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生育率看上去似乎还好

 

国际间衡量一个国家人口“世代更替水平”的最重要参数，是“总和生育率”（TFR），即一名妇女一生中生育子女的总数。鉴于婴儿存在一定夭折率，在成长至成年前的漫长时间里也可能遭遇各种意外，因此一般认为，在工业化国家里，TFR值至少要达到2.1，才能达到正常人口新陈代谢、不至令人口总数随世代更替不断下降的最低标准。而倘是不发达国家，TFR值需要达到更高数值才能满足正常世代更替需要，因为这些国家的公共卫生水平远低于工业化国家，新生儿死亡率高，未成年人也可能遭遇更多不测。

最新（据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所编《世界概况》The World Factbook）全球平均总和生育率为2.40，考虑到这个数值是将全球包括工业化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总和计算，该TFR值只能说勉强满足全球人口世代更替的需求。

相对而言，除个别例外（如尚不是工业化国家的中国，因长期实行计划生育政策，TFR值数十年徘徊在比1稍高的位置上），工业化国家的TFR值总是远低于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合组织（OECD）绝大多数成员国，其TFR值都在1.45以下。

与之相比，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其生育率状况以TFR数值衡量，似乎“看上去还好”：最新（2019年）数据显示，美国TFR值为1.705，同年全美新生儿总数为374万人。

但这个“喜人成绩”其实并不能经得起太多推敲：不论TFR值或年度新生儿总出生数，2019年美国都创下历史新低。布鲁金斯大学数据则称，2020年美国生育率和结婚率分别降至35年和50年来最低点。

2020年的情况是否会扭转？不见得。

尽管2020年官方全面数据尚未公布，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汇编的、覆盖美国32个州的年度人口数据显示，该年度上述32个州新生儿总出生数，同比减少了95000人，折算成全国数据，相当于新生儿总出生数同比下降4%，其中佛罗里达州同比下降8%，俄亥俄州7%，亚利桑那州5%，加利福尼亚州10%，而夏威夷州则更大幅下降30%。

《新闻周刊》2021年3月21日一篇文章，引述南加州大学人口统计学家迈尔斯（Dowell Myers）的观点指出，美国“正发生一场人口危机，或如某些人所言，正埋下一枚巨大的人口定时炸弹”。

迈尔斯指出，上世纪80年代中期，“婴儿潮一代”尚年富力强，充当着美国就业和纳税人口的中坚，每位退休者的收入和福利，可以由多达5名适龄就业者来分摊，整个社会处于一种良性运转的状态。如今因为TFR值不断降低，人口老龄化趋势愈演愈烈，适龄劳动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比不断降低，这样一来，能够向社会福利和养老保险等计划提供所需税款的总“池子”迅速变浅，至2019年，平均每位退休者的收入、福利，不得不仅由2.2名适龄就业者来分担，这无疑令整个社会的负担变得越来越沉重，并严重拖累经济的发展。

美国出生率为何会出现下滑趋势？

美国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分析资料认为，二战前美国传统的白人家庭，“全职主妇”仍然是司空见惯的场景，女孩往往高中未毕业就早早谈婚论嫁，20岁上下的年轻妈妈比比皆是。她们在家里相夫教子，而相对稳定的家庭关系，则让三个、四个甚至更多子女的家庭，成为二战前“经典美国式家庭的样板”。

但这一切随着二战的到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二战让成千上万美国男子走上战场，作为劳动力的补充，千百万美国妇女走出家门，穿上工装，成为产业工人大军的主力。尝到“自由就业、成为社会主流”滋味的她们，当然不会在战后乖乖回归家庭主妇角色，而是开始更加充满自信和勇气地走上全职工作岗位，并追求更高的学历。

人口普查局资料显示，这种趋势在二战后的美国不断提速，21世纪则愈演愈烈。自2000年至2019年，年满25岁女性中拥有硕士学位者人数翻了一番，达2100万，而同龄女性中正在攻读博士学位者的人数，竟翻了一番还多。

