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电影里的中年危机何以变得如此简单？

有人戏言，今年国庆长假前后的院线几乎被“中年危机电影”包了，《港囧》、《夏洛特烦恼》等新锐影片尽管争议不断，却仍挡不住各地蜂拥而至、边吐槽边看的电影消费者（这是一位资深影评家朋友坚决主张使用的界定词，以便与通常并不赶时髦追新片、大片的“影迷”区分开来）将票房炒到火热。

这些“中年危机电影”有喜的、悲的、半喜半悲或且喜且悲的，但万变不离其宗，最终都是以“原配的胜利”而告终，俨然一副“变种大团圆”的定式。

然而中年人的情感、生活和世界原本就是最丰富、最复杂和最多变数的，这三者间的纠结，则更应排列组合出无穷的变化，不约而同般万变不离其宗的“原配胜利法”，是不是有些太过简单了？

您当然可以说“这是唯美、复古、抒情”，但唯美的、复古的和抒情的中年危机电影经典也同样可以是复杂、细腻和欲言又止的，至今还不断被影迷们“回锅”的《廊桥遗梦》虽被一些人斥为“伪善”，但两位中年主人公“4天撒野、半生纠结”的主旋律却回荡婉转，令人回味无穷，如果换作“长假式”，会否处理为“4天代言旅游、而后迷途知返”？

您当然可以说“这是浪漫、煽情”，但浪漫、煽情同样也可以是复杂的、细腻的，比如《西雅图夜未眠》里，丧偶的男主角和他急欲替父寻偶的儿子，邂逅的红颜知己、红颜知己即将结婚却知难而退的男友，以及最后“三人同行、二人携手”的戏剧性结局，都让人能从老套中品味出一些新意来，如果换作“长假式”，帝国大厦楼顶将上演怎样的一幕？

而且中年危机的内涵又何止于此？在经典作品中，我们能找到破镜的幻灭和新生活的遥遥招手（《杯酒人生》），能找到将自己分裂为“家中的我”和“虚拟世界的我”的苦闷“问题中年”（《多重讽刺》），能找到充斥着种种复杂关系并最终以男主角自我毁灭却为领悟到“世界上还有如此多美好”而高兴为结局的“不知道该归类于哪种影片”的电影（《美国丽人》），甚至，中年危机也可以被演绎为在简单而重复中不断销磨的家庭“保险丝”，不可逆、无可奈何，却又如此合情合理（《蓝色情人节》），不论这种家庭和社会的关系是复杂（如《美国丽人》或《破碎之花》）还是简单（如《蓝色情人节》），都可以在100多分钟的电影中浓缩得错落有致。当然，许多中年危机经典影片都免不了谈回忆、谈旧梦重温、谈初恋情人、谈婚外情和家庭，但每个故事的起伏便如每个中年人的家庭般看似“板板六十四”，实则高低各不同——就拿“寻找旧情”这个最老套的“中年危机”桥段来说，《破碎之花》、《杯酒人生》和《西雅图夜未央》的演绎却几乎找不到什么重合点，即便明知是“编的”，也可以一遍遍反复去回味，而我们的“长假式大团圆”呢？

当然我们可以为“长假式大团圆”的炮制者们找到种种理由：中国电影消费者的“大团圆情结”；影片的即兴创作模式（许多经典中年危机电影是文学作品或舞台剧改编的，有些已有几十年积淀）；国内某些特殊的行业限制（如传说中的“小三不得上位”、“建国后不得成精”等），但最主要的原因，恐怕仍是制片人的懈怠、自我催眠和自我麻醉，以及对普通人及其生活、思想的隔膜及冷漠——既然在种种条件更艰难的1979/1982年，我们的电影人都可以拍出《苦恼人的笑》、《人到中年》这样至今令人感动的中年危机影片，那么今天难道不该问一句，如今我们电影里的中年危机，怎么变得如此简单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