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被誉为“全球对难民最友善国家之一”，更被许多人视作民间最热心慈善、普通人最乐善好施的国家，9月2日被淹死并陈尸于土耳其伯顿海滩、年仅3岁的叙利亚小难民艾兰.库尔迪（Aylan Kurdi）照片顷刻间传遍全世界，并引发山呼海啸般冲击波，加拿大这个“难民天堂”自然不可能例外——何况追根溯源，艾兰的死，加拿大也真的脱不开干系。

被G5拒之门外 上小船曲线求援

艾兰.库尔迪一家是叙利亚库尔德人，原本居住在叙利亚库尔德城镇——阿勒颇省艾因阿拉伯市。叙利亚内战爆发后，艾因阿拉伯作成为ISIS和叙利亚库尔德武装间反复争夺的要地，城市控制权多次易手，大批无辜平民受到殃及，原本是小康之家的库尔迪家族也不得不背井离乡，逃到邻国土耳其境内避难。

作为叙利亚库尔德人，他们在土耳其庇护地的难民生涯并不那么安全和愉快，因此和成千上万出身中产阶级或以上的叙利亚难民一样，他们仅仅将土耳其的难民营当作一个中转站，心目中理想的庇护目的地是发达、安定的工业化国家，具体到库尔迪一家，则正是“难民天堂”加拿大。在他们看来，家族里有一位合法移民加拿大已逾20载、在温哥华当美发师、收入稳定的直系亲属、艾兰的亲姑姑蒂玛（Teema），想去加拿大应该并非仅仅是空想。

然而事实并非那么简单。

加拿大对难民的“宽”其实是“半宽半严”：对已进入加拿大境内的难民庇护申请者，加拿大是宽容的，评估通过率很高，即便被拒也会有漫长的法律程序和一次又一次翻盘的机会，不但评估通过后会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即便等待评估期间也能享受连本国公民都羡慕的优厚福利；但对于尚在境外就提出申请的难民，加拿大却比大多数其它工业化国家苛刻的多，提出了所谓G5原则，即每一名庇护申请者至少需要5名加拿大公民/持枫叶卡的永久居民提供担保，并承诺为该申请人提供“情感和财政支持”。蒂玛使劲浑身解数，也未能凑齐1名堂兄弟所需的“G5”，而库尔迪一家的愿景，却是全家十几口人在加拿大“大团营”，很显然，理想和现实间，存在巨大的鸿沟。

今年6月，唯一的担保申请也被驳回，他们没有护照，而土耳其当局也拒绝给他们提供出境签证，这让他们无法被联合国正式承认为难民，也无法循任何合法渠道前往心目中的最终目的地加拿大，这下库尔迪一家只能转而求助于蛇头，加入“地中海难民”的大军进行偷渡。相对于大多数“地中海难民”的漫漫征途，他们的旅途看上去似乎安全得多：从土耳其安纳托利亚海岸出发，漂流区区4公里就抵达希腊在爱琴海上的小岛科斯，进入那里就算进入了欧盟，然后再设法辗转进入加拿大，以“入境难民庇护申请者”的身份去圆自己的梦。即便实在不成，已经进入欧盟的难民，命运也会远比在土耳其好得多。

但偏偏这段看似风平浪静的4公里航程发生了悲剧：船翻了，库尔迪一家的13名成员（包括艾兰及他的妈妈雷罕Rehan、哥哥居力浦Gulip）葬身鱼腹，只有父亲阿卜杜拉（Abdullah Kurdi）等少数人幸免于难。

事后接受媒体采访的阿卜杜拉和蒂玛对逝去亲属的偷渡动机闪烁其词，甚至“去法国看牙”之类遁词也一度脱口而出，鉴于他们的处境和心情，这不难理解——但理解并不意味着全盘相信。