女性观念的变化导致她们更愿意趁年轻去追求学历升职和职场成功，而不是急于谈婚论嫁，让家庭和子女成为自己未来人生和前途的拖累、羁绊。这种观念变化的直接结果，是美国女性平均第一胎生育年龄不断提高（2018年达到创纪录的26.9岁）。

2020年进行的、基于庞大调查基数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大龄不婚不育女性”中，3/5受访者给出的理由，是“希望在结婚或生育前达到一定学历、职称或收入水准”，如果无法如期实现这一目标，就宁可将婚育年龄推迟。

一些美国社会学家将美国生育率下降的原因，归咎于住房成本提高。

2014年发表在《公共经济学杂志》（PublicEconomics）上的一篇文章认为，房价每上涨10000美元，美国生育率就会下降2.4%，1953年，美国房屋价格中位数为18080美元，考虑通胀因素后，相当于今天的17.7万美元，而2020年全美房屋价格中位数已高达301000美元，许多适龄年轻人甚至连仅能栖身的两居室公寓都买不起，这让他们即便敢于同居和结婚，也不敢轻言生儿育女，更不用说像他们父辈、祖辈那样，生育一大家孩子了。

经济的不景气、收入预期的下降，也被认为对生育意愿构成负面影响。

一些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指出，尽管自奥巴马（Balack Obama）时代以来，美国官方经济、就业数据都“做”得不坏，却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贫富分化加剧、收入差距增大、绝大多数美国人收入预期越来越悲观的事实，出现了“数据失真”。韦尔斯利学院经济学教授莱文（Phil Levine）指出，自1929年“大萧条”时代的教训提醒我们，失业率每实质性增加一个百分点，人口出生率就会相应减少一个百分点，而自2007年至今，美国的生育率每年都在显著下降，“这至少表明对大多数美国人而言，日子过得并不像官方数据所显示的那样好”。

性教育的普及、科技的进步也意外地成了“生育率杀手”。

全美儿童医院青少年女性避孕服务计划（Young Women'sContraceptive Services Program at the Nationwide Children's Hospital.）工作人员伯兰（Elise Berlan）指出，近年来美国中小学加强了对青少年的性教育，于此同时偷尝禁果的青少年人数虽始终居高不下，但少男少女们懂得避孕和如何避孕者大幅增加，也能够更容易、更便宜地获得各种避孕用具。一些地方对人工流产限制的放松，则让不少尚未做好当“少女妈妈”准备的少女，可以更容易地自主堕胎，这一切的直接结果，是让美国传统“老大难问题”——未成年少女生育率，从2007年的千分之41.5，锐减至2018年的千分之17.4.

离婚率问题出人意料的并非美国生育率“大敌”：2019年美国家庭研究所（IFS）援引人口普查局美国社区调查数据显示，2018年美国离婚率为千分之14.9，低于1980年的千分之22.6和1970年的千分之15.0，仅高于1960年的千分之9.2。2019年，美国婚姻平均持续19.8年，比2019年增加了0.8年——然而，这一切却并未带来生育率的同步反弹。

2020年不期而至的新冠（COVID-19）疫情，让渴望美国人口出生率反弹者似乎捞到一棵救命稻草，他们幻想着各州所普遍采取的疫情应对措施，能让不安分的美国人乖乖呆在家里，粘在床上，从而不知不觉地催生出一个新的“疫情婴儿潮”来。

但现实却是“骨感”的，如前所述，已知数据和期待相反，2020年疫情期间，美国新生儿出生人数非但未反弹，相反却呈加速下滑趋势。

美国古特马赫研究所（Guttmacher Institute）的一项调查显示，34%的女性受访者表示，新冠疫情的到来让她们选择推迟或干脆放弃生育计划，而不是相反。

美国人口学家科尔尼（Melissa S. Kearney）和莱文（Phillip B. Levine）等指出，新冠疫情及其应对措施的出台，将导致美国婴儿总出生人数再度大幅下降至少30-50万人，原因则再简单不过：各种限行措施让年轻人少有机会相互接触、约会，这会减少他们婚育的机会；疫情导致的恐慌、裁员、经济和收入预期下降、未来不确定性，则让更多家庭在“添丁进口”方面变得越来越谨慎保守，“他们或许不排斥在‘禁足’期间多上床，却多半会更加小心，以免一不留神多一口人吃饭”。

