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将提携变横刀

2001年于我而言，似乎是个很关键的转折点：在这之前的几年，工作、生活上都遭逢了几次不小的变故，让当时年逾三旬、似乎已该开始销磨些锐气的我，产生了再作冯妇、捡起搁下已久的法语老本行，再去非洲闯荡一番的念头。

说来也巧，当时浙江一家大型建筑公司刊出广告，要招聘赴北非阿尔及利亚建筑工地的法语翻译若干，饥不择食的我顾不得挑挑拣拣，当天便买了张火车票，从上海赶到面试地点杭州，面试完毕便得到明确通知：取了，赶紧办护照、“黄皮书”、签证，等着外派。

没想到万事俱备后一等就是大半年，直到第二年开春，才接到个浙江口音的电话——3天后有车接，一起去机场，“你和范总一起走”。

3天后果然来了部挂着浙江牌照的“七人座”，车上除了司机，是四只箱子和两个浙江口音很浓重的男人，一个五十岁左右年纪，穿一身搭配不协调的名牌，戴着块金光灿灿的大号劳力士表，自报家门，正是此番带队的“范总”，另一个比他年长六、七岁，套着身不合时宜的旧式蓝色军便装，也姓范，是范总的远房族叔。

那天父母恰好在我家，一直送下楼来，后来父亲写信告诉我“那个范总不上路，眼神口气很傲慢，不好相处”，收到那封信时我已有了和父亲相似的看法，但彼时正沉浸在“非洲，我终于又回来了”的兴奋中，竟丝毫没有感觉。当年毕竟年轻。

上海到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并没有直达航班，我们是搭乘土耳其航空公司的飞机，先从上海飞北京，然后带上全部手提行李下飞机，在北京办理出关手续，再飞往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中转（也要自己办比较麻烦的中转手续，和当时在诸如巴黎等机场只要“空手”换乘另一架飞机不同，这才是麻烦所在），最后再飞阿尔及尔。

“你是翻译，外语熟，都交给你了。”

范总理直气壮这般说，然后便一概不管。面对初次见面的顶头上司，我当然不便解释，自己是翻译，却并非英文、更非土耳其语翻译。好在一切都挺顺利。

没多久，便发现这位范总是个性格很奇特的人。

他是泥水匠出身，因为和浙江某个建筑集团大老板是同学、远亲兼死党，短短几年间就从一个小本经营的石材店老板，一跃成为大型上市集团副总，但当上副总后却一直没做上“一镇诸侯”，心里颇有些急于事功的焦急。此番去阿尔及利亚，是受命成立一个办事处，整顿已被弄成进退两难烂摊子的两个承建项目，“想办法把公司的钱弄回来”。原先应聘时，两个项目刚上马，我是作为项目翻译之一被招聘的，如今却在上飞机前都不知情情况下，成了新办事处唯一的一个事务翻译。

航班还没出国境，范总已一五一十将前面那些门道，跟我这个刚认识几小时的部下说了个底儿透，这还不算，他居然把抵达后打算如何“收拾”无能的项目部、不听指挥的两个工地，也原原本本跟我交代了一番，这在我看来，似乎是很有些冒失的。

但这位“冒失总裁”又有另一面：他性格很多疑，你随口一句话，他都会立即追问“你什么意思”，而且从不轻易相信你的回答，会一直追问下去。

对于此我也没太往心里去：毕竟自己只是个翻译，是个不该有独立思想、见解的工具，干好自己的活也就是了。

应该说，在阿尔及利亚，我的活还是干得不错的。

下飞机后才半小时就赶上阿尔及利亚住房部紧急召开标书修改讨论会，项目部所有翻译都不在，我这个两眼一抹黑的“新翻译”只好一跺脚顶上；刚散会，某工地又“出状况”，我又只好跳上车“跟进”。

或许是这“当头炮”算打得比较响吧，范总对我似乎很欣赏，到哪都喜欢让我跟着。不过他雄心虽大，却似有些懒惰，加上新成立的办事处是“务虚”的，自己并没有直属业务，因此大多数时间他都和族叔老范躲在宿舍里下棋、吸烟、聊天，我和办事处另一位仅有的职员——工程师出身的浙江人“武工”，则经常被打发到项目部或两个工地去。