眼泪并民意齐飞 选情共苍天一色

艾兰的惨死、尤其这一惨死还多少与加拿大有关，让一向感情丰富的本地社会一下为之动容。

据民调公司Mainstreet Research电话民调显示，48%受访者认为政府应接收更多叙利亚难民来加拿大定居，并相信政府在这方面做得不够，持相反观点的仅占38%；48%受访者认为加拿大可接纳3万叙利亚难民，13%认为2-3万，11%认为1-2万，认为只能接纳1万人以下的仅占13%。按省份计，最不满意联邦政府在此问题上表现的是魁省（不满意率53%，其次是安省和大西洋各省（都是49%）；就党派而言，26%受访者认为联邦新民主党将最有能力应对叙利亚难民问题，24%认为是联邦自由党，只有21%认为是执政的联邦保守党。

而根据另一家民调机构Angus Reid Institute的民调，认为加拿大在叙利亚难民问题上应做得更多者比例高达70%，认为应派遣军队或医护人员协助难民者高达76%，认为本国个人、教会或民间组织应提供更多G5担保者占63%，认为政府应接纳更多难民者占54%，认为应多提供经济援助的占44%，认为什么都不用做更多的，则仅占23%。

由于联邦立法选举10月19日投票，此刻正是选战方酣之际，各大政党及其党领自不会放过这个“劫材”。

被认为“本届是最有希望冲击首次执政机会”的联邦新民主党表现得最积极、最慷慨，他们提出了所谓“加速计划”，在2019年底以前接纳政府资助难民4.6万，平均每年9000，今年年底前额外接受1万，并提出了相应的拨款建议（今年7400万元，以后每年6380万元），党领唐民凯（Thomas Mulcair）表示，如果哈珀政府不愿这么做，新民主党一旦在大选中获得组阁权将推动“加速计划”——很显然，潜台词就是“选我们，只有我们对叙利亚难民最热情”。当然，新民主党还不忘借机抨击联邦保守党的叙利亚政策，指责哈珀追随美国参与对ISIS空袭“加剧了悲剧的发生”。

联邦自由党党领小杜鲁多（Justin Trudeau）也不甘人后，他一方面向执政党和哈珀政府施压，称“当务之急是政府领导人挺身而出，公开表明我们可以接纳成千上万的叙利亚难民”，另一方面提出自己一旦当选将如何表现得更慷慨、更宽容。不过相对于联邦新民主党，他们的慷慨似乎有节制得多：明年1月1日前增收2.5万，并在本财年增拨1亿元，用于为难民甄别提速，另拨1亿元用于联合国难民援助。

作为执政党和G5原则的责任方，政府和联邦保守党显得“稳”得多，至今并未拿出更诱人的增加接受方案或时间表，联邦移民部仅承诺在未来3年内分批接收共计1万名叙利亚难民，哈珀甚至反指反对党的立场“极端错误”，并为政府当前的叙利亚问题立场辩护，认为消灭ISIS才是“治本之策”。

但外界的压力还在持续增大。

在加拿大社会十分活跃的难民组织首先站出来发难，“叙利亚生命线”（LS）负责人奥米德瓦尔（Ratna Omidvar）9月6日呼吁政府遵循加拿大既往传统，采取更多实质性措施帮助叙利亚难民，一些组织更在多个城市举行了声援集会、游行。

一些有影响的政治人物也加入施压行列。如前联邦自由党党领、现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叶礼庭（Michael Ignatieff,）9月6日在《纽约时报》撰文指出，美国和加拿大不能把叙利亚难民问题仅仅认为是欧洲的事，美国武装了叙利亚反对派，轰炸了ISIS，这些都直接或间接与叙利亚难民潮有关，因此美国和加拿大有责任接纳更多叙利亚难民，他提出美国和加拿大应至少各接纳2.5万叙利亚难民。

部分省份更直接开始行动：唯一有权单独决定本省难民安置额度的魁省，移民厅长韦尔（Kathleen Weil.）宣布将在今年内接纳3650、而非计划中的1200名叙利亚难民，卑诗省长简蕙芝（Christy Clark）则在8日表示，将拨款100万元协助本省叙利亚难民的安置工作。

距离催生更多同情 眼泪能否战胜时间

然而正如在其它一些国家一样，加拿大舆情民意对叙利亚难民同情的大爆发，很大程度上是源于“9.2催泪弹”的轰动效应，而舆情、选情和“政治正确”被“催泪弹”所牵动，则让这种轰动效应在瞬间被放大。