古特马赫研究所研究员林德伯格（Laura Lindberg）则认为，即便疫情未来得以缓解，但“许多家庭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心有余悸，且社会与经济的不确定因素也会长期存在”，因此“生育率会在疫情限制措施完全解除之初有所反弹，但很可能只是昙花一现”。

 

加拿大 问题要严重得多

 

美国的近邻、地广人稀的加拿大，问题则要严峻得多。

加拿大联邦统计局（Statistics Canada）2020年9月29日发布的报告显示，2019年加拿大TFR值下降至历史最低的1.47,。

加拿大是从1959年开始进行TFR数值统计的，当年录得TFR值高达3.94，而历史最高纪录，则是1958年的3.882。但自1971年起，加拿大已有长达40年之久未能达到2.1的“人口自我新陈代谢”最低标尺。

报告显示，除了育空地区外，2019年全加拿大10个省、两个地区共新生活产婴儿372038人，其中男孩占比5.13%，女孩占比48.7%，这和近年来的比例相近。

妇女平均头胎生育年龄大幅上升的趋势，加拿大比美国显得更加严重：1959年第一次调查时，加拿大妇女平均头胎生育年龄为23.2岁，而2019年则已高达29.4岁，竟足足高出6岁有余，这个数据在整个OECD国家中也是相当偏高的。

过去60年间，加拿大生育妇女年龄分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59年时，加拿大最有生育意愿的育龄妇女年龄段，是20-24岁段，生育率高达千分之233.8，到了2019年，这一年龄段妇女生育率竟大幅下滑至千分之31.8。1959年，45%生头胎的母亲，处于20-24岁年龄段，而2019年处在这一年龄段的生头胎母亲比率则只有区区14%，30-34岁反倒成了生头胎母亲占比最高的年龄段。

加拿大专业人士普遍认为，劳动力市场的阴盛阳衰、女性社会角色的大幅改变，导致了加拿大生育率的步步走低。

《劳动力调查》杂志提供的数据显示，1950年，加拿大劳动力市场中，女性占比仅为区区22%，2019年则高达84%；1990年，加拿大也仅有14%的女性拥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而2019年这一比例已上升至40%，不到30年间已是原先的近三倍。

更让加拿大政府和人口学家感到不安的是，人口出生率下降的趋势还在延续，甚至可能有所提速，新冠疫情及应对措施也未能让这一趋势有所缓解。Macrotrends根据自制模型进行的模拟推测显示，2020年加拿大TFR值将同比下跌0.53%，而2021年则将同比再下跌0.60%。

数据显示，自2018年7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加拿大人口仍出现了高达387220人的净增长，这个数据应该说是相当令人鼓舞的——但仔细分析便看出其中端倪：在这些净增长人口中，多达301974人为新移民或返回定居的在外移民，真正通过生育增加的加拿大人口仅85246人。

也就是说，在上述时间段里，加拿大人口增加数中，移民占比竟高达78%——而这一趋势仍在持续：2019年7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期间，移民占加拿大新增人口比高达79%。

加拿大咨议局（The Conference Board ofCanada）在一份报告中指出，2020年上半年，移民在加拿大新增人口中占比已进一步升至82%，在未来短短10年内，加拿大“婴儿潮一代”中将有多达900万人进入退休年龄段，届时该国将不得不较现在更加依赖新移民的“输血”，以填补出生率继续下滑的空白，“移民在新增人口中占比将越来越接近100%的绝对值”。

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公共政策学院经济学家伯恩斯坦肯尼伯恩（RonKneebone）对此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谁还在为加拿大生孩子？

这位经济学家通过分析加拿大统计局2000-2017年间数据发现，除新不伦瑞克省外，加拿大所有省/区30岁以下育龄妇女的生育率都在下降，其中大部分省区15-19岁女性生育率在此期间下降约50%——但除了位于北极圈内的努纳武特地区外，每个省区35-39岁妇女的生育率都大幅上升，其中有些省区升幅竟高达60%以上。

