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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吏津前知问谁

 

本文的传主常翻译,是这组文章中第一个让我产生过当面问一问“你是谁”的人。

上世纪90年代末似乎是个人心思动的年代,许多人在寻找着改变生活、命运和机遇的机会,我也并不例外,在短短几年间跳过几次槽,变换过多个完全不同的行当,自己也做过生意,但成果都不甚理想。

不记得具体是哪一年了,有个法国驻华代表处招聘助理,我觉得自己条件合适,便随手递了份简历,进了面试阶段。当时坐在一间接待室等面试的有好几位,排在我前面的是个身材粗壮敦实、留着板寸的男子,看岁数比我略大,自称叫“常怀质”,福建晋江人,在某个当时很火的国内品牌手机公司当法语翻译,法语是天津外院学的。此人很喜欢介入一众陌生应聘者的攀谈,且酷爱主动更换话题,但一旦话题当真转换,他却很快便沉默寡言,直到想起另一个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才会试着再插嘴切换。这次面试结果很不理想,我虽进入最后一轮,却被直言正告“你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人”(后来知道“所需要的人”是个身高170CM、学法语仅半年的女生方才恍然,该女生恰是我旧同事,她唯一的法语老师正是我本人,后来她也没敢去这间代表处报道),而那位“常怀质”似乎一轮面试后就下落不明了。

第二次见面已是好几年后的事了,那是在杭州,我们都参加了那间招募赴阿尔及利亚工程项目翻译的面试,那次我们俩都被录取了,不过奇怪的是他的名字变成了“常怀量”,籍贯也换作山东日照,一开始我们照面,叫他“怀质”,他还装聋作哑,说“不认识你”、“你认错人了”,彼时一心想着面试的事,也没戳穿,后来还是他自己不好意思才主动承认“我们见过”,并再三叮嘱我“千万别跟别人提起常怀质的名字”。

就像前面一个故事里所说的那样,由于工程项目和公司组织结构的变故,我们去阿尔及利亚的行程被拖延了几个月,我本人外派时的身份、编制也都和最初招聘时的安排大相径庭,当初录取的几个翻译除了我之外,只有常翻译一人去了那里且比我早得多,我抵达阿尔及尔机场时,来接机的除了武工,居然就是他。原来他见情况不对就跑了几趟公司,居然被他嗅出些异样来,他得知实际负责项目的是江苏分公司旗下的项目部,就径自跑到南京,拿出录取凭证、办好签证的护照和“黄皮书”——“我是你们总公司录取的常翻译,来句痛快话,要不要吧,要就给机票,不要就给遣散费”,就这样,他早早跟一队“增援”的民工同机来了阿尔及利亚。

项目部有4个半法语翻译(其中一位是马里籍黑人,勤工俭学的留学生,中文口语极其流利但笔头翻译能力近乎零,因此只能算“半个”),他貌似是最有闲功夫的一位,当我也不忙时,就常有机会聊两句。据他说,“常怀量”是他亲哥,他是如假包换的“常怀质”,他们哥俩的原籍的确是山东日照,他自己大学毕业分到福建,户口也随了过去,可后来他外派时“出了点事”,加上发现国外(尤其欧洲)对持福建护照的中国人十分苛刻挑剔,“在巴黎机场每次中转都在小黑屋里呆到登机”,因此索性回老家“打通关节”,冒用了亲哥的身份办了新护照,户籍变回了山东——照他自己的话,就是“反正我哥是农民,这辈子也不会有机会出国,叫个啥不是叫”。

说到他何以如此轻闲,他总归结为“项目部排挤”——“都是南京人,不拿我这外地人当回事,你看他们对你多客气,你又是上级部门的,又是南京人”,如果碰上饭点,一起喝杯当地某华侨私酿的老白干,又逢四下没有项目部的人,他还会喟叹自己“命不好”,明明和我同被总公司录取,结果却“一个天一个地”。

“他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武工常盯着他蹒跚而去的背影这样讥讽道。在武工看来,当初他若非自作聪明去南京“活动”,又何至于此。

