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组和非洲有关的人物故事里，惟独本篇中的主人公和我从未谋面，且他也是已和我们天人永隔的唯一一位。之所以要写他，一方面是因为对我而言，这位缘铿一面的朋友与我在十多年生涯里神奇般地始终若即若离，维持着一种难以名状的联系，另一方面我必须严肃地承认，他的事迹对我性格和为人处世态度的变化，起到了相当深刻的影响。

那还是2003年的事，彼时我正在西非国家贝宁的经济首都科托努，担任一间民营纺织品外贸公司的贝宁分公司经理。

或许是沾了总公司业绩好、资格老的光，或许因为我在法语圈算是“根红苗正”，在当地上手比较快、办事显得比较利索的缘故，我很快被所属的贝宁中国纺织商会公推为常务秘书。

实话说对这个差事我并不是特别热心，一来商会秘书要和方方面面的机构、人物打交道，这我并不喜欢，二来商会常委要么是私营公司的大老板，要么是挂着国营头衔、其实早已私有化的“准老板”，仅剩几位“职业经理人”，差不多都是年长我十几岁的“江湖前辈”，这让我工作起来既不免惶恐，又有些为难。可正如坐镇上海遥控指挥的大老板所言“好歹也能显示公司身价”，推辞是推辞不得的，便也只好硬着头皮做下去。

这日中午，在门市部里刚送走几批客户，浑身大汗地坐在电风扇下吹凉，便听得电话铃响，居然是使馆打来的，说中国医疗队里德高望重、兼任贝宁总统健康顾问的舒大夫不幸去世，使馆要组织追悼会，听说我文笔又快又好，因此几个商会、侨团公推我起草这份悼词。

挂上电话不免觉得为难：舒大夫的名字我是久仰的，在当地华人中他算得上大名鼎鼎的人物了，可我到当地毕竟不久，并没和这位传说中的“神医”见过哪怕一面，正所谓“盖棺论定”，悼词虽只是薄薄一张纸，却必须如实反映传主的平生事迹，还要尽可能勾勒细节，倾注感情，如今人已去了，他的同事又都在离科托努很远的外省小城洛克萨，我该怎样在很短时间里，去深入了解一位刚离我们而去的本地名人的事迹？

当地最大中餐馆老板娘正好来拿货（他们兼营纺织品零售，在我门市部对街开了个小店），听我为这事发愁，便支招道：

“太容易了，你只要把你那些客户、关系户、商会里的华人朋友……挨个走访一圈，就知道该怎么写了——先从我家说起吧，别看他是个中医大夫，可我们家小四难产，就是他给接生的呢。”

老板娘是福建人，也是当地华商中为数不多入了贝宁国籍的华人，入籍的目的在于超生，前三胎都是女儿，小四是唯一的儿子，彼时刚两岁，比最小的姐姐还小10岁，临盆时母亲已是高龄产妇，老板恰好去邻国尼日利亚办事不在家，当地医院条件差、接生死亡率很高，送洛克萨的中国医疗队又怕路上出问题，多亏身为总统健康顾问、经常呆在科托努的舒大夫及时赶到，才确保了母子平安。

照着老板娘的建议，那天下班后，我便顺着“关系户”名单，一个个电话打过去，果不其然，舒大夫的形象在我脑海中很快丰满、细腻起来。

原来他和其他同期抵达贝宁的中国医疗队同事一样，来自大西北的某个省份，在当地已是有影响、有地位的中医主任医生，是同期医疗队里年纪最大的一位。因为他中西医兼修，又通晓保健、理疗、心理健康咨询，就被推荐到总统府，做了总统的健康顾问。

黑非洲的医疗条件很恶劣，生活条件也比较艰苦，医疗队的同事们虽然在外省，“硬件”更差些，但可以自办后勤，每天都能吃到可口的家乡饭菜，可以用乡音和同事们聊天、娱乐，而舒大夫则常常要一个人呆在科托努的工作岗位上，说话听不懂，饮食不习惯，其艰辛程度对一个年纪不轻的人而言，是可想而知的。

舒大夫是个很尽责的人，在贝宁政府工作期间，他仔细观察政府机关、办公室工作人员的卫生习惯，详细拟定了“卫生须知”，让翻译用白纸抄写下来，在醒目的地方张贴（他认为手写比打印的效果更好），因担心当地籍的翻译专业不精，他还特意在回医疗队住地时带了原稿，让随队翻译核对。他很重视推荐各种疫苗和特效药，虽然自己是中医，却从不抱门户之见，总是将自认为最对症的药推荐出去。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复方青蒿素注射液，如今已成为国际公认的治疟良药，也是中国为数不多、为国际社会普遍公认的现代专利特效药之一，但在当年还只是崭露头角，贝宁这个疟疾“重灾区”知道的人并不多，舒大夫在贝宁政商上层大力推广此药，让这种原本对当地人而言很陌生的药，在很短时间里就盖过了老资格“奎宁”的名头。

许多人都说，尽管舒大夫地位很高，工作也很忙，但从来不摆架子，在当地政府里工作时，不论是总统、部长还是普通工友他都一视同仁，工作之余中国同胞找他问诊，只要有空也尽量满足要求，而且态度非常和蔼。一个熟识的当地议员，弟弟是医生，对我说“舒大夫不像其他外国大夫那样看不起本地医生，不但愿意教，也愿意问我们一些当地草药的问题，这样的大夫从没见过。”