对此肯尼伯恩认为，一些流行的人口学观点“在加拿大也许未必都是对的”，加拿大妇女并非真的不愿生育，而是另有隐情。

肯尼伯恩认为，15-19岁少女生育率大幅下降的原因和美国相似，即中小学性教育越来越普及，未成年人较前更容易获得并乐于、懂得如何使用避孕工具，其结果，就是尽管校园性行为仍然普遍，但“中招”且不得不生下孩子的女生却大幅减少了。

但20-30岁原本是公认最佳女性生育年龄，如今却反倒成了“生育低谷”，这就非常不同寻常。许多人口学家认为，这不仅仅因为当今加拿大这个年龄段女性更愿意在“黄金年龄段”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争取更高收入和职位，还因为一些非常现实的困难。

肯尼伯恩指出，加拿大当前20-29岁年龄段女性生育率和生育意愿最低的省份，是东部的安大略省和西部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尤其是安大略省的大多伦多地区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大温哥华地区，这两个地区恰也是全加拿大乃至全北美房价最高、“房屋可负担”水平最低的区域，房价甚至房屋租金高企，令初入职的年轻人难以负担，迫使他们要么继续保持单身或“丁克”生活状态，或抹下脸皮住在父母家中“啃老”，这显然对促进生育率毫无好处。

许多加拿大社会学家都表示，除魁北克省等极少数省份外，加拿大缺乏全日制、收费合理的托儿机构和体系，在绝大多数加拿大城市，年轻的双职工家庭要么牺牲其中一人的收入支付高昂的日托费用（即便如此在某些社区托儿机构还人满为患），要么只能牺牲其中一人的工作来照顾孩子，通常的结果，则只能是让年轻人对结婚、生育望而生畏，因为初入职的他们承担不起“为生儿育女牺牲发展机遇和时间”的巨大代价，索性“先事业后家庭”，多积累几年再说。等到年近四旬，事业和收入近乎定型，他们才会安下心来生孩子，并为孩子去做前面那道“两难选择题”。

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加拿大近年来双胞胎、三胞胎和多胞胎比例大幅增加，且越是高龄产妇，多胞胎比例越高。肯尼伯恩认为，这是因为高龄产妇普遍采用了辅助生育手段，而这些手段原本就会大幅增加多胎率。在他看来，这同样表明加拿大女性并非真的不想生，而只是“不敢在条件不具备时草率生育”，问题在于，当前社会适合生儿育女的“成熟条件”，往往只能在这些“未来妈妈”35-40岁之间才能具备。

 

有趣的林林总总

 

美国和加拿大的人口学家都会特别提到“育儿假问题”，但性质却完全不同。

美国是工业化国家中唯一未采用全民福利体系的，就联邦层面而言，并没有法定的带薪育儿假、甚至产假，当然，联邦雇员和一些福利待遇较好的公司，会为正式雇员提供长短不一的产假、育儿假，但“这是人情不是本分”，一些苛刻的雇主会要求雇员“要么别请假要么辞职”，还有些雇主会暗示“休假就别想拿到一分钱”，在更多用人单位，尽管台面上没有这些苛刻的限制，但倘若真休个一年半载（通常也就是6个月至18个月）的产假、育儿假，自己原来熟悉和擅长的工作、期待已久的升迁机会，就会被“替补”们取而代之，未来职场发展更容易一头撞在“玻璃天花板”上。

加拿大的情况则大相径庭。

在加拿大各省区，只要是全日制正式工，就都享有完整的社会福利和失业保险（EI），如果生孩子，可自动获得18个月的生育假/育儿假，期间收入通过EI按一定公式支付，雇主不得随意解雇。即便非全日制工作（如“自雇人士”），如果愿意按时按比例缴纳保险金，也同样可以享受生育假/育儿假和EI补贴。

但这样做的结果，导致一些育龄员工“要么不生、要么连着生”，如笔者曾经的银行客服经理，32岁嫁人后在短短4年中连生3胎，累计育儿假长达54个月（中间最长只复工两周），银行无法在此期间解雇她另雇别人，只能“白养着”，将她的工作分摊给其他正常上班的同事，弄得怨声载道。许多研究人员指出，由于这种现象十分普遍，加拿大许多用人单位对雇佣未婚未育女性，都变得越来越保守。

