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当少年在“监护”中死去

很多出生在加拿大以外的移民在登录前都听闻并羡慕过这里完善的妇女儿童保护体制：如果18岁以下未成年人被证实受到“不合适的对待”，在经过省儿童厅或其它相关责任单位确认属实后，其原监护人的监护权就可能被剥夺，这名未成年人将被转交给合适的监护机构照顾，直到其19岁（有的省份是18岁）成年为止。这个“合适的监护机构”可以是未成年人的某个亲属，也可以是无血缘关系、具备相关资质的专门机构，倘是后者，被监护人在成年前的一应费用都由政府福利承担，理论上政府和专门机构负有对这名被监护人成年前生理、心理健康和安全的职责。

许多专家指出，这样的机制可以避免未成年人因找不到合适监护人，而不得不忍受家暴等风险，日前引发华人圈轰动的南京“养母虐童案”则让更多人对这种“必要时可剥夺监护权交给放心机构”的体制啧啧赞赏。然而很少有人去追问一声——如果“放心机构”的监护也出问题，那该怎么办？

9月18日，卑诗省阿伯茨福德，1名18岁少年阿莱克斯.热尔韦（Alex Gervais）的死，让这一问题一下残酷地摆在人们面前。

被监护少年之死

由于保护未成年人隐私的规定，对于热尔韦何时及何故成为被监护的未成年人，至今仍语焉不详。但资料显示在去年11月25日前，他和另外32名被监护的未成年人居住在同一个有资质的“寄养家庭”（group homes）中，11月25日，卑诗省负责未成年人监护的责任部门——卑诗省儿童及家庭发展厅（Children and Family Development，下简称儿童厅）不知出于什么理由，下令关闭了包括这间在内、共23间“寄养家庭”，热尔韦等一些儿童被安置在阿伯茨福德一间名叫“极速-8”（Super-8 hotel）的连锁汽车旅馆中，直到9月18日，人们发现他从旅馆4楼跳下，当场死亡。

警方已排除了他杀等刑事案件嫌疑，认定热尔韦系自杀身亡。问题在于，作为被强制接管了监护权的未成年人，他本应受到周到的监护和照顾，而作出这一决定的省儿童厅则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热尔韦是“接近成年的未成年人”，因此像许多同龄人一样已开始上网，并在网络平台拥有一些朋友，据这些朋友称，自被安排到“极速-8”后，他“几乎都是一个人独处”，因此感到孤独、不安全和紧张，而他可能本就患有抑郁症。

但更多信息表明，事情似乎还不那么简单。

原住民LO部落委员会大酋长、菲沙河谷原住民儿童及家庭服务协会联合创始人道格.凯利（Doug Kelly）9月30日披露，热尔韦在去年11月25日原“寄养家庭”解散后并非直接被安排到“极速-8”，而是辗转多处，其在“极速-8”待的时间只有1个月左右，不仅如此，“极速-8”已是其“被监护”生涯中的第17处指定监护所了。

《温哥华太阳报》和《卑诗省报》援引热尔韦网友的话称，热尔韦经常在网上哀叹“离19岁生日越来越近，我该怎么办”。根据法律规定，卑诗省对强制监护的未成年人提供政府儿童福利金和福利保障（child welfare），但这一切都将在未成年人年满19岁时中止，很显然，即将成年的热尔韦并未做好脱离福利性监护、独立生活的准备。

更多的“热尔韦”

事发后卑诗省府、省儿童厅竭力辩称，这“只是一起孤立的个案”，省长简蕙芝（Christy Clark）虽表示将“问责”，但断然拒绝考虑因此撤换省儿童厅长斯蒂芬妮.卡迪厄（Stephanie Cadieux,），而卡迪厄厅长则一方面承诺“从速调查”，一方面面对问责表示“我们需要考虑高层面问题，不可能知道每个被监护未成年人的细节”。