不过项目部的几个负责人却矢口否认对常翻译有什么歧视,按他们的说法,“任人唯亲自然是有那么一点点的”,但惟独翻译例外,四个半翻译中南京人只有一位,且是领导,其他几个翻译都归他管,大部分甚至是他面试招聘进来的,其余三个半有武汉的,有乌鲁木齐的,“连巴马科的都有,我们凭啥歧视他”?他们解释说,这位常翻译大活做不来,小活不愿做,误了几次大事,弄得谁也不敢让他担纲,只能做些接站、陪厨师买菜、送民工看病之类杂活,“就这也不好好做”。

接触一段时间后,发现项目部负责人们的话也并非没有道理:接站,他有几次都睡过点,外籍司机等得不耐烦索性要个写好的中文硬纸板牌子自己去;送民工看病,他说不清病情,有一次差点连累一位工友终身致残。

他到底是能力不足才导致做不好,还是因为不好好做才如此,是办事处、项目部、两个工地,乃至上级主管公司众翻译们津津乐道的议论话题,答案莫衷一是,照我个人的看法应该是两样都有且恶性循环吧:能力不足让他懒得开口且一开口就出错,而这种场面又让他更少得到锻炼机会,于是能力就愈发不足了。

不过范总却觉得此人“或许有用”——编制上属于项目部,却和项目部离心离德,正是“掺沙子”、“扎钉子”的好人选,再三叮嘱我和老范,一定帮他想个让常翻译人尽其才的高招,“当年有个瘸子相亲,媒人让他骑在马上过姑娘家,瘸腿就被掩盖过去了,你们要帮我想办法给常翻译找到那匹马。”

这可真不是件容易事。憋了好几天,阅历丰富的老范提议,让他跟自己“上材料车、跑材料”,材料车的司机虽也是当地人,但聪明伶俐经验丰富,“能抵大半个翻译”,老范的作用本就是监督材料采购流程,常翻译只要“紧跟”,也就人尽其用了。

这之后不久,就发生了我和范总间的“菜刀风波”,当时我私下还和饯别的众翻译开玩笑,说自己肯定是第一个被菜刀砍回去的翻译——没想到话音未落,就有个工程师气急败坏来报“常翻译也动菜刀了”,而且不是范总要砍他,是他要砍范总。

原来他看似木讷且语言能力糟糕透顶,跟着材料车跑了几天,却神通广大地私下和当地供应商谈起回扣来。只可惜材料车司机精明过人,材料员和老范也都是老江湖,没多久就东窗事发。这下范总灰头土脸,一气之下扣了他工作许可证、护照,还扬言要开除、处理,他恼羞成怒便动了菜刀,好在现场人多,没闹出啥大事来。

接连许多天常翻译成了各“山头”避之唯恐不及的瘟神,他只能讪讪地蹲在驻地院门口,用吃剩的馒头和驴肉,去喂那些数量多到数不清的野猫。

我动身那天是武工送行,车刚拐出院门,就看见两个人并排站在路边,脚前还有大小两只皮箱,居然是老范和常翻译。

虽然和范总闹翻,但老范和我关系一直不错,我急忙叫“停车”,下来和老范握手、道别。’

“帮个忙,把这老兄带走”,老范握着我手,轻声嘱咐着:“能行最好,不行就让他跟武工车回来”。

原来老范怕闹出“大事情”,偷偷拿出私房钱替常翻译买了张回国的机票,还帮着拿回了护照。可护照上签证早已过期,居住证又被扣了,当时阿尔及利亚正反恐,理论上他是过不了机场海关的。

我望向常翻译,见他也正两眼殷切地望向我。看在“同一个世界、同一把菜刀”份上,冒个险吧。

“上车!”

 

机场安检果然很严格、甚至严厉,没有合法居留资格的常翻译自然被挡驾,把他急得满脑门沁出大颗汗珠。在车上我早想好说辞,待海关负责的官员到来,我就以“他没身份也丢了工作,留在贵国是不安定因素”为由,说服他们“让麻烦远离”,那位官员果然被说服,在他护照上做了个不易被察觉的记号便挥手放行,并警告常翻译“别再让我看见。”

当天机场发生了恐怖爆炸案,好在炸的是另一架客机,我们乘坐的土航班机则有惊无险顺利起飞前往伊斯坦布尔,然后从那中转回国。

“兄弟,大恩不言谢。”