美国并没有全民医保，名噪一时的所谓“奥巴马医改”不仅一波三折，并未全面落实，而且这个“医保”对许多人而言，实质不过强摊的有偿医保，因此对于许多美国家庭而言，在医院生育的费用和负担仍然是不低的。不过“一分价钱一分货”，美国妇幼医院的护理条件是相当不错的。

加拿大是全民医保国家，妇女从妊娠起就可通过家庭医生，在妇幼专科医生处建档，接受定期免费的检查和产前指导，住院分娩也是完全免费的。

但加拿大这套医保体系效率低下，成本高昂，因此“内容”就未免显得有点名不副实：笔者的妻子在加拿大先后生育了两个儿子，所谓“定期妇科检查”，不过是例行公事般的量血压、听胎音、测心跳之类，第一次指定的专科医生远在市中心（我家住在郊区），往返开车需要近3小时，而检查过程从未超过3分钟。由于医疗资源不足，产妇直到最后一刻才会被允许入院，分娩后当天往往就被催着“赶紧出院”，笔者大儿子在温哥华妇幼医院出生，分娩当晚因宫缩连夜赶去，却被护士要求“先回家，等症状明显再来”，争执过程中太太已开始生产，没过多久孩子就呱呱坠地。孩子是凌晨出生的，当天下午我们就被要求“赶紧出院，给后来的产妇挪床位”了。笔者熟人中还有“先回家”途中出现阵痛，最后把孩子匆匆生在路边小旅馆里的。

美国和加拿大的中小学体系大抵相同，基本都是小学0-7年级，中学8-12年级（加拿大个别省略有不同），且下课时间也多数因所谓“快乐教育”，被早早限定为下午2点30分左右。北美公校通常没有所谓“校园”，下课后很快就会“清校”，学生必须离校，而许多州/省又规定“低龄学生不得独处独行”（年龄下限为12-14岁不等），这就让许多学生下课后既不能在学校呆着，又不能回家去。这种看似“减负”，实则给双职工家庭找别扭的学制，是“默认每家都有个全职家庭主妇”时代留下的陋规，如今时过境迁，却囿于“政治正确”和教师工会等利益团体的本位主义，迟迟得不到调整，家长们实际上只能有两个选择，即要么牺牲一个人的工作全职在家带娃，要么牺牲一大部分收入，将孩子放学至自己下班到家间的几小时空白，托付给良莠不齐的“课后班”——可想而知，无论哪种选择，都会“吓退”一大票潜在的爸爸妈妈，让他们在准备生儿育女前三思而后行。

美国的生育率是高度不平衡的：大城市低，小城镇和农村高；高学历和中产阶级低，“红脖子”（低收入白人）、非洲裔和拉美裔高。不仅如此，由于美国仍适用“属地国籍”，即只要出生在美国，哪怕父母都不是美国人也有权自动获得美国国籍，非法移民和“生育旅游者”在美国生儿育女的意愿特别旺盛，每年因此而诞生的“新美国人”也居高不下。

加拿大的情况则略有不同：原住民是该国平均生育率最高的社会群体，这是因为他们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生活方式简单，并享受一些特别的福利所致。尽管“人口增长靠移民”的现象，加拿大远比同样是移民国家的美国更突出，但加拿大移民生育率却高度不平衡，既有远低于平均生育率的东亚人移民社区，也有远高于平均生育率的南亚裔、索马里裔和海地裔等社区。