我发现范总这么安排，其实是动了一番心思的：他并不安于当“钦差”和“监军”，想抓实体，可他和办事处都是“空降”的，项目人家已干了一年，有现成的完整班子且和他不属一个体系，虽然亏损累累却也不肯放手，他只有设法让“自己人”安插到原先班子里去，才有望玩一出“鸠占鹊巢”的好戏。

武工是工程师，业务上懂行，他总是有意无意让他掺和标书、图纸、工程、核价这方面的事；我是翻译，自然每个需要对外打交道的场合，不管笔头的、口头的，都会成为他安插的范畴。

我渐渐发现，这是件很为难的差事。

原来这两个项目是另一个更大、更有“背景”的半官方公司接的，并高价卖给了我所属浙江公司的江苏分公司，实际负责两个工地的项目部，其实是“搞砸”的江苏分公司留下的班底，而两个工地却是分别由江苏两家小建筑公司“全包”的，范总的办事处上有“婆婆”（那家半官方公司，因为当时民营公司不能独立承接海外官方项目），下有“诸侯”，甚至“诸侯”下面还有“陪臣”，地位相当尴尬。偏范总又是个雄心勃勃且喜欢弄权的人，热衷于让“婆婆”、“诸侯”、“陪臣”们相互牵制，我的大部分精力和时间，自也不能不被消耗在这些既无聊、也不招人喜欢的差事上。

他照例很多疑，“你什么意思”是隔三差五必然蹦出口的一句口头禅，对“婆婆”、“诸侯”、“陪臣”，对向他表忠心、送密报的各路人马，他一概抱不信任态度；但他又会不时做一些让你觉得他很相信你的事，比如让你帮他办一件“只有我们俩知道”的小事。有一次他神秘地把项目部最得力的材料员叫到锅炉房，在那间人迹罕至、却栖息着十几只野猫的小黑屋密谈了好久，却不过让对方帮买一瓶当地红酒（阿尔及利亚红酒很出名，但当地人却因宗教习惯很少饮用，所以酒厂地址不容易问到）——这件“千万不要让第三个人知道”的事，当晚全办事处的另外三人（我、武工、老范）就都知道了，照范总自己的说法“让那小子给我花钱，还觉得我是拿他当了自己人”。

对当地雇员、社区邻居之类他颇有一套办法：宰羊节会照当地风俗给本地雇员分羊、散红包，斋月期间他会尽量自己开车，让当地司机坐在副驾位子上当向导。有一次，一个当地司机出车到深夜11点，随口说了句“今天是我生日”，他得知后立即亲自开车，带司机到几十公里外的市中心，享受了一顿丰盛晚餐，把几个当地司机感动得热泪盈眶，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抱怨过加班（这本来是家常便饭）——事实上那位司机是所有5个当地司机中，他最不喜欢的一个。

因为风俗、习惯、信仰等问题，项目部的人和当地邻居相处并不愉快，他看在眼里不动声色，等斋月一到，就从工地上找了几十个民工，运来整车沙土，把社区里几条坑洼不平、一下雨便泥泞积水的道路修得平整漂亮，这下不但左邻右舍态度顿时改观，甚至当地的区议员还专程登门致谢。

他很喜欢“办外交”，不躲懒的时候经常去各处拜访：当地政府部委、中国大使馆、各“关系户”，丝毫不掩饰想“做大”——把“务虚”的办事处发展为可以甩开“婆婆”、“诸侯”，自己放手大干项目的实体的雄心壮志。在“办外交”过程中，他渐渐发现我“管用”，“你怎么看”的问题，也越来越频繁出现在和我对话中。

问题在于，我是翻译，翻译是只能听、说，不能“看”的，不能参与谋划，是做我们这行的本份。更何况，当时那里的情况是那样的复杂。

我把这想法告诉他，他勃然大怒，用粗口骂了我一番，然后用浙江方言嘱咐武工代拟了一份报告，传真回浙江，第二天一纸任命书传真而至，我的身份从“翻译”，摇身变成“首席翻译兼秘书”，他得意道：“这下你不能躲懒了吧”。