一路上常翻译翻来覆去念叨着,我相信,至少那时他是真诚的。

他也知道,那位海关官员给他护照上做了手脚,却不屑一顾,照他说法,反正这阿尔及利亚他也不会再来了,“就算来我不能再换个身份么”。

 

土航的航班进入中国境内,是先在北京机场降落,大家办理出关手续后,原飞机还会继续执行北京至上海的中国国内航班任务。我的目的地是上海,因此出关后还要重新登机,常翻译的机票只买到北京为止,于是我们便握别,他摇晃着我的手连道“再见”,我也随口应着,心中却在想“或许再也不会见了”。

没想到不过大半年功夫我们居然真的“再见”了:那时我已在贝宁当着分公司经理,年底大老板来对账,我去机场接,一行人中赫然竟有常翻译的身影。

原来他不知怎地打听到我在这家公司“混得不错”,就跑到上海以我“老同事”、“老战友”身份应聘,很顺利被录取了——用的名字是“常怀质”,这次是跟着大老板来非洲报道的。不过他并没分配到我的分公司,而是去了邻国多哥的洛美,据说这也是他特意要求的,理由是“免得大家难做”。

“你这旧同事很识大体呢。”

大老板似乎对他挺满意,甚至不太在意他法语不算好的缺点:本来么,外贸公司要的是能说几句法语的生意人,而不是能做一点生意的法语翻译。

我想说些什么,却欲言又止:何必呢,大老板自己就是明白人,再说我对常翻译,也实在说不上有多了解。

科托努和洛美间的距离,开车不过几小时,两家分公司关系密切,彼此也常来常往,不过常翻译很少过来串门,偶尔我过去,他也有意无意回避我,以至于那边分公司经理怀疑“你们俩是不是真的做过同事”。

没过多久我便回国休假、述职,一个月后回到上海总部销假,便听说常翻译“叛逃”了——非但自己跑了,还趁我休假拉走了我的一个助手,天知道他们怎么认识的。

又过了两年,我“转场”到洛美,发现常翻译和我那位助手居然和另两个原先别家公司的伙计合开了间纺织品分公司,跟我们抢起了生意,而且新公司的法人代表赫然正是常翻译本人——不过据说在洛美注册时,用的又是“常怀量”的名字。

此后大半年里经常看见他背着手,精神十足地巡视市场,一副老板派头。因为我也要做同样工作,彼此抬头不见低头见,对我他倒也客气,见面时也寒暄,不过总觉得有些隔膜。

此时“老非洲”们已渐渐感到生意不那么好做,开始心萌退意,我的大老板(彼时已是半个老板半个合伙人)也开始私下和我们几个商议,各自想着今后的出路。此时我的加拿大移民身份早已批下来一年多,便见好就收,不动声色地撤摊走人。

走前几天,恰在市场里迎面撞上常翻译,想到这回恐怕真的不能再见,便走过去道个别,他一下呆住,片刻,忽地抢步上前,跟我来了个“熊抱”:

“兄弟,这次你是没法把我也带走了,唉!”

 

此后几年间,当初一起在非洲打拼的多位旧同事、旧伙伴,都相继移民到了加拿大,因为语言关系,大多定居在说法语的魁北克,惟独大老板留在西部,和我分踞大温一北一南两极,彼此间各忙各的,也难得见上一面。

有一次在活动上撞见,不免坐下来喝杯咖啡,闲聊几句往事,据他说,常翻译见市场形势变了,本也想收摊走人,却被那几个合伙人抢了先,他当初贪做法人代表,这下便又吃了亏,只得一个人守着个已赚不到钱的烂摊子,孤零零地呆在明日黄花般的洛美大市场纺织品商圈。

 

“我一直想问你个问题——他到底是常怀质,还是常怀量?”

咖啡喝到见底时,大老板忽地这样问道。

我怎么知道?名字、籍贯、身份总这么换来换去,他自己大约也快换糊涂了吧。不过看样子,他的确真是姓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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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短房

陶短房

1894篇文章 2年前更新

本名陶勇,旅居加拿大的中国专栏作家。曾长期在非洲定居,对非洲政治、经济、文化情况比较关注。涉猎范围广泛,小说、散文、文化评论等都常常见诸出版物,业余时间还以研究太平天国史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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