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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Facebook让澳大利亚“消失”五天

2月18日,互联网社交平台Facebook一举冻结了澳大利亚所有新闻来源在其新闻平台Facebook News上的发布、分享和推动,直至2月23日才告一段落。在这短短五天内,澳大利亚媒体的声音,仿佛一下从网络世界“消失”了。
 
 
这五天发生了什么
 
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RMIT)受托负责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新闻报道事实核查项目的学者斯科尔顿(Russell Skelton)指出,尽管从理论上而言,Facebook此举不应对澳大利亚新闻媒体的在线阅读,以及澳大利亚网民在线获取本国新闻来源构成大的影响,因为这些新闻媒体的网站和链接都仍然是有效的,Facebook鞭长莫及。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澳大利亚通过Facebook News来获取主要新闻来源的网民数多达1100人,而这个国家的总人口也不过约2500万。
 
不仅如此,此举还让澳大利亚新闻网站的海外访客大幅减少,网络流量分析公司Chartbeat数据显示,Facebook此举导致澳大利亚各大新闻网站海外流量日均减少了20%。
 
许多专家指出,Facebook的Facebook News和谷歌的Google News Showcase采用新闻集合抓取的模式,只要在相关页面上搜索新闻关键词,就能将相关新闻链接尽收眼底,一览无遗,的确非常方便。但一旦养成依赖型,当这样的居间平台瞬间“消失”,提供新闻的媒体也好,浏览新闻的网民也罢,都会在刹那间手足无措——他们都还在,却彼此看不见对方。
 
斯科尔顿指出,大多数浏览ABC热点新闻页面的澳大利亚网民是通过Facebook News和Google News Showcase上的分享链接,而非直接登录ABC主页,而ABC和默多克(Rupert Murdoch)的新闻集团(News Corp)等少数澳大利亚“头部媒体”还算是情况相对较好的,专门研究澳大利亚小型传媒生态的悉尼作家瑞安(Siobhan Ryan)指出,澳大利亚地方小报,其主页即便有上述平台“引流”也访问数寥寥,一旦被数字巨头“选择性遗忘”则只有死路一条,代表澳大利亚161家地方小报的澳大利亚乡村新闻社(Country Press Australia,)也提出类似不安。这还不算,曾几何时灿若星辰十分活跃的澳大利亚大学校园小报,如今也门可罗雀,苟延残喘——因为即便网络巨头的新闻分享平台正常运转,也往往对这些“小却有个性,且通常不受商业化影响”的校园小报“灯下黑”。
 
更要命的是,受影响的不仅仅是澳大利亚传媒及其在线阅读者。
 
有人通过数据分析工具CrowdTangle研究发现,2月18日Facebook“做动作”之前,网络上有关“澳大利亚新冠疫情”的热搜绝大多数来自官方媒体和权威网站,“可能存在误导成分”的热搜贴只有一两个,但因为Facebook的举措连带封杀了不少澳大利亚应急网站和公共服务网站的链接分享,“禁令”出台12小时后,“疫情热搜”大部分被来源可疑、标题惊悚,充斥着反疫苗、反疫情应对、甚至“疫情是谎言”之类内容的链接所填补(因为它们不算“新闻网页”,不在“禁令”封杀之列。
 
Facebook很难争辩“工具不客观”:CrowdTangle是Facebook附带的工具。
 
甚至一些看似和新闻媒体毫不相干的网站,如塔斯马尼亚岛的妇女保健网站,某个“洋葱新闻类”网站、某个天气预报平台及某个女性法律服务网站,其链接也都从的Facebook News上消失,让习惯于通过平台“找门”的绝大多数访客一时间“找不着北”。
 
在此举引发强烈不满后,2月19日Facebook低调恢复了被“误杀”的公共服务等非新闻类链接的分享;2月19日起,澳大利亚联邦财政部长弗莱登伯格(Josh Frydenberg)先后与Facebook全球事务及通讯副总裁、前英国副首相克莱格(Nick Clegg)及Facebook负责人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本人通话协商,2月22日,克莱格和扎克伯格先后表示“对会谈表示鼓舞”,称“澳大利亚新闻分享将在双方达成协议后若干日恢复”——实际上,仅隔一天,澳大利亚就在Facebook的“世界”恢复了存在。
 