要说当时的格局实在有趣：“婆婆”是北京背景，在当地办事处的领导、职员大多是北京人，“工作语言”是普通话；“诸侯”里管理人员都是南京的，工程人员却都是南通的，“工作语言”则分别是上述两种方言；“陪臣”则分别来自南通和连云港的两个属县，“工作语言”自然又各搞一套。

那么范总的办事处呢？

只有四个人的办事处其实有两种“工作语言”：属于全体四人的普通话，以及属于除我之外另三人的某浙南方言。

很久很久以后，在杭州街头偶遇已自立门户的武工，蒙他告知，范总对这个“一国两制”的天才构思颇自鸣得意，用他自己的话，就是“让那外乡人以为我把他当自己人”。坦白说，他有点过于高抬自己了——这套路半点也不新鲜，我之所以不点破，不过因为他是我上司。

看出他门道的当然大有其人：“婆婆”、“诸侯”和“陪臣”们，也心照不宣地玩起了“太极拳”，我们这几个中间跑腿的“衙役”，自然成了最辛苦、最吃力不讨好的一批。

武工他们几个对此显然已见怪不怪，且被范总“等我事成你们就是黄埔一期”的期货所吸引，颇有些越战越勇的气魄。

但我却开始有些嘀咕了：既无语言障碍又经手所有内部文件和外部往来公函的我，很快就作出任何拥有同样信息资源者都不难作出的判断——范总“成不了事”，因为他的一套，是浙南某个“江湖”驾轻就熟的一套，但这里是阿尔及尔，而且，他没有足够的本钱。

就在这年年底，浙江总部派来个“慰问团”，慰问后别人打道回府，一个看上去不过20出头、真实年龄却已近不惑的“于会计”却不动声色地留下，每天闲来无事，便和大家聊聊天，等别人出外勤，他便关起门来翻账本。

或许是因为有两个共同的挚友吧，我们很快便熟识起来，有一天，见四下没人，他有意无意地摊开一本账簿，让我“偶然”看到，自己在范总提名的加薪名单中加薪幅度是最低的——尽管新升的职位看上去是最高的。

我知道，该想办法脱身了。

可谈何容易？如果自己在合同有效期内主动辞职，年薪的50%都会被罚掉，而当时我的合同还剩两年多。

唯一的办法，只能让自己“被辞职”了——而且还得是范总的过错。

或许对“于会计”的使命心中有数，范总那些天颇有些暴躁，开会、做事也显得很心急，有时候晚餐喝点老酒，还会发一通莫名其妙的脾气。我看在眼里，便留了个心眼，在此后几天每逢开会，对范总的提议总是摆出一副咬文嚼字、公事公办的姿态，说的当然没啥错，但足够把范总噎得很不舒服。

我的本意，是让他觉得我“不好使唤”，主动提出请我走人，没想到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

某天清晨例会，在讨论一个程序问题时我照例“公事公办”地撮火，范总用浙江方言低声骂了几句，忽地一跃而起，抄起一把菜刀向我劈面扔来。办公室例会是在厨房兼食堂开的，菜刀原本就放在离他几米远的台子上。

我边上一位工程师反应神速，举起个绘图板一挡，菜刀“铛啷啷”掉在桌面上，铿然有声，大伙先是吓呆了，待反应过来便各忙各的，有的劝他，有的劝我。

我也缓过神来，随手抓过纸笔，写了份“因担心人身安全请求提前解约回国”的辞职信，托武工传真回浙江总部，当天便照准了。

离开的前一天，他不声不响拿了一瓶酒，两碟菜，拉我对饮，席间只扯些不相干的闲话，不再提那些不愉快的往事。

待吃光喝尽，我起身告辞，想起彼此叵测的前程，不免多了句嘴：

“范总，我走了，你保重。”

范总把半截香烟在桌面上一掐，瞪起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

“你什么意思？”

很多年后得知，范总最后的希望被阿尔及利亚一场大地震化为泡影，只得黯然回国。但回国后他却混得相当不错，或许，他本应属于自己所熟悉的那圈“江湖”，而不是山遥水远的阿尔及利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