加美两国都是大陆华人新移民近几十年来增长最迅速的国家之一，这些移居北美的华人同胞，在生育观、生育习惯上也有一些有趣的共同点。

在本世纪初前后“落地”的华人夫妇中，许多人在国内已有一个成年的“独生子女”，移民北美、工作和生活稳定后，往往会选择再生一个孩子，如此一来，第二个子女的岁数往往会比第一个子女小很多，而父母的年龄则普遍偏大，许多弟弟妹妹甚至是被大十几岁的哥哥姐姐帮着带起来的。而2005年以后入境的大陆籍新移民，愿意生育的普遍都有3个孩子，笔者许多华人邻居、朋友在这个时间段入境的，几乎清一色三个，许多观察家认为，这体现了新一代大陆籍华裔移民构成的变化（主要是收入较高的经济类移民，且条件稳定后在生活方式相对简单的北美更愿意多生几个子女），也和华人更节俭、更善理财，对“养活孩子”更有自信不无关系（美加两国华裔移民自有住房比率都远高于收入相同的其它族裔）。

当然，异国他乡陌生环境的生存，终究是充满坎坷和变数的，不论美国、加拿大，大陆籍华裔移民的离婚率都是相当高的，这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当地华人社区的生育率，甚至影响到他们下一代的婚恋观和生育观。

 

要不要鼓励人口增长？

 

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公司（Morgan StanleyInvestment Management）的夏尔马（Ruchir Sharma）在其代表作《成功国家的十大规则》（The 10 Rules of Successful Nations）中指出，美国和加拿大未来适龄劳动力人口将以0.2%的“龟速”增长，这还是考虑到移民因素的前提下才会有的增长率。美国移民占比已高达18%，加拿大则更高达22%，如果进一步上升，可能导致其它社会问题的爆发，但劳动力基数和人口占比不断下降，又会导致人均国民收入降低、人均税负提高，这又会进一步压低生育率，形成恶性循环，并不断侵蚀整个社会。

而2006年3月欧盟委员会（EuropeanCommission）发布的一份研究成果则更加开宗明义：“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不建立在人口增长前提上的、可持久的经济增长”。

2012年，时任民主党籍美国总统奥巴马（Balack Obama）罔顾共和党人和美国社会上强烈异议，绕开美国国会，推出所谓“童年入境者暂缓遣返手续”（DACA）政策，以保护18岁以前被非法带入美国的外籍人士“暂缓遣返”，赋予许多庇护和便利，让他们有机会通过“非法移民大赦”或其它途径，最终“洗白”为美国公民。

这项后来遭到共和党和继任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强烈抵制的措施，被支持者力挺的最主要理由，除了“人人都有权追梦”的所谓“追梦人原则”之类“政治正确”，经济上的口实正是“补充人口和劳动力”。

在拜登（Joe Biden）带领民主党人重返白宫、民主党人乘胜“拨乱反正”，并于3月18日推动联邦众院通过旨在给予18岁以前被非法带入美国的外籍人士合法身份乃至最终给予美国国籍的《美国梦想与承诺法案》（American Dream and Promise Act，即所谓“追梦人法案”）之际，支持者表示，“追梦人”的“洗白”，可以为美国补充“宝贵的劳动力”，还有人指出，美国目前每年约有10万以上“追梦人”从高中毕业，但因为拿不到合法身份、补贴，以及随时可能被驱逐出境，他们中升入大学或专上学院的比例仅有5-10%，“令美国高科技企业很难吸引到所需的高素质人才”，也“难以填补国际生人数下滑的空白”。有支持者称，“追梦人法案”将令美国高中毕业率提升15%，高中入学率提升3%，更将令拉美裔美国人的大学入学率提高两位数（其中女性更高达22%）。

对此，推动“追梦人法案”在众院通过的民主党籍众议员罗巴尔-阿拉德（LucilleRoybal-Allard）称，此举“有助于帮助‘追梦人’摆脱恐惧，并继续为美国作出很多贡献”。

反对“追梦人法案”者则指出，“追梦人”绝大多数是从美墨边界偷越的拉美裔非法移民，“追梦人法案”一旦生效，无疑会刺激、鼓励更多意在“追梦”的拉美人扶老携幼铤而走险，不但加剧美墨边界的紧张局势，也为那些少不更事的未成年人无形中增加许多风险。

