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称，芬兰当局为鼓励更多人重返工作岗位，简化社会保障体系，正考虑支持芬兰社会保险局所草拟的一份提案，提案建议实行“全民基本收入方案”，即向全国所有成年人发放800欧元/月“基本收入”（免税），并用于替代“其它一切福利”。

消息传出，国内不少人发出啧啧艳羡之声，不少人更表示，这种“芬兰式派糖”是解决社会贫富分化、实现全民富裕的理想模板。

然而“芬兰式派糖”真的可行么？

据报道称这项由芬兰社会保险局草拟的提案“预计在2016年12月提交”，换言之现在距提交提案竟还有整整1年时间，这近乎有些“无厘头”——一年时间足够从头写个新报告而有余了。不仅如此，所谓“用全民基本收入替代其它一切福利”本身就显得含糊不清：“全民基本收入”本身就已经差不多是“顶尖福利”了，还能替代什么福利？医保么？那将意味着动摇这个北欧国家的整个法律体系；失业保险么？有了真金白银的“基本收入”，谁还在乎发不发失业保险金？

即便这个提案确乎存在且真打算提交议事日程，这种“芬兰式派糖”从逻辑上恐怕也很难自洽。

众所周知，围绕社会福利问题，工业化国家始终存在两种对立的意见，即主张“高福利、高税收”的“福利国家模式”和主张“低福利、低税收”的“效率国家模式”。前者以北欧国家为典型，认为高福利高税收有助于确保社会公平，可减少每个社会成员的后顾之忧，有利于社会稳定；后者以美国为代表，认为高福利“养懒人”、高税收“削弱工作和创业积极性”，不利于社会效率的提高和财富的创造。二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福利国家模式”一度大行其道，但上世纪70年代末西欧国家的“福利病”让以里根、撒切尔夫人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异军突起，如今除了少数几个北欧国家，其它大部分仍实行福利国家制度的欧美工业化国家也承认高福利、高税收的确存在效率低下和“奖懒罚勤”等副作用，并努力采取措施加以补救。

如果说高福利、高税收虽有如前所述的副作用，但也有解除劳动者社会之忧、统筹养老和鼓励社会公平等积极作用，那么“派糖”式的“基本收入制度”则副作用更突出、积极作用更不明显：一旦实行这种“保底工资”或者“干不干都给钱”，那么那些原本就缺乏劳动技能和就业市场竞争力的劳动者恐怕就更不会出去打工了——与其辛苦打工而所获无几，毋宁躺在家里舒舒服服吃“保底”，这恐将与“鼓励更多人重返工作岗位”的初衷南辕北辙。

更何况钱从哪里来？报道称如果芬兰实行“全民基本收入方案”，每年至少需额外支出467亿欧元，这笔钱不能偷、不能抢，只能通过增税来筹措——最大可能是通过向企业征税来解决，这势必将增大企业成本负担，也意味着企业为控制成本而势必减少雇员数量，其结果，恐非但不会增加、反倒会降低就业率，且收入低、技能也低的那部分劳动者，也将成为首当其冲的牺牲品。

一些支持“芬兰式派糖”的国内外媒体、人士搬出加拿大70年代小镇多芬的“全民基本收入试点”和瑞士“考虑引入国民基本收入计划”的“基本事实”，但这只是“局部事实”——多芬的“全民基本收入试点”以失败告终，以至于40年后连当年支持这项改革的联邦/省新民主党（NDP）体系都对这项“创举”讳莫如深；瑞士的“国民基本收入计划”2014年5月18日就已经举行过全民公投，结果“每小时工资不低于22瑞士法郎”（相当于月薪2.8万元人民币）的“最低保底工资”提案被多达 76.26%的反对票所淹没。这还仅仅是“上班的最少拿这么多钱”，而“芬兰式派糖”倘果真如媒体所报的那样，就连不上班的也照拿不误。

“芬兰式派糖”真的可行么？其实不妨回头看看中国自己的例子：某些老少边穷地区，有关方面为帮助当地人脱贫致富，每年都敲锣打鼓送去免费种羊、良种，结果因为“派糖”得来太易，当地就业或创业脱贫的土壤又过于单薄，当地许多人宁可把种羊当下酒菜、用良种作充饥粮，吃完再等下一拨免费福利，也不肯去做吃力不讨好的养羊、种地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