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风险，非洲是中国重要的出口市场、投资目的地和资源来源地，在非洲的中国人、企业和利益与日俱增。但那里机遇多、风险也大，部族、宗教、政治、经济、城乡、贫富，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交织缠绕，即便在此长期经营的法、英、土耳其、黎巴嫩等国企业、工作人员和游客，也常被卷入无妄之灾，原本是“后来者”，来势却又如此凶猛，分布如此之广、密度如此之大、频率如此之高的中国人，自然更容易踏入险地而不自知。

中国企业、个人现金积累多、大量雇用本国职员、喜欢封闭式管理、遇到不测惯于用钱解决、喜欢走上层路线等特点，使之易成为各种针对性袭击目标，且一旦发生意外，往往就是人数多、影响大的恶性事件。近年来由于中国企业、中国人在当地经营、管理、生活、交往所产生摩擦、矛盾引发的风险屡有所闻，而一些地方势力、武装团伙甚至恐怖组织，也不免越来越多盯住中国人这块“肥肉”。

由于中国长期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非洲以不干涉所在国内政、不介入当地冲突为原则，加上此前中国在非洲虽影响力与日俱增，但不论外交、军事、文化等方面都“软多硬少”，一旦发生中国人质在当地被劫持事件，通常采取的手段都是“找关系”。如2007年1月5日尼日利亚河流州艾默华地区5名四川通讯工程有限公司员工被当地伊博族反政府武装“尼日尔河三角洲解放运动”（(The Movement for Emancipation of the Niger Delta)劫持，中国有关方面就分别通过当地华裔“酋长”和伊博族长老居间斡旋，并最终营救成功。

除了调停斡旋，有时还要支付赎金。国际间对营救人质有“安全第一，不惜支付”（法国为代表）和“支付赎金等于鼓励绑票产业，绝不能妥协”（美国为代表）两派对立意见，以及德、韩等国“政府不能支付赎金，但企业和个人不予干涉”的折衷思路，中国虽未明确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的官方立场，但就非洲而言很长一段时间默认采取了“德韩模式”，包括在索马里被劫船员在内的部分中国在非人质，是通过这种非官方提供“好处”的方法营救出来的。

这种方法存在不少问题，最大的弊端是对中间人过于依赖，而中间人往往未必靠得住，有时有的中间人和绑匪根本不认识，却为了获得好处满口答应，结果白白浪费时间、金钱却事倍功半，有时绑匪并非意在钱财而只是想制造舆论轰动，或者要得本来不多，中间人却出于自己利益狮子大张口，反倒让人质处于更危险境地。

近几年来随着中国在非影响力的进一步增长，加上国力的增强、观念的部分改变，在人质解救问题上有了更多选择余地。最具代表性的是2012年1月28日和1月31日接连分别发生在苏丹和埃及的两次中国人质绑架事件。

1月28日劫持事件发生在位于苏丹首都喀土穆以南620多公里的南科尔多凡州阿巴西亚镇附近，被劫持的是中水电七局苏丹南科尔多凡州公路项目29名中国员工，劫持组织为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SPLM-N），该组织原为南苏丹现执政党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内的分支，主要由SPLM内原籍苏丹北方的人士组成，南苏丹独立后，他们因宗教、地域等关系无法成为南苏丹国民，被迫改组为“北方局”，又因拒绝放下武器而成为活跃于青尼罗河州和南科尔多瓦州等地的反政府武装；1月31日劫持事件发生在埃及西奈西奈省省会艾尔阿里什以南莱赫丰区（Lehfen）通往水泥厂的路上，被劫持的25名中国员工系莱赫丰水泥厂工作人员，劫持者为当地贝都因斯瓦尔克部落。

在埃及，中国驻当地机构直接向埃及军方和行政当局交涉，后者一方面施加军事、政治压力，一方面委托贝都因知名人士易卜拉欣.马埃内（Ibrahim Maenei）居间调停，最终在“不涉及任何金钱交易”下仅用24小时便和平解决；在苏丹，迫于中国在当地的强大影响力，SPLM-N一再声称“无意伤害中国人”，并反过来要求中国向当局施压保护其政治利益，最终全部人质在不涉及金钱交易前提下于2月7日被转交国际红十字会。

在这两次营救中，中方均积极主动行使了海外领事保护权，并主要通过外交渠道直接施压，由当地政府负责交涉、营救，避免了不必要的盲动和“找门”；两次事件都事发突然，但中方交涉人员却能很快摸清对方意图和底牌，有的放矢，最终“无血营救”成功，表明在预研和情报信息工作上较前有很大进步。当然，最关键的还在于中国国力和在非“存在感”的提高，如在苏丹，中国不仅是其经济腾飞的要素，也是南苏丹和平进程的参与者，在南苏丹驻有维和部队，曾是苏丹内战参与者的绑架组织当然对此印象深刻。

但刚刚发生的马里巴马科丽笙酒店“11.20”恐怖袭击和劫持人质案却提醒我们，非洲的人质营救问题面临新的考验。

此次出事的丽笙酒店位于巴马科市中心，毗邻法国驻马里维和部队（barkhane）和联合国驻马里综合稳定团（Minusma）等强力部门驻地，自身也戒备森严，但训练有素的恐怖分子仍能冒充外交车辆在光天化日之下混入，并和迅速赶到的军警持续交火10小时之久。绑匪自始至终几乎一言不发，以至于传统的“以谈判争取解救时间”套路全然失灵，最终不得不靠强攻解决问题，结果导致包括中国铁建国际集团总经理周天想，中国铁建国际集团副总经理王选尚，中国铁建国际集团西非公司总经理常学辉等3名中国公民在内，十多名各国人质死亡，多人受伤的严重后果。

中国和马里关系友好密切，中国数百名蓝盔兵在联合国驻马里综稳团框架内参与马里和平进程，但事发仓猝，远在千里之外加奥等地执行维和任务的中国军人固然未及参与解救，外交努力也无法派上用场。

在恐怖袭击日渐成为非洲各国新威胁的时代，中国应如何与时俱进，进一步保护在非中国利益和中国企业、个人安全？

此次马里事件适逢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即将召开，许多非洲政府官员、学者和媒体人士均表示，希望中国在和非洲共同反恐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这不仅可以造福非洲当地，也能更好地确保中国在非企业、个人、投资和经营的安全。亡羊补牢，不如曲突徙薪，在防患未然方面多下功夫，才是万全之策。

如今中国在非洲解救人质的应对手段、能力较前丰富、强大和完善，但更多适应“谋财”或“听响”类的一般性质绑架，这类绑架的特点是绑架者都会留下较充分时间用于谈判、交涉和讨价还价，这就给营救留下更多机会和时间。而“11.20”丽笙酒店绑架案一如此前“11.13”巴黎系列恐怖袭击案中那样，带有国际恐怖主义背景的绑匪将绑架-杀害人质本身当作目标，不留任何谈判余地，中方必须对这种新形势有充分的研究，并拿出有效应对预案。同时，手段丰富了，能力提高了，营救思路等“软件”也必修跟上，否则徒有资源却无法充分发挥，同样会影响人质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