路透社南非分社，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对中国资本大规模介入赞比亚矿山不满的，显然不仅仅是“矿带”的黑人。几次涉及科蓝公司的报道，这家公司都仿佛第一次被发现，而事实上该公司和许建学从2004年起就不断在英国媒体上亮相。

值得一提的是，包括科蓝在内，许多在赞比亚（其实远不止赞比亚）经营的中资企业，习惯于和官僚、和首都的权贵们打交道，遇到问题时则要么乞灵于金钱武器，要么希望通过“上层关系”摆平，一旦这些全都不灵，则常会手足无措，做出些莫名其妙的行为。这种做法即使在非洲各国首都，也常常引起当地社团、社区和经营者的不满，而在外省则常常是灾难性的：越依赖首都的权贵和公权力，就越与当地部族、社区和民众的利益格格不入，其结果，往往陷入“花钱买罪受”、“吃力不讨好”的误区，甚至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中央权贵”和“地方实力派”政治、经济博弈的棋子。

此次事件仍在演变中。10月18日，“赞比亚实时新闻”报道称，赞比亚警察总监卡彭代（inspector general of police Francis Kabonde）表示，“任何人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一旦查实责任系科蓝公司两名中国籍监工所有，将以谋杀罪起诉二人。然而这一报道并未得到其它媒体的证实。

自2006年大选后，中国官方对赞比亚的矿业经营变得格外谨慎小心，2008年的自由经济区方案，赞比亚政府本拟将谦比希单独对中资企业开放，而中方却主动提出对所有外资企业开放，当年工潮发生后，中方也表现出很大的灵活性；此次科蓝事件，中国官方媒体主动介入并直接报道，据赞比亚网站和英、法媒体报道称，中国使馆也对事件表示了歉意，一些中国媒体则刊出了呼吁保持中国-赞比亚传统友谊、强调遵守当地法律并严惩肇事者的文章。

从赞比亚官方的态度看，显然希望息事宁人，以免影响赞比亚经济利益，更不愿2006年的“萨塔旋风”再度刮起，动摇执政党选情，这从政府的谨慎态度，和赞比亚官方媒体至今的缄默，就可看出端倪。然而这种态度很容易被萨塔、反对党和工会解读为“包庇中国暴徒”、“和中国资本家狼狈为奸”，并在选举前再度掀起波澜。

然而这仅仅是问题的一方面。

即使在批评中国资本最激烈的BHRRC论坛，许多“矿带人”也表示，在谴责中国人和卢萨卡人的同时，“矿带人”也应该反省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态度，“我们曾让英国人滚开，让南非人滚开，现在又让中国人滚开，可是他们都滚开后，谁给这里商机和就业机会？”，一些人忧心忡忡地表示，如果中国人真的离去，这里将重蹈1988年-2000年的“10年空窗期”，而且，还会有谁敢来填补中国人的空缺？

赞比亚是个内陆国，在全场1860公里、连接赞比亚和坦桑尼亚港口的坦赞铁路被中国人修通之前，“矿带地区”和整个赞比亚的经济，只能承载在通往莫桑比克的脆弱公路，和通往南罗得西亚（津巴布韦）的铁路上；如今路况不佳的坦赞铁路自不必提，其它几条命脉也离不开中国资本：赞比亚铁路系统（Railway Systems of Zambia）的国内铁路网重建计划邀请中国企业投标，被寄托厚望的“第二条矿石出海通道”——拟议中的安哥拉本格拉（Benguela）-赞比亚铁路，唯一的投标者还是中国人。

在这种情况下，“排华”最终会被尽可能精确地限制在可控层面——足够获得政治资本，引发民众情绪和国际关注，又不至于真的把中国人（或干脆说中国钱）赶走，因为中国人、中国钱的存在固然令不少当地人头疼，真的消失，恐怕同样会令许多当地人烦恼。

然而如果中国公司及其经营者仍然如目前所表现的那样，始终弄不明白当地人想要什么，想说什么，始终不知道该怎样融入当地的经济生活，继续“以我为主”，和沉湎于与官方、上层和首都“传统友好关系”的现行处事风格，就可能继续成为当地部族、社区“排异”的对象，和当地政治斗争的替罪羊，要知道，财富与代价，感激与仇恨，天堂与地狱，往往只有一线之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