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外地人于大都市之外”此路不通

限制外地人购房、限制外地人落户、对外地人进入北京、上海实行“准入制”……在中国的大都市，外地人似乎动辄得咎：房价高企，是外地人来得多了，要限制；治安恶化，是外地人惹的祸，要“控制无序流动”；就业压力大，是外地人抢饭碗，要“准入”；路上堵车，是外地车跑来占路，要收“进城费”……这类提案、建议、方案，近年来屡屡被某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教授改头换面地抛出，已经到了见怪不怪的地步。

这些方案万变不离其宗，首先，把“都市病”归咎于外地人来得太多；其次，为这类“都市病”开出的药方，就是想方设法让外地人进不来、呆不住、住不长。

问题是，这种“拒外地人于大都市之外”的做法，非但于理不合，于利不当，而且说到底是此路不通的。

说它于理不合，是因为大都市之所以膨胀迅速，并出现诸多“都市病”，归根结底，是大都市自身因素所造成的。相对于中小城市和农村，大城市集中了更多的资源，从基础设施到教育、医疗资源，从就业机会到发展空间，而这一切，都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演进，通过资源的流动和集中，从中小城市和农村，聚拢到大都市身上的。可以说，大都市的繁荣和发展，是依靠中小城市和农村的输血完成的，其资源不应单纯属于大都市人自身。

相对于工业化国家，中国曾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直至今日，在这个全球最大的单一制国家里，“全国一盘棋”的资源调拨也是司空见惯的，不论北京、上海，都是这种统筹、计划的受益者，它的每一条宽阔街道，每一片豪华社区，都凝聚着全国民众的心血和财富。既然有取，便当有报，索取时强调“北京是全国的北京”、“上海是中国的上海”，回报时却要把外地人、“乡下人”远远撇开，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中国的都市病之所以特别严重，是因为大都市集中了过多的城市功能，既是行政中心，也是工业中心，更是商业、文教中心，功能既多，城市规模自然膨胀，各种问题也应运而生，这原本是有关部门自己的问题、责任，转嫁给外地人是毫无道理的。

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限制自由迁徙的国家，大城市户口也因此成了奇货可居的资源、商品，“指标”、“蓝印”被炒作、被买卖，被当做各种交易的筹码，各种弊端，不胜枚举，已久为人所诟病。曾几何时，大城市房地产陷入低谷，为了推销，许多大都市搞起“购房入户”，如今房地产火爆，城市拥挤，却又嫌弃外地人的钱和人，这样的逻辑，就和某些地方昔日阻挠“农转非”，如今又逼迫农民“并村”、“上楼”、“非农”一样，是只顾一己之私、不顾他人正当利益的自私行为。

说它于利不当，是因为大都市之所以繁荣，正因外地人的源源涌入。不论上海、北京或其他都市，其各行各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外地人的努力，外地精英的入学、落户，构成了城市发展的中坚；外地民工、服务人员的拾遗补缺，让城市功能更健全、社区更宜居，外地车辆的穿梭往来，为大都市运来各种必需品，运走产品和都市排泄物，替大都市完成新陈代谢和产业循环。在中美洲的玛雅，历史上曾有过繁荣的城邦文明，但各城邦的排外和自我封闭，导致城市活力的丧失，最终这些一度光辉灿烂的文明都市，甚至不等欧洲殖民者到来，就纷纷自行衰亡，个中教训，不可谓不沉痛。

都市病并非中国所独有，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存在。在一些国家，采用都市功能分离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如美国把政治中心放在华盛顿，金融中心放在纽约，而经济中心则分散在许多大中城市。非洲国家尼日利亚，鉴于原首都拉各斯功能太多、人口膨胀过快，将政治中心迁徙到内地小城阿布贾。许多外地人之所以愿意涌向大城市，无非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更好的教育、居住、医疗等资源，如果能将这些资源更好地分配发散出去，外地人也不会真的“宁要大城市一张床，不要小城市一套房”的。这些问题虽然早有人想到看到，但长期以来务虚多、务实少，又怎能怪外地人“赖着不走”？

在另一些国家，对超级都市的发展采取加强管理、扬长避短的方法，如法国，巴黎就是不折不扣的超级都市，每4个法国人就有一个在巴黎，全国政治、经济、文教资源大多集中于此，这样做固然会产生许多都市病，却也有利于资源、人才的集中，如果管理有序，规划得当，同样可以发挥独特的优势。城市规模、人口并不比北京、上海逊色的巴黎，在交通、教育、医疗、居住等方面，比北京、上海“宜居”得多，对外省人的接纳、包容也更加慷慨，与之相比，中国大都市的差距何在，不是一望而知的么？

说它此路不通，道理就更简单：大都市之所以成为大都市，外地人之所以源源涌入，是前述各种因素综合造成的，外地人进京只是“果”而不是“因”，不从“因”上着手，一味在“果”上着力，正所谓本末倒置，又如何能奏效？

“拒外地人于大都市之外”的思路要不得，解决“都市病”，必须从城市功能分散，从都市管理等方面入手，而不能将外地人当做替罪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