但正如许多资料所显示的，这绝非“孤立的个案”。

多次变更指定监护所导致悲剧的个例症就发生在卑诗省：2013年原住民少女、19岁的佩奇（Paige）被发现因服用过量药物而死亡，今年5月由卑诗省儿童专员（BC's Representative for Children and Youth）图佩尔-拉丰（Mary Ellen Turpel-Lafond）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佩奇曾至少50次变更过指定庇护所，其中既有流浪汉的廉租旅馆，又有五花八门的廉租屋，管理混乱，人流复杂，这名因家暴而被强制变更监护、当时就有吸毒前科的少女在被变更监护后曾多次因吸毒过量被送往急救室、甚至戒毒所，但并未因此得到必要的重视和关注，最终性命不保。

因被安排在汽车旅馆而丧生的例子则发生在马尼托巴省温尼伯市：2014年被该省儿童及家庭服务厅（Child and Family Services）安置在温尼伯一间汽车旅馆中的15岁少女蒂娜.方丹（Tina Fontaine,）离奇失踪，她的遗体在被报失踪8天后于红河河谷中被发现，并被证实系遭到谋杀，案件至今未破。这一案件惊动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加拿大分部前首席政策顾问马文.伯恩斯坦（Marv Bernstein），后者尖锐指出，一方面指责原监护人“不负责任”并因此剥夺其监护权，另一方面却同样不负责任地将被监护的未成年人扔到无人过问、情况复杂的旅馆，是“莫名其妙”的。在“方丹”事件推动下，马尼托巴省2014年12月通过法律，宣布将减少并最终结束在旅馆安置被监护未成年人的做法。

图佩尔-方丹对CBC表示，她也曾多次对将被监护未成年人安置在汽车旅馆不闻不问的做法表示不满，并多次发表报告加以批评，最后一次是去年12月，她甚至具体指出“有些孩子曾被临时安置在儿童厅办公室中”，但得到的答复不是“我们省没有这样的事”，就是“这种安排是暂时和过渡性质的，他们很快就会被安排到正规机构或寄养家庭”，直至热尔韦事件发生后，当图佩尔-方丹再次向省儿童厅质询“到底有多少孩子被安排在汽车旅馆”时，得到的也不过是“大概30、50吧”这样含混的回答。

政治的轮回

事发后反对党省新民主党领衔进行了大张旗鼓的问责。

党领贺瑾（John Horgan）将责任直接归咎于省府、执政党省自由党和省儿童厅，认为责任应首先归咎于省府和执政党相关政策、法规不当，其次是儿童厅等机构及其雇员责任心不强，对被监护的未成年人关怀不够。在省议会，省新民主党议员团队提出议案，呼吁卡迪厄辞职，并追究相应机构责任。

这一要求立即遭到省长简蕙芝的回绝，她不仅坚持“这不过是孤例”，而且将反对党的做法斥为“党派政治的把戏”。

正如《卑诗省报》资深省议会事务专栏作家迈克尔.史密斯（Michael Smyth），对于熟悉卑诗省内阁暨议会事务的“老人”而言，这是“令人沮丧的似曾相识一幕”，是不折不扣的政治轮回。

1990年，卑诗省曾发生过6名被变更监护未成年人在监护中离奇死亡的严重事件，当时的反对党同样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问责，并提出了和今天似曾相识的诉求（追究责任，让省儿童厅长下台），而当时的执政党则用和今天简蕙芝近乎一模一样的理由、口气和措辞予以驳斥；1997年因为又一名被变更监护未成年人的死，上述轮回又运转了一次。

唯一的不同是问责与被问责的颠倒：当年省府的执政党是今天的反对党省新民主党党，提出问责并声称“追究到底”的，是当时还是反对党的省自由党党领、后来做过省长的金宝尔（Gordon Campbell），而被问责的省儿童厅长则是省新民主党籍的麦克菲尔（Joy MacPhail），作出“简蕙芝式答复”的，则是同一政党的省内阁部长斯特雷菲尔（Dennis Streifel）。

