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修昔底德在哪里？

当地时间9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并在欢迎晚宴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在篇幅不长的讲话中，习近平主席引经据典，用古今中外的多个成例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其对一些中美共同关心问题的看法，其中特别提到“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何谓“修昔底德陷阱”？

所谓“修昔底德陷阱” （Thucydides's trap），即古希腊政治家、史学家修昔底德在叙述伯罗奔尼撒战争始末时所提出的理论，在他看来，一旦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实力增长到足够威胁现有大国地位的阶段，现有大国就势必感受到恐惧和威胁，并因此极力压制新兴大国的发展，而新兴大国又势必不甘心这种压制并极力加以挑战，这样一来冲突和战争将不可避免，最终便会如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雅典和斯巴达那样同归于尽。由于修昔底德本人曾任新兴国家雅典海军主帅，并亲身参加了挑战老牌军事强国斯巴达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修昔底德陷阱”论一直受到高度重视，历史上的英国长期以此为诫，始终遵循“以欧陆最强权为敌”、“拉拢‘老三’打‘老二’”和“不把敌人彻底打倒”等一系列复杂微妙的地缘政治哲学，而一战、二战中德国、日本的表现，又让“修昔底德陷阱”论者找到更多“背书”。1998年，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学家约瑟夫.奈(Joseph Nye)首先提出了基于当代政治学“霸权过渡”(hegemonic transitions)的“修昔底德陷阱”当代版，而将这一逻辑套用到中美关系上的，则首推同为哈佛大学政治学家的格雷厄姆阿利森(Graham Allison)。

如果说，2013年阿利森在南加州庄园“习奥会”前后提出“警惕中美关系间的‘修昔底德陷阱’”，并引发关于这一问题的第一次讨论热炒，当时的重点还在于美国是否应通过向中国让渡部分权利，换取中国承认并尊重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秩序，此次习近平主席访美暨又一次“习奥会”前夕这一话题的再度火爆，重点却放在了中美间是否必然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以及双方应如何看待对方、如何界定两国间关系等。

当年关于中美间“修昔底德陷阱”的讨论昙花一现，关键在于首先提出这一假定的美方本身，对中国的挑战尚未真正放在心上，如约瑟夫.奈本人就对应否将这一逻辑套用到中美关系层面上持不以为然态度，理由是“中国在很长时间内无力威胁到美国”，因此美国“既不用急于让渡特权以换取两国间矛盾缓和，也不用对中国挑战太过在意”。而如今“修昔底德陷阱”说再起波澜且波及更广，奥妙便在于一方面，越来越多美国“关键人士”开始真的担心中国挑战，却又不甘心美国“独占”特权受损（甚至损一点也不行），另一方面，中国也有一些声音觉得“不称霸”、“韬光养晦”已经过时，中国可以“换一种活法”了。

和历史上许多“老大”、“老二”间关系不同，中国和美国既不是如美英那般难解难分的“姑舅表亲”，也不是如冷战中美国和苏联那样，是彼此间缺乏共同利益和关联性的“准敌国”，而是一种特殊的、既有当今世界最突出矛盾和分歧，又有当今世界最多共同利益和交集的二元复合体，在这样一种复杂的关系下，一厢情愿地想将对方纳入自己体系、范畴和逻辑中，不免有些自作多情，而不顾彼此间众多共有的“坛坛罐罐”、不顾两大国碰撞所必然导致的严重后果一味“喊打喊杀”，也同样是一种有悖时势的莽撞。

正如许多分析家所指出的，由于时势发展太快，不论美国、中国，一时间都很难调整自己的思维定势，将彼此间放在一个适当的坐标中去定位，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免不了相互猜疑，又无法真的彼此决绝、互不来往，美方固然暂且只会对“新型大国关系”的中式提法装聋作哑，中方也同样不会对美方一再强调的“美国主导下亚太安全秩序”真的心悦诚服。

这并不意味着中美两国间必然需要如当年雅典-斯巴达般互不相容、最终同归于尽，正如约瑟夫.奈本人所言，当年的“修昔底德陷阱”也本可避免（当然作为美国人他只强调“修昔底德的误判”——实际上也就是新兴大国的误判，而有意无意忽略了老牌大国——斯巴达也同样误判的事实）。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有云“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里”，既然今天的智者业已知道坠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最终结局，他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去规避这本可规避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