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幕
 
近20年来,澳大利亚媒体一直对谷歌、Facebook的侵袭、挤压愤愤不平。澳大利亚联邦商务部曾发布一份声明,称2020年在澳大利亚网络媒体上每投放100澳元商业广告,就有81澳元流向谷歌和Facebook,而联邦财政部则称,澳大利亚互联网广告总收入占比,谷歌高达53%,Facebook高达23%,两者相加高达76%,说“三分天下有其二”,可谓半点也不夸张。
 
正因如此,2020年4月,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AustralianCompetition and Consumer Commission)着手起草《新闻媒体和数字化平台强制议价准则》(News Media Bargaining Code),要求互联网平台在使用澳大利亚“年营收在15万澳元以上新闻媒体”新闻链接时,应向新闻源付费,付费标准和方式原则上“相互协商”,如果协商不成,政府有权强制性介入仲裁。
 
应该说,这项“准则”在澳大利亚远非得到一致好评。不少观察家指出,此举只对默多克集团等少数“大鳄”有利,却可能导致嗷嗷待哺的中小媒体“死”得更快、更惨。但无论如何,有总比没有强。许多分析家都表示,数码巨头“疯狂吸金”、攘夺本土媒体收入来源,仅是问题的一部分,它们这样做的结果,是令大量传统媒体加速倒闭,传统媒体人纷纷改行,久而久之,已导致线上、线下新闻报道的专业性、可靠性和可读性每况愈下,并形成恶性循环,如不及时“点刹”,结果就是“新闻链”上每一环最终同归于尽。
 
鉴于此,有缺陷和争议的“准则”在立法进程中一路顺风:2020年12月,“准则”草案提交澳大利亚议会审议;2021年2月17日,澳大利亚下院表决通过“准则”,并定于22日提交上院讨论——Facebook的“澳大利亚消失”大招,正是在下院表决通过“准则”第二天抛出,其目的,一是“实力吓阻”,震慑澳大利亚上院和方方面面,使之不敢继续推动“准则”落地,二是“杀鸡儆猴”、“敲山震虎”,以免更多国家起而效尤,在全球各地“围剿”Facebook。
 
但“让澳大利亚消失”的举措,却引来了似乎令扎克伯格始料不及的强烈反应,迫使他不得不“紧急掉头”,而澳大利亚联邦政府、议会也“见好就收”:2月25日,包含4项修改(最主要内容,系在执行付费原则和强制介入仲裁间设置1个月缓冲期)的《新闻媒体和数字化平台强制议价准则》在澳大利亚联邦上院获得通过,其修改部分将重新在下院择期辩论表决,而未修改部分实际上已经通过。
 
“全球战争”
 
事实上,互联网巨头的垄断效应,早已引发全球性的不满和不安。
 
在欧洲,早在2014年,西班牙议会就寻求通过一项法律,要求谷歌就使用链接向新闻发布商付费;2019年,在法国推动下,欧盟责令谷歌与欧盟各国媒体就“链接分享付费”问题进行谈判(此前法国已单独作出这项决定);2020年12月上旬,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和48个州、哥伦比亚特区、关岛,联合对Facebook提出反托拉斯诉讼(antitrust lawsuits),FTC还单独提出诉讼,逼迫Facebook出售WhatsApp和Instagram;12月15日,欧盟成立的专门委员会向欧盟委员会递交了《数字服务法》(DigitalServices )和《数字市场法》(DigitalMarkets Acts)草案,力图进一步限制互联网巨头在欧盟的为所欲为。
 
除此之外,中国、日本,以及正忙于“脱欧”的英国,也拿出了各自版本针对互联网巨头的“紧箍咒”。
 
对这些“紧箍咒”,互联网巨头最初的反应是“硬顶”。
 
2014年,当西班牙成为全球第一个尝试立法逼迫谷歌“新闻付费”的国家之际,谷歌的应对是直接从Google News Showcase上删除了“西班牙”选项(从这个角度看,扎克伯格此次在澳大利亚不过有样学样),迫使西班牙方面不得不妥协让步。
 