很显然，不论问责者或被问责者，都已忘记了当年的一幕，以及自己的誓言——更让人沮丧的是公众似乎也同样忘记了：20多年前的公案至今原因不明，那么，再过20年，人们会不会忘记今天被大家不断提及唯恐人后的热尔韦事件？

问责的背后

个案也好，非个案也罢，人们当然应该关注那些孩子们的命运，但更应关注的是，这个看似完美、初衷在于给未成年人最周到保护的监护人变更机制，设计上是否出现了什么问题？

如今省新民主党不断强调，之所以出问题是因为拨款不足——因为没钱所以才会关闭“寄宿家庭”，也正因为没钱，才会出现把被监护对象扔在一旁无人关照的局面。20多年前曾提出同样论调的省自由党，今天则忙着对自己昔日的论调进行严厉驳斥，在他们看来，钱已经足够了，“不过出了些意外”。

钱是否足够、“足够”是否就不会出“意外”，恐怕只能是见仁见智的话题，而另一个更重要的话题却绝不应被一带而过——“热尔韦们”何以惧怕19岁生日？

这个问题看似很简单：19岁生日后他们就会被“断奶”并走向社会，为此他们感到恐惧，但正如UNICEF所言，强制变更监护，并由政府福利提供成年前的照料，目的并非培养一个仰赖社会福利喂养、永远无法自立的寄生虫和“大龄奶娃”，而是要通过资金、福利的资助，尤其是具体的辅导和帮助，让这些“问题家庭青少年”在成年时便具备自理、自立的基本知识、技能和心理“断奶”准备，很显然，热尔韦或比他更接近“断奶日”的佩奇，远未做好这些准备。

前些年曾有华裔家长指出，一些年纪稍长的青少年利用这种初衷良好福利机制的漏洞，故意向警方和相关机构夸大自己所受“虐待”，以摆脱家长和学业的羁绊，在19岁前他们不用好好学习也可逍遥自在，衣食无忧，还能享受政府给的零花钱，家长或新的监护机构对此或鞭长莫及或不闻不问，而省儿童厅则往往仅满足于数据上的“照顾”，相反，这些越来越接近生理成年期的孩子在社会上做什么、结交什么人，反倒无人过问，后果可想而知。

另一个值得严肃思考的问题是：新的被指定监护机构就一定“安全可靠”么？

2011年8月，省儿童厅裁定莎拉.简.韦恩斯（Sara-Jane Wiens）存在“学习障碍”、“不适合照料婴儿”、“对婴儿构成潜在危险”，强行剥夺其5个月大女婴伊莎贝拉.韦恩斯（Isabella Wiens）监护权，交给指定寄养家庭照顾，期间母亲探望并发现孩子可能疏于照料，并向儿童厅投诉，结果不得要领，2013年3月16日，21个月大的女儿浑身多处青肿、骨折，被发现死于指定寄宿家庭，省儿童厅至今未出示掩饰报告并给予明确解答，以至母亲于今年5月将省厅诉诸法庭。

类似的逻辑在加拿大或卑诗省并不那么陌生：华人记忆犹新的本拿比华裔牟钟鸣杀妻弃尸案，受到家暴和母亲胡雅婷被父亲杀害影响的两个未成年儿子，最终不是被以“最适合照料”为由判给了令无数华裔家庭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牟钟鸣、胡雅婷生前教会某牧师，而非特意从中国赶来的胡雅婷之父、孩子外公么？

当然，这种“先安全后血缘”的设计，初衷是好的，可以避免未成年人遭到亲属“以爱的名义”施加的新家暴（此次中国大陆“南京家暴案”就暴露出这一设计缺失可能产生的风险和尴尬，即孩子可能“无家可归”），但倘若这种“安全判断”操切随意且被主观判断所影响，倘这种主观判断本身是片面的、不正确的甚至歧视性的，而又没有另一个“熔断机制”对这种可能的风险加以对冲，结果就很可能是这样的——为了让未成年人避开一幕悲剧，而无意中将之送上另一幕悲剧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