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之科林.卢瑟福：他曾几乎被遗忘？

导语：当地时间1月12日，被塔利班组织某派系绑架5年多的加拿大公民科林.卢瑟福（Colin Rutherford）在阿富汗重获自由。当卢瑟福的名字瞬间爬满全球传媒头版时，手忙脚乱的加拿大新老传媒才惊讶地发现，这个在过去5、6年里一直忍受着危险、孤独和煎熬的同胞，居然似乎几乎一度被加拿大人所遗忘了。

陌生而熟悉的加拿大人

和另一些曾经或正被塔利班绑架的外国人质，如去年获释的“塔利班手中第一名美军战俘” 博格达尔军士（Bowe Bergdahl）、2010年9月5日获释的日本自由记者常冈浩介，2007年被绑架两个月后遭赎回的德国工程师布莱赫施密特（Rudolf Blechschmidt）等不同，加拿大人卢瑟福在此次戏剧性获释前几乎从公众眼前消失：谷歌关于“科林.卢瑟福”的搜索词条前六页中，属于1月12日之前的有效信息只有区区3条，不论官方报道或私人网页上都绝少提及这个名字，仿佛他根本就不存在一般。

这恐怕是绝不应该发生的事：由于阿富汗治安危险持续存在，以及曾有数以十计的外国人遭罹绑架之祸，近年来外国旅行者对去阿富汗以身犯险变得越来越谨慎，这令被塔利班所劫持、且仍掌握在他们手中的外国人质与日俱减——确切地说，在1月12日卢瑟福获释前，可以认定确实仍被塔利班扣押且未遇害的外国人质，只剩下3个半人，而这3个半人个个与加拿大有关：加拿大公民卢瑟福、加拿大公民约书亚.博伊尔（Joshua Ainslie Boyle）、博伊尔的美国籍妻子凯特兰.科尔曼（Caitlan Connemara Coleman），以及博伊尔和科尔曼在被绑架期间所生的孩子（被绑架时科尔曼怀孕7个月）。

2011年12月21日，卢瑟福一家曾通过CBC公布过一段呼吁释放科林.卢瑟福的视频，在这段由CBC记者约翰.兰开斯特（John Lancaster）所主持的视频中，科林的母亲温蒂（Wendy Rutherfourd）称，2010年10月，她最后一次遇见其长子科林，后者称“打算去阿富汗度假两周”，此后就再未见到她。而科林的弟弟布莱恩（ Brian Rutherford）则表示，他是第一个接到哥哥被绑架的消息的，那一天是2010年11月4日晚上10点左右，一男一女两名警察不请自来，告诉他们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

而塔利班方面则是在2011年2月21日首次通过声明证实，卢瑟福已落入他们手中。简短的声明中将卢瑟福称作“外国间谍”，指称他在阿富汗东部的加兹尼附近被抓获，“身上携带许多情报”。接受CBC采访的阿富汗加兹尼省警察局长证实，被劫持前一个月，有人看见身着当地服装的卢瑟福在该地区居住和活动，为时近一个月。当时塔利班声称，将会很快公布卢瑟福的视频。

同年5月8日，卢瑟福果然出现在塔利班网站公布的视频中。视频里的他留着黑色的头发和胡须，穿着冬装盘膝而坐，双手放在膝盖上，回答简短而清晰。

他表示自己并不是什么间谍，而只是一名加拿大审计师事务所的核算员，来阿富汗的目的目的仅仅是旅行，因为他对当地历史、历史遗迹感兴趣，尤其是古建筑和寺庙。

他声称自己是2011年10月飞抵喀布尔的，在喀布尔逗留数日后前往加兹尼，但抵达翌日就被绑架。

在随同视频发布的塔利班公开信中，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Zabiullah Mujahid）并未具体提出要价，而仅仅表示“加拿大政府应该知道我们打算要什么”。

同日加拿大外交部发言人莫奈特（Lisa Monette）发表简短声明，称“加拿大官员正与阿富汗当局合作进行营救”，并“希望媒体尊重家人隐私”——很显然她的目的圆满达到了，此后很长时间媒体过分地“尊重了家人隐私”，卢瑟福一家此前公布过公开联系的电邮（freecolin@hotmail.ca），以及加拿大（6478535286）和阿富汗（93795917286）两个联系电话，但显然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去年4、5月间，另一位被绑架加拿大人博伊尔的美国妻子（同样被绑架的科尔曼）因家人迟迟不能获释，开始通过美国媒体向美政府施压，结果引出一段劳而无功的“人质交换方案”，当时塔利班试图用博格达尔交换被美国抓获的塔利班5名高级成员，而以美国特种兵中校阿梅里内（Jason Amerine）为首的团队则希望用这5个人换回所有尚被扣押的外国人质（其中自然包括两位加拿大人），但6月11日被迫前往美国参议院作证的阿梅里内称，由于“政府各部门的相互掣肘”，这项计划最终流产，他还称，自己“相信”卢瑟福和博伊尔夫妇等“都已被转移到巴基斯坦境内”。