2020年,谷歌又将在西班牙使用的招数对法国如法炮制,但这次踢上了铁板:法国监管部门非但不让步,而且下达行政命令,勒令谷歌“整改”,否则“后果自负”,结果是谷歌低调退却,无条件恢复了“法国选项”。
 
在得知澳大利亚方面将“有所动作”后,谷歌2020年8月发布了一封措辞强硬的致澳大利亚Youtube创作者公开信,随后谷歌驻澳大利亚董事总经理席尔瓦(Mel Silva),警告澳大利亚倘通过上述“旨在无理打压公平商业活动的规则”,谷歌“别无选择,只能停止为澳大利亚提供谷歌搜索服务”。
 
2021年1月底2月初,谷歌CEO兼董事长皮采(SundarPichai)和Facebook全球负责人扎克伯格亲自出马向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澳大利亚财长弗莱登伯格施压,并不惜发出“不妥协就一拍两散”的威胁。
 
Facebook驻澳大利亚董事总经理伊斯顿(William Easton)则在2021年2月17日称,澳大利亚的新法规“旨在逼迫我们为根本没用过的服务付费”、“从根本上误解了我们和新闻发行商之间的关系,迫使我们不得不面临要么遵守一项不合理法律、要么停止在澳服务的两难选择,我们可能将不得不选择后者”,他还辩称“Facebook的推介帮助澳大利亚传媒2020年获得约4.07亿澳元收入,而自己却所获甚微”。
 
不过Facebook的行动却似适得其反——正如密歇根州立大学传媒学专家帕塞克(JoshPasek)等所言,扎克伯格“搞砸了”:尽管Facebook在澳大利亚上院通过修改后法案后,仍然含蓄地试图显示“我们赢了”。
 
悉尼大学美国研究中心(University of Sydney’sUnited States Studies Centre.)研究员沃尔普(Bruce Wolpe)指出,扎克伯格显然认为澳大利亚市场有限、新闻源单弱,是合适的“杀鸡儆猴”方向,但他低估了全球对“互联网巨头平台垄断”的恐惧:这种超越国界的可怕力量,刚刚在2021年1月6日后的短短几天里,令当时还没卸任世界第一大国美国总统的特朗普(Donald Trump)近乎“社死”,曾几何时的“互联网话痨”竟然顷刻间成了“互联网哑巴”,这已令各国政府、传媒、专家和公众不寒而栗,而Facebook“让澳大利亚消失”的举措则再次提醒人们,如果不趁为时未晚抓紧行动,加强对这些有恃无恐、为所欲为互联网巨头的控制监管,它们同样可以让一个面积达769.2万平方公里的国家“社死”。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指责Facebook的做法是“霸权”,自己正与其它国家领导人接触,“不会被这种霸权吓倒”,西澳大利亚州长麦克高恩(Mark McGowan)则痛斥扎克伯格的表现“宛如某些独裁者”;英国议会媒体监督委员会主席奈特(Julian Knight)指斥Facebook“恃强凌弱”,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是“对全世界的挑衅”;德国BDZV新闻出版商协会发表声明,表示“现在是全球各国政府限制互联网平台市场扩张的时候了”;专门研究网络欺诈和虚假信息行为的网站First Draft表示,Facebook此举“会导致假新闻和阴谋论泛滥成灾,因为垄断和封杀足以让正统新闻来源无处存活”。
 
在加拿大,当地时间2月4日和5日,全加100多家新闻网站显示空白页,以抗议谷歌和Facebook不愿和澳大利亚传媒分享流量收入,甚至以退出市场相威胁的做法。加拿大联邦文化遗产部长吉尔博(Steven Guilbeault)在推特上表示,支持“合作伙伴澳大利亚的立场,以引入更加公平的数字框架”。当地时间2月18日,加拿大联邦议会在Facebook“封杀澳大利亚”后表示,加拿大将加速推进本国类似立法进程,以免重蹈澳大利亚被Facebook要挟的覆辙。
 
