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0月9日2015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揭晓之前，恐怕90%以上的分析家都会认为，德国总理默克尔会因其在“地中海难民”问题上的慷慨而获奖，尽管这件事如今在德国选民中争议越来越多，但普遍的看法是“这不会妨碍诺贝尔和平奖的评选”。当然，也有少数分析家认为，或许会有某个组织爆冷获奖，一如昔日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或联合国蓝盔兵，但最终击败大热门默克尔脱颖而出的却是此前鲜为人知的“突尼斯国家对话四方机制”（Quartet，下简称“四方机制”）——正如一位法国读者在社交网络平台上所言“冷门未免太冷了点”。

严格说“突尼斯国家对话四方机制”不但是“冷门组织”，甚至很难被称之为一个组织或实体，它实实在在只是个由4家机构临时拼凑起的应急对话平台。

众所周知，“阿拉伯之春”成为举世瞩目的事件始于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始于2010年12月27日西迪布宰德小贩巴济济的自焚不治，而“阿拉伯多米诺骨牌”中第一块被推倒的，也是突尼斯统治23年之久的本.阿里。2011年10月23日，突尼斯又成为“阿拉伯之春”中较早平稳进行“一人一票”普选的国家，尽管选举后上台的突尼斯复兴党(Nahda)仍然是个原教旨色彩浓厚的政党，但相较于其它“骨牌”倒下后上台的“同类”，已算得世俗、温和。

尽管如此，“后茉莉花时代”的突尼斯仍然政治冲突、暴力不断，原教旨派和世俗派间的冲突和纷争愈演愈烈。2013年7月25日，来自“革命圣地”西迪布宰德的世俗派议员穆罕默德.罗米被暗杀，5个月后另一位世俗派议员贝拉伊德也惨遭不测，当时人们普遍担心，突尼斯将步利比亚、埃及、也门等后尘，成为又一个在“后革命时代”陷入乱局的失败典型。

然而“四方机制”这个不太像个组织的组织挺身而出了：2013年10月，这个平台由突尼斯总工会、突尼斯工商联盟、突尼斯人权联盟和突尼斯律师联合会四家在突尼斯社会根基和影响深厚的群众性组织构成，并在两个月后开始发挥效力，成功地在原教旨派与世俗派、首都与地方，以及不同利益团体间扮演了斡旋、调停的角色，并令人不可思议地绘制且一路顺利推进着一条和平解决政治分歧的路线图。

根据这张最初被认为是空中楼阁的路线图，原属复兴党的总理拉拉耶赫辞职，由中立的约马阿临时过渡，在相对平和的气氛中新宪法于2014年初顺利通过，当年10月26日举行了新一届立法选举，世俗的突尼斯呼声党（Nidaa Tounes）上台执政，复兴党和平交权，完成了“后阿拉伯之春”迄今唯一一例“由原教旨回归世俗”的和平政权交替。

如果说在2011甚至2012年，国际间对“阿拉伯之春”普遍抱有“玫瑰色幻想”的话，随着ISIS的崛起、原教旨主义的泛滥，以及“革命”各国普遍出现的政治暴力充斥、极端保守主义和宗教势力盛行、人权和民主原则被普遍践踏的现象，这个名词的“正能量”即便不能说消失殆尽，也已光彩不复。诺贝尔委员会在叙述颁奖理由时表示，希望此奖可鼓励突尼斯人们一如既往地寻求团结、和解的大方向，而非重复其它中东国家的暗杀、动乱、内战等灾难性道路，“不管有多艰难”——这毋宁说更是评奖者、国际社会和“阿拉伯之春”辩护者们所希望看到的。

正因如此，诞生不到两年且并不像个实体的“四方机制”才爆冷获奖，因为在“地中海难民潮”风起云涌，叙利亚危机风云叵测，以及ISIS等原教旨极端势力头角狰狞之际，人们实在太需要这样一朵“盛开的茉莉花”了。当然，仅就“和平与妥协”的实现，“四方机制”也无愧于这个奖。

然而突尼斯的太平也仅是相对而言：尽管经济破坏相对较轻，但革命前曾蓬勃发展的轻工等行业恢复缓慢，恢复较快的旅游业又一再被诸如今年3.18突尼斯城巴尔多博物馆暴恐袭击事件，和6.26苏斯省康大维港马哈巴帝国酒店沙滩暴恐袭击案等恶性事件所干扰；本国的原教旨气息虽然风轻云淡，但这是建立在大量突尼斯原教旨分子“出国”（据突尼斯警方的数据，在叙利亚、伊拉克和利比亚等地为ISIS等极端恐怖组织作战的突尼斯人高达2000-3000，是ISIS内人数最多的外籍士兵群体）前提上的，且隐忧仍在（有消息称数以百计突尼斯籍“圣战者”已获派回国）。一旦当初导致“茉莉花革命”的经济危机和就业危机重新抬头，而“出口转内销”的“圣战者”们又不甘心新的权力安排，届时即兴和妥协色彩十足的“四方机制”是否能再次上演奇迹——一如它在2014年推进“路线图”和此番爆冷获奖那样？一个不太好的信号是，就在诺贝尔和平奖公布前不足24小时，执政的突尼斯呼声党重要成员尼达阿.图内斯死于政治暗杀，未能亲耳听见这一原本和自己息息相关的喜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