他是谁？

“几乎被遗忘的人”公开信息当然也不会很多。

他的家人和朋友称他们住在渥太华，是个“普通的人”：毕业于多伦多大学“某个专业”，毕业后在加拿大流通审计师事务所（Canadian Circulations Audit Board）找到一份工作，他“除了酷爱去冷门地点旅游和喜爱历史外并没有多少与众不同之处”，在去阿富汗之前他已去过巴基斯坦、印度和克什米尔，被绑架时25或26岁。他曾通过Facebook公布过自己此前的南亚行程，但并未（或未及）公布任何关于其在阿富汗境内旅行的信息。

不过他在绑架期间唯一一次公开露面时的表态，似乎和此前人们所掌握的情况有些出入，比如加兹尼省许多人都声称，亲眼看见这位穿着普什图族服装的外国人在当地活动了近一个月时间，而他却言之凿凿“抵达加兹尼第二天就被绑架”。

在获释之前，并非所有加拿大人都忘记了他，比如其家人，又比如，反对党人。

2011年联邦新民主党副外交事务评论员西姆斯（Jinny Sims）曾经敦促政府“在解救卢瑟福等加拿大人质时作为更积极一些”，她表示，政府对本国公民在恶劣生存环境下的安全负有巨大责任，“和法国、英格兰及澳洲政府比，我们的政府总显得瞻前顾后”。

与其说“瞻前顾后”，毋宁说联邦政府此前在两种人质解救态度间犹豫不决。

对于人质解救，国际间向来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

一种是以美国、日本、英国为代表的“拒不支付赎金”论，在他们看来，支付赎金等于资助恐怖主义，且绑架可以获得赎金的“财富效应”会反倒刺激更多效仿者起而效尤，其结果，只能令当地外国人更加不安全。这派中又分为“政府和非政府机构都不得支付赎金”和“政府不得支付赎金，但非政府机构和私人则不在其例”两种观点。

另一种则是以法国、德国为代表的“人质第一”论，即人质安全最为重要，政府宁可支付赎金也要确保救出人质。

在阿富汗，如果不支付赎金又要解救人质，往往就需要使用武力，如英国记者法雷尔（Stephen Farrell）就在2009年9月9日被绑架4天后由英国突击队救出，美国特种部队也发起过多次成功或不成功的人质解救行动。

如果支付赎金，数额则弹性十足：2007年被绑架的德国工程师诺伯特（Norbert W.），德国政府只花了40000美元，而同年被绑架的德国工程师布莱赫施密特及其5名阿富汗同伴，则花掉德国政府60万美元赎金，阿富汗当局还额外释放了5名塔利班囚犯。

卢瑟福“被遗忘”的关键，恐怕在于哈珀政府一直在两条解救路线间犹豫不决，既没有为营救加拿大公民动用当时仍部署在阿富汗的加拿大军队（这原本可以部分解答对派兵不满者“我们派兵去加拿大做什么”的质问），也没有下决心不顾美国脸色（美国曾多次批评盟国交付赎金的行为是“资敌”）掏钱赎人，自然只能是“无可奉告”。

第三条道路

那么，这次卢瑟福是怎么救出来的？

不论发布消息的阿富汗加兹尼省吉罗区警察总监阿玛吉尔（Aminullah Amarkhil），还是证实此事的加拿大联邦外交部长狄安（Stephane Dion）都未曾提及究竟采用什么方式让人质恢复自由，但后者提到“卡塔尔政府的帮助”，而稍后塔利班公布的消息，则称系出于“崇高的伊斯兰教伦理”释放了卢瑟福。

种种迹象表明，此番加拿大新政府选择了“第三条道路”——中间人路线。

卡塔尔政府和塔利班、基地组织等瓦哈比原教旨组织关系微妙，自2013年起塔利班就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公开设立“政治办公室”，该国也积极介入喀布尔当局和“塔利班温和派”间的和谈，2014年获释的美国士兵博格达尔，也是卡塔尔斡旋的结果。

然而新的问题随之而来——付赎金了么？

联邦外交部对此三缄其口，但阿富汗方面的消息人士却纷纷传言，加拿大“给了钱”——当然是通过卡塔尔中间人。

虽然不付赎金、任由加拿大人质深陷危险是一种政治冒险，但果真支付了赎金却同样可能遭到政治问责，这是有先例的：2009年加拿大在非洲马里北部被“北非基地组织”（AQIM）绑架的两名外交官富勒和盖伊（Bob Fowler and Louis Guay）获释，当时执政的联邦保守党政府称“未缴纳任何赎金”，但绑匪却宣称“收了100万美元”，这件事就一度被反对党紧追不放。

更麻烦的是，随着卢瑟福的获释，剩下的几名同样均与加拿大有关的塔利班人质（科尔曼夫妇和他们在当地出生的幼儿）势必不可能再被“冷处理”，但如前所述，这几名人质和美国也有关系，而后者是坚决反对“和恐怖分子做交易”的，那么，怎么办？

声称“听到了难以置信的喜讯”，并期待与哥哥早日重逢的布莱恩.卢瑟福不知是否会如2011年底接受CBC采访时所言那样，“提醒哥哥不要再去不合适的地方”，而在极端特殊环境里呆了5年多的科林.卢瑟福除了尽快适应“人间生活”，还不得不分神考虑一下自己日后的生计：在得知他获释后，他的雇主——流通审计师事务所副总裁蒂姆.皮尔（Tim Peel）在一封电邮中称“这是个好消息，我们希望他平安、尽快回来，并感谢所有帮助他重获自由的人”，却只字不提是否还给这位曾被“遗忘”的员工保留了一只饭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