原本谷歌、Facebook在全球有恃无恐,除了倚仗庞大的商业和垄断实力外,美国政府的“护短”是重要因素。长期以来,美国政府一直以“保护本国企业利益”为由,向试图用“数码法”、“数码税”约束美国互联网巨头的国家、国际组织施压,前总统奥巴马(Balack Obama)、现任众院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等,都曾是互联网巨头的“老朋友”。但随着美国自身也强烈感受到互联网巨头一旦“发作”后的恐怖杀伤力,这种“护短”氛围开始悄然改变:参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已联署参议员克洛布查尔(Amy Klobuchar)所提交的《新闻竞争与保存法》草案,这项法案的内容几乎和澳大利亚的如出一辙——要求互联网平台向其引用链接的新闻源付费,并强制进行集体仲裁协商。
 
在Facebook发动“澳大利亚攻势”后,一直反对就谷歌、Facebook等垄断行为进行“反托拉斯”的佩洛西已悄然改口,表示“不再反对”。而更引人瞩目的是,2月19日,当被问及“如何评价Facebook在澳大利亚行为”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Ned Price)表示,尽管美国联邦政府“通常支持本国企业”,但此次“不会公开评论”。
 
谷歌的前倨后恭和微软的趁火打劫
 
耐人寻味的是,最初表现得比Facebook更强硬的谷歌,却在最后关头表现得“前倨后恭”:2月16日及此后数日,谷歌和默多克新闻集团等3家全国性传媒和澳大利亚西部7大大媒体达成了付费协议,实际上主动退出了在此问题上和澳大利亚政府的纠缠。
 
一些知情者和分析家认为,去年谷歌在法国“大棒政策”的挫败,和此前在英国游说的不顺,似乎让其决策圈开始头脑清醒下来,意识到“众怒难犯”,因此主动选择“小退半步”——既然“紧箍咒”不可避免,那至少要避免“公关危机爆炸”,及其势必导致的更多“仇恨感”,和更严厉的“紧箍咒”。
 
而一贯更加特立独行的扎克伯格则似选择了“欺软怕硬”:自2019年起,他就不断设法和美、英等“大市场”的传媒达成“分享付费”的私下协议,但对澳大利亚这样的中小市场则非但不退,更大有“堤内损失堤外补”的气魄。
 
然而如前所述,他低估了“公关危机爆炸”的杀伤力,低估了“天下苦秦久矣”之众怒一旦爆发后的能量,也低估了互联网时代全球联动的能量——极富讽刺意味的是,这个能量原本是包括他在内,互联网巨头推波助澜扩张的结果,也是他呼风唤雨“魔力”的根本来源。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诚然。
 
在“消杀特朗普”一役引发强烈震撼不过一个多月之际,再度用更惊世骇俗的手法炫耀“互联网霸权”的威力(以及危险性),这无论如何是鲁莽、甚至不妨说愚蠢的——正如沃尔普等所言,这是“极端的战术性错误,如果说能达到什么目的,那就是提醒各国‘必须更快通过更严厉的相关监管法案’”。
 
此前一直冷眼旁观的竞争对手们也开始出来趁火打劫:2月以来,微软已多次发表“支持对互联网巨头监管”的声明,仿佛忘了它自己也是、至少也曾经是“互联网巨头”。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关键数据研究副教授、《搜索引擎学会》SearchEngine Society一书作者哈拉瓦伊斯(AlexanderHalavais)在评论谷歌“退出”威胁时曾表示,谷歌搜索引擎消失会带来一些混乱,许多小型企业会突然从消费者眼前消失,因此陷入所谓“谷歌死刑”Google death penalty中。但这种做法对谷歌而言也会造成巨大伤害,搜索引擎竞争对手必应、百度、雅虎、DuckDuckGo会乘虚而入,古老的黄页会借机死灰复燃。很显然,这番评论同样适用于Facebook。
 
如果“战火”蔓延到美国本土,扎克伯格将不得不面对更大尴尬:他可以蔑视澳大利亚的1100万网络用户,但美国的网络用户多达2.23亿,是“脸书帝国”最重要的商业收入来源。
 
澳大利亚“被消失”的短短五天,或许是一次世界性剧变的序幕,此时此刻,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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