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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1970年的我赶上了计划生育的头,当时已有“计生”的概念但还不是强制的,所谓“计生”也只是“最好一个最多两个”而已,身为普通工薪阶层的父母在工作和生儿育女间辗转反侧了四五年,才终于下定决心,为我添了个小整整五岁半的妹妹。

没过多久,随着温柔的《甜蜜的事业》主题曲传遍街头巷尾,绝不甜蜜的“只生一个好”便雷厉风行起来,我们也差不多就此成了20世纪中国最后一批有弟弟、妹妹的孩子。

有弟弟妹妹是一件很奇妙的体验。一方面,你会觉得你一下子长大了,是个大人了,父母会跟你商量“家庭大事”(尽管许多时候其实是想说服你“让妹妹一下”),和妹妹走在外面,你也会油然产生一种责任感和保护感。由于父母工作太忙,我早早就学会了给妹妹喂奶糕(现在很多年轻一点的朋友恐怕都不知道“奶糕”是什么了吧)、换尿布,学会了买早点、换蜂窝煤、热稀饭,甚至,还没上初中的我,已经在叔叔阿姨们惊异的目光下去开妹妹小学的家长会了。

虽然想一个人出去玩、或只是自己安静一会时,我们常常会把总缠着自己的弟弟妹妹视作甩不掉的“小尾巴”,但更多时候他(她)却是你永远不会离去的玩伴,恶作剧的拍档,或你第一首歌的唯一听众;虽然“好东西总要和弟弟妹妹分享”的父母谆谆教诲,有时会让你忍不住在心里大喊一声“凭什么”,但最终你还是会心甘情愿或心不甘情不愿地照办。改革开放之初,父亲去南方出差,带回两块朋友送的、小火柴盒大小的巧克力,我一块、妹妹一块,妹妹立即塞进嘴里,我却不舍得,用锡纸包起来,每天敲一小块解馋,吃了两周都还剩一多半,妹妹馋得受不了,就央告父亲逼我“大让小”,结果我的那一块自己吃得恐怕还没妹妹多。后来妹妹长大了,在乐团工作,常有机会出国演出,每次回国都会给我带巧克力,如果我不在就给我攒着,直到今天也仍如此,说是“还债”。

这些其实都是小事,最严肃的是升学、回城指标、顶替进厂之类决定一生命运的机会,以及煤气罐、婚房之类实惠。当年有两个孩子的四口之家,往往并不那么宽裕,难得的一个机会,给了大的就不能给小的,反之亦然,不公平是难免的,有的兄弟姐妹间关系好,会哭着喊着推让这个“大梨”,也有些则正相反,为了争抢这“一口饭”,弄到父母子女、兄弟姐妹间形同陌路,甚至反目成仇。有时候自家兄弟姐妹还好商量,连襟妯娌亲家母之类却添油加醋,搞到不可收拾。

虽然家境普通,我们兄妹却是幸运儿,早早分别考上了外语学校和艺术小学,吃起了不同的“专业饭”,长大成人后天各一方,各做各的专业,一年难得见几次面,或许正因为此,兄妹间反倒很少冲突,偶尔碰面总是很亲切。

比我们稍小的一批人正是所谓的“独生子女第一代”,他们对我们这些有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的“前辈”,通常是且羡慕嫉妒、且庆幸侥幸的复杂心态,羡慕嫉妒的是有伴、有“完整的家”(我的一个小朋友就坚持认为“姨姨、姑姑、舅舅、外甥……这么多亲戚称谓都消失了,家也就不完整了”),庆幸侥幸的是不必和兄弟姐妹“摊薄”本就少得可怜的生活资源乃至人生机遇。

如今“全面二胎”的时代又已到来,自己有妹妹、又有两个儿子的我一面庆幸自己“无缝对接”地跳过了独生子女时代,一面不免杞人忧天地想:未来的孩子们,叫弟弟妹妹会否太沉重?

时代在进步,资源和机会更丰富了,但人们的意识和上进心也随之增强,如果说当年的我们或许还不在意、或意识不到“粗养”对自己命运的伤害,不会在意少念几年书、少学一些才艺,当年我们的父母更不会介意让我们脖子上挂着钥匙,在自己上班后、下班前的课外时间做半个“野孩子”,今天为人父母的我们这一代,以及我们重新拥有兄弟姐妹的下一代,他们也会不介意么?

昔日我们的父母都是“单位的人”,生活未必富足却“不患寡而患不均”,每个单位都是大大小小的“社会”,生一个或几个孩子,父母该做啥做啥,家庭负担、工作影响并不显得很大,可如今呢?重新拥有兄弟姐妹的下一代懂事后,会否觉得叫弟弟妹妹太沉重?

儿孙自有儿孙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活法,或许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努力当好我们自己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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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短房

陶短房

1894篇文章 2年前更新

本名陶勇,旅居加拿大的中国专栏作家。曾长期在非洲定居,对非洲政治、经济、文化情况比较关注。涉猎范围广泛,小说、散文、文化评论等都常常见诸出版物,业余时间还以研究太平天国史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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