实话说，如果我听见的仅仅是上面这些，能写出的悼词，也不过是一篇例行公事的官样颂扬文章罢了，但这位和舒大夫打过很多交道，在其弥留之际曾照料过他的当地医生，接下来讲述的却是个令我震惊不已的秘密。

原来舒大夫因劳累过度加上饮食不习惯，不慎感染上疟疾。本来他在科托努办公桌抽屉里就存有数量充足的“神药”——复方青蒿素注射液，他自己也曾用这种注射液救治过许多人，可这次轮到他自己患病，却宁可到处采集草药，像神农尝百草一样去尝试、摸索，却始终不肯给自己注射一针。

那位当地大夫非常费解，问为什么，舒大夫微笑道：“我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医生，治病救人是本分，所以救助别的病人我会优先选择最有效、最可靠的方法，但我的身体属于我自己，就个人原则而言，我不能允许自己接受中医以外的疗法。”

我被这个秘密深深打动了：究竟是怎样的人，才能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去坚持一份认定的执着，又能不惜为他人的生命，暂且放下这份执着？

我彻夜未眠，写下了一份不循常规的悼词，舒大夫的秘密，以及我脑海中对这一秘密的感慨和问号，成为这份不寻常悼词的主线。

因为有紧急公务要办，追悼会那天，我并未能及时赶到现场，但不少与会的朋友说，那份悼词让很多人都流下了热泪。我当然明白，他们并不是被悼词、被悼词中的言辞所感动的。

过了些日子，我本人也因为工作过于疲劳，不慎患上很严重的疟疾，被朋友们连夜送到洛克萨的中国医疗队治疗，因为病情十分严重，在那里住了整整一周。医疗队的医生们都是舒大夫同事、同乡、生前友好，连说得一口流利普通话的黑人大厨兼杂役也自称舒大夫“老朋友”，听说那篇悼词出自我的手笔，对我格外亲切。

不记得是第四天还是第五天，正是上午十点多样子，大夫们大多出诊了，只有负责大夫不当班留在住处，一时间偌大驻地就只有我们两人。他坐在客厅里看书，我躺了多日早就烦闷，便拖着输液架，出来和他聊天。

他拿出一个相册，小心翼翼翻开，用眼镜脚指着合影中的一位：

“这位就是舒大夫，可惜，可惜啊！”

“那件事是真的么？”

负责大夫当然知道，我指的是青蒿素那件事。他凝重地点点头：

“是，我们都劝过他，但劝不住，他之前已经得过一次，但比较轻，自己采草药治好了，还很高兴，没想到这次就……”

已接触了多日，我知道这位负责大夫是留过洋的资深外科西医，而且对中医理论很不以为然，甚至认为“中医根本就不是一门医学科学”。不过看得出，他对舒大夫非常尊重——尽管对其专业就未必尽然了。

“那么，你觉得，这样的牺牲，真的值得么？”

说完这句我立即后悔了——这貌似是个不合时宜的问题。

负责大夫眉峰紧锁，半晌，才缓缓道：

“我们这代人啊，有时心里会装进去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别人或许觉得没那么重要，甚至有点可笑，可在我们看来，它们比什么都重要——面子、地位，还有生命。你可以不认同他执着的那些东西，但你不能不敬重他的执着，还有什么值得、不值得呢？”

是啊，还有什么值得不值得呢？

必须再一次严肃地承认，舒大夫、舒大夫的执着，以及那位负责大夫的一番话，对我此后性格和为人处世态度的变化，起到了相当深刻的影响。

过了很多年，我已离开非洲，移民加拿大，并弃商从文，走上了写作的道路。有一次，几个网上朋友争论“中西医之辩”，谁也说服不了谁，便拉我评理，这个理我自然也评不清，便讲了舒大夫的故事，两方朋友哗然，说“哪有这样的人”、“你一定是编的”，没想到话音未落，便有人跟帖“你说的是XX市的舒大夫吧，我们是他的同事”。辩论照例没有结果，但争得面红耳赤的双方都承认，舒大夫是个“大写的人”——尽管他们中至少有一半人，并不认同舒大夫所坚持的理念。

又过了好几年，约莫一个多月前样子吧，不知因着何事，在新浪微博上又提起舒大夫，没想到几小时后便收到一封私信，居然是舒大夫的儿子小舒大夫发来的。

小舒大夫问：“我和家母当初怎么没听说先父临终前有青蒿素放在抽屉里不用的事？您是不是听了讹舛弄错了？”

我告诉他，这件事有好几条不同渠道的当事人亲口对我说过，恐怕不会是弄错了，之所以家人不知道，或许单位以为，舒大夫已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这个细节本身未必适合宣传，所以为尊者讳了。

写完这些我心中惴惴不安——不知道小舒大夫能否接受这样的说法？

过了好些时候，小舒大夫的回复静悄悄飘来：

“您的说法很合情理，或许真的是这样，先父就是这样一个执着的人。”

我没有再回复——间隔多年，如此的因缘际会，本身已是一种神奇。

我拿起笔，沉思片刻，在白纸上写下两行字：

追思何必尝谋面？只是神交已惘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