不仅如此，“国际生注册人数减少”，是特朗普时期美国联邦政府借题发挥排斥中国等国家生源、民主党内所谓“进步派”又借“平权”打压成绩更好的亚裔学生所造成，“优质毕业生短缺”则和优质入学者减少、美国就业市场吸引力相对下降等原因息息相关，而绝大多数“DACA国际生”并不属于这些“潜在学霸”范畴，支持者放在台面上的许多理由，实际上是似是而非的。更有人认为，如果将“给非法移民提供方便之门”视作“公平”，那么，这对广大合法移民是否公平？难道后者就不曾为美国“作出很多贡献”么？

不论民主党、共和党，主张通过提供“育儿补贴”直接刺激生育的比例都不高，这是因为共和党人普遍抵制加税，而没有税收的增加，“育儿补贴”自然也就成了无本之木，民主党的“进步派”则普遍支持各种以反对“传统核心家庭”为特点的社会运动——众所周知，“传统核心家庭”历来是人口增长最稳定的基石。

而在加拿大，联邦政府似乎同样对是否鼓励生育犹豫不决。

一些人口学家指出，女性婚育年龄的推迟未必是坏事，“我们如今可以较以往更多利用女性人口的技能，这未尝不有利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另一些学者认为，加拿大税收负担已经很沉重，增加生育补贴意味着进一步加大税负，而现实中，愿意为了补贴而增加生育的，却反倒是那些学历较低、纳税也较低的“福利一族”，长此以往，社会负担会越来越重，而社会效率反倒会不断降低。

更有人指出，女性“不婚不育”和许多现实顾虑，如中小学放学早、托儿资源不足等息息相关，而三级政府却不敢触及这些实质性问题，惟恐得罪利益群体，影响自身支持率和选情，在这种情况下，指望靠有限的刺激手段长期有效提振生育率，恐只能是缘木求鱼。

肯尼伯恩等一些人口学家则提醒人们，应注意加拿大适龄女性生育密集年龄段推后可能导致的“意外效应”，“因为大龄产妇普遍化，可能令一轮突如其来的婴儿潮在未来40、50或60年后出现，而整个经济和福利体系将因此措手不及，从而可能导致严重后果”，对此应未雨绸缪，有备无患。

而加拿大联邦政府层面则试图采取“节流”和“开源”的两手来缓解矛盾。

“节流”是主张“小社会低福利”的前执政党——联邦保守党所提倡的，在前任联邦总理哈珀（Stephen Harper）的推动下，加拿大大幅提高、乃至干脆取消了退休年限，其目的，一是尽可能减少劳动力基数下降幅度，二是尽量降低退休金福利负担。

“开源”则是现在的执政党——联邦自由党一贯理念。去年11月1日，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了号称“史上最宽松移民计划”——《2021-2023加拿大移民计划方案》（2021-2023 Immigration Levels Plan），根据该计划，2021年、2022年和2023年，加拿大将分别计划引进创纪录的401000、411000和421000名外国移民。

但和人口基数高达3.282亿的美国相比，幅员更辽阔的加拿大只有区区3759万人，在产业结构得不到大幅改善的情况下，一味引入大量“人地两生”的外籍移民，即便真有这么多人愿意来，他们又如何在僧多粥少的新环境里落地生根、开枝散叶？这些现实问题倘不考虑成熟，一味“注水”，届时很可能“按下葫芦浮起瓢”，人口忧虑未解，新的、更复杂更棘手的社会矛盾又应运而生。

直到1968年，北美人还在当时主流人口学家埃里希（Paul Ehrlich）所谓“人口炸弹”论（population bomb，指其认为人口将大幅增长导致社会不堪负荷）刺激下瑟瑟发抖，并痴迷于他及其追随者“不惜一切代价减少人口”的各种奇谈怪论，包括故意在自来水中添加避孕药这样的“绝招”。言犹在耳，北美人又开始为“人口陷阱”惴惴不安，并绞尽脑汁考虑各种“填坑”手段。

尽管“埃里希绝招”并未真正付诸实施，但几十年来汹涌澎湃的各种社会运动，千真万确地破坏了成千上万北美“传统式家庭”的基础，也行之有效地将北美生育率一路按低，且越是公认的“社会主流”、“纳税中坚”，其生育率和生育意愿就越低？

问题在于，如果这次我们又错了呢？北美乃至整个人类社会，还能否再有资本“容错”这么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