但“9.2催泪弹”的效应注定是短暂的，而“地中海难民”的短期根源即“阿拉伯之春”所造成的中东乱局却方兴未艾，滞留在动乱国家周边各国的数百万难民，则正跃跃欲试、摩拳擦掌地等待着奔赴包括加拿大在内欧美“乐土”的机会，就更不用说“地中海难民”的长期根源——中近东、尤其非洲某些国家的长期社会动荡或贫困了。一旦“催泪效应”不再，而“长期效应”重新抬头，成为加拿大等国公众更大的远虑和近忧，情况又会如何？

从民调内容看，许多同情心并非基于对中东、对叙利亚及难民状况的了解，相反，是基于不了解。

比如许多主张“派兵”的受访者，以及信心满满提出3万、2万、1万等接纳上限的加拿大人，显然并不了解一组数据：联合国难民署（UNHCR）的不完全统计显示，4年来叙利亚外逃难民总数其中土耳其190万，黎巴嫩110万，约旦62.9万，伊拉克25万，埃及13.2万，此外北非其他国家还有2.4万，预计到年底这些人的总数将达到427万，也就是说，这些难民实际上都已逃离战乱，栖身在暂时相对安全的叙利亚邻国、而非叙利亚本身，他们“二次逃亡”所想逃脱的，毋宁说更多是贫困、无保障，或在他们看来“不公平的待遇”，而各国的“消化力”呢？2014年按人均对叙利亚难民最慷慨的国家是瑞典，960万人口的国家接纳了4万叙利亚难民，平均每10万人416名，绝对接纳数量最多的则是德国，去年接纳叙利亚难民4.7万，每百万居民接纳59名，日前默克尔宣布将分4次接纳包括叙利亚在内各国难民80万人，但她同时表示仅仅让德国背这么沉重的包袱“不公平”、“无法长期坚持”——与之相比，即便最慷慨的唐民凯方案，也充其量算是聊胜于无的杯水车薪，至于民间的各色提议虽然爱心满满，但更像是隔靴搔痒。

如今为叙利亚难民热泪盈眶的人们不应忘记，哈珀政府上台之初黎巴嫩突发战乱，许多黎巴嫩难民（包括已获得加拿大公民身份的黎巴嫩人）抱怨“联邦政府见死不救”之初，民意同样汹涌而至，迫使正在欧洲访问的哈珀不得不让专机“放空”，绕路搭载难民。但随后加拿大人发现许多“假难民”厕身其中，持加拿大护照却从不在加拿大生活者更达到天文数字，舆情民意登时反转，如今联邦政府、执政党在移民和入籍问题上步步收紧，在某种程度上也于此不无关系，事实上就在“9.2催泪弹”炸响之前，许多公众仍然对对“假难民”充斥及难民大量挤占本国公民社会福利不满。要知道“催泪弹效应”终究只能持续短暂时间，但大量难民、尤其成分和情况复杂的中东难民持续涌入所可能产生的一系列负面问题和现实矛盾（就业压力、治安问题、社会矛盾、族际冲突、暴恐隐患……）却是长久的，一旦公众对后者的感触再度超过对前者的，“政治正确”会否也随之摇摆？

不仅如此，中东难民、移民微妙而复杂的构成，已在许多国家催生和加剧了一系列突发性事件，如法国“查理周刊事件”、英国伦敦“托特纳姆骚乱”，以及澳大利亚悉尼人质事件等，加拿大唯一陆上邻国——美国因惟恐这类“祸水”引入，不仅对中东难民的接纳始终不冷不热，更动辄迁怒于加拿大，指责加拿大“管理松懈”，让许多“危险因素”取道迂回进入美国，一旦这类突发性事件在加拿大发生，舆情、选情、民调结果，又会向怎样的方向流动？

此刻眼泪还在飞，但当公众和难民间的距离缩短，当瞬间被悲情激发的情感不得不让位给日常现实中利益的碰撞，眼泪又能否战胜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