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普通通的慈善”更可贵

据媒体报道，12月1日12月1日Facebook创办人扎克伯格和妻子陈公布女儿马克斯出生的消息，并表示为庆祝女儿出生，他们决定将Facebook99%股份拿出来捐献给慈善事业。

消息传出后立即引来许多喝彩声，2010年发出让亿万富翁把大部分财富捐给慈善事业并身体力行（甚至扬言“裸捐”）的盖茨、巴菲特，以及既是大富翁又是政治家的前纽约市长彭博等固然一边倒地大唱赞歌，一些慈善界人士如美国慈善组织“非营利中心”（CEF）总裁布坎南等，更喊出“令人震惊和印象深刻，手笔之大让人叹服”等溢美之词，对国内某些富豪“为富不仁”啧有烦言的许多大陆朋友则发出一片“看看人家”的赞叹。

然而正如许多见惯了北美“富豪慈善”的美国和美国以外人士所言，既然要“看看人家”那还是尽可能看清楚的好。

正如《新美国》杂志研究员、作家、软件工程师奥尔巴赫所言，对于花钱行善而言私人富豪有很多方便条件，“他们既不像奥巴马总统那样要受国会掣肘，也不像教皇方济各那般自己没有钱只能间接助力，更不像习近平主席那样要服从党的纪律，或欧洲央行主席德拉基一般为欧洲的混乱疲于奔命无暇他顾”，富豪们想花钱就花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这样的好处是行善效率高，效果立竿见影，如果方向选择正确则事半功倍，副作用则是一旦方向选择错误，“除非他们自己住手否则别人几乎无法阻止他们，因为他们有钱，且权力根本不受任何制约，更要命的是，任何富豪都自认为是成功者，具有‘天生的独裁倾向’”。正因如此，著名评论家肖恩.帕克才将之形容为“黑客慈善事业，即指这种慈善模式是自上而下、以结果为导向但罔顾细节的，同样是盖茨基金会，他们既可以在非洲帮助降低麻疹发病率行之有效，获得高度评价，也会蛮横地不顾劝阻在美国公校强行“搭售”伪科学，只因他们出了钱。日前在《华尔街日报》上，专栏作家迈克尔.马辛认为“黑客应该用代码而非金钱解决问题”，对此奥尔巴赫也表示“话糙理不糙”——除非您喜欢特朗普当美国总统，否则让“黑客慈善”为所欲为，对美国人而言可不是什么有吸引力的想法。

不仅如此，“美式富豪慈善”还存在普遍的“左手倒右手”做法，即将善款捐赠给以自己名义建立的慈善基金会，如此一来看似已经“裸捐”，实则这些财富仍归自己支配，且还能享受税务减免（巴菲特就自承“我缴税比我的秘书还少”），固然其子女无法得到这笔钱的继承权，但考虑到高额遗产税，也未必是特别慷慨的行为。而与之相比扎克伯格的“慷慨”更玄机无穷，他实际上早在2009年便成立了自己全权控制的、有限责任公司性质的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此次捐出的是股份而非现金，受让方正是这家同样由他控制的有限责任公司，如此一来所有股份的实际拥有者仍是扎克伯格夫妇，且新大股东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可以反过来“任命”董事长和“聘用”管理层——这意味着扎克伯格夫妇不但可以继续理直气壮地拥有并管理Facebook，可以像巴菲特那样合法避税，未来说不定还可以帮自己孩子省掉大笔遗产税（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今后当然也可以“任命”别人，比如Max为Facebook的高管），即便Facebook发言人霍维茨也不得不在福克斯新闻中坦言，这种捐赠“并非100%慈善”，福克斯新闻和BBC等则指出扎克伯格此前借慈善和政治献金“推销”Facebook，力图影响美国联邦和州公共政策，此次又有为其从政铺路之嫌，而《华盛顿邮报》则直言扎克伯格夫妇写给女儿的信“很明显是为了吸引更多观众来写的”。

当然，正如许多支持者所言，“美式富豪慈善”不论动机如何，副作用多大，其结果都令许多需要帮助的获得了帮助，但这种“富豪慈善”是建立在自愿、有利的前提下才得以推广的，就中国而言，“正的一面”缺乏税收激励等刺激措施，“反的一面”则缺乏累进高额遗产税之类足以迫使富豪“不得不捐”的约束规则，仅仅依靠道德说教固然效果不大，倘本着仇富心态“逼捐”，则更可能适得其反。

另一方面，慈善的要旨在于身体力行，而“美式富豪慈善”对大多数普通人而言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相较而言，号称“慈善风气最盛”的加拿大所倡导的“普通人的慈善”更“接地气”，在“慈善大国”加拿大，每年善款捐赠的主体并非著名富豪或大公司，而是无数只捐了几十、几百加元的普通人，他们捐的不多但都是力所能及的劳动所得，许多人更通过义工等形式挣来善款，他们的回报，也不过是一点点小小的年退税折扣而已。

一个成熟社会可以期待“富豪行善”，但更应鼓励“普普通通的慈善”，并为之创造更多便利条件，因为这种“普普通通的慈善”不仅动机更单纯，也更容易被推广、效仿，对净化社会风气，促进慈善事业，都具备更好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