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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上海会议:“技术性维稳”

 

2月26日,为期两天的G20财长及央行行长会议在中国上海开幕,翌日闭幕之际,则照例发表了联合公报。

2009年,G20这个酝酿已久、却始终未曾真正“变现”的概念在“次贷”危机和金融风暴的魔影下横空出世,当年召开的伦敦峰会上,地球上最重要的20个经济体共同喊出了“加强金融监管”、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等在当时被认为是应对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灾难的当务之急,人们曾热切地期待,G20这个规模更大、在地球上更具普遍代表性的国家集团,可以比G7/G8更全面、比WTO更高效、比世行/IMF更公平地制订全球贸易和金融游戏规则和监管体系,可以更好地促进自由贸易,减少恶性竞争、贸易壁垒和强权法则,更可以有效预防和规避各种金融风险,避免又一次“次贷”风暴的肆虐。

但事实证明这种想法,以及伦敦峰会以来历次G20会议所达成的协议、成果和共识,大多只是“看上去很美”。

G20的主旨是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国家一起谈论全球经济治理,寻找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方法,在历次会议所达成的共识、协议中,也的确不乏共同打击偷税漏税,加强对金融领域监管以避免新一轮金融危机出现、降低贸易壁垒、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信誓旦旦的宣示,甚至曾具体列入诸如“各国应吸引投资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未来若干年内全球GDP增速应在当前预测基础上额外增加某百分点”等目标,但结果呢?

如果说2015年初全球大多数地方都在谈论“复苏”,仿佛全球经济业已化险为夷,仅剩的悬念不过“复苏”的幅度和效果,到了年底,仍在强调“复苏确立”的也仅剩美国、印度、英国等少数经济体,且口吻也从坚定变得游移,2016年刚过去两个月,各大经济体中除了“走位另类”的印度,其它各国几乎都已承认“形势严峻”、认为全球经济有再入寒冬之虞,就连唱了大半年“回暖确认”高调的美联储主席耶伦(Janet Louise Yellen),如今也不再一味高唱“回暖之歌”。

在这种被许多观察家认为“颇似2009年伦敦G20峰会前夕气息”的氛围中G20上海会议开幕了,而开幕前夕(2月24日)IMF发表公开声明,强调全球经济已进一步被削弱,如今“非常容易受到负面冲击”,并呼吁“G20国家应立即着手规划协调一致的经济刺激计划”,则进一步让人们联想到7年前G20真正成形的那一刻。

然而和7年前不同的是,尽管和当时相比,如今全球所面临的经济形势看似没有那么糟糕、那么危险,但与之相应的却是各国对G20这剂“特效药”的“药效”也不再如昔日那般坚信:当年一枝独秀的中国“火车头”如今业已放缓进入“新常态”,中方正力图通过上海会议的契机说服其他G20成员国相信中国政府的经济治理能力,恢复各国财政金融负责人、乃至市场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当年各国曾普遍相信,G8加各大新兴经济体而合成的G20“强强联合”,足以应对全球范围内的各种经济、金融治理麻烦,并制订一个适用范围广泛的贸易、金融游戏规则,和足以防患于未然的金融风险跨国监管体系,但时至今日这一愿望并未实现,国际贸易非但没有因G20的出现变得更加自由化,反倒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小圈子”;一度被称作“复苏无疑”的美国经济基本面在去年底美联储加息后很“不给面子”;2月25日英国公布经济数据,显示其2015年GDP增速仅有2012年以来最慢的2.2%——而这已是发达经济体中最快的之一……在这种情况下,G20上海会议势必一方面被寄托很多关注,并塞入五花八门、无所不包的愿景,另一方面又被观察家甚至与会者普遍质疑究竟会不会流于务虚和空谈。

和首脑峰会不同的是,财长及央行负责人的会议在很大程度上可被视作更专业性、技术性的会议,可以少一些“宏观叙事”,多一些“接地气”的东西。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在两天的会议期间,与会代表们几乎毫不犹豫地略去许多繁文缛节“直奔主题”,各位财政负责人的发言都显得言简意赅,直言不讳。

如中国财长楼继伟和央行行长周小川均表示,中国有能力解决自己所面临的压力,强调改革方向是明确和不变的,但改革步伐会“会有所调整”,这显然是应对此前IMF总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呼吁中国将开放金融市场等结构性改革作为“压倒性优先议程”,乃至台面下流传的、某些成员国试图迫使中国接受一个“新版广场协定”的压力,而他们强调中国货币政策“仅略有松动”、不应过度担心中国偿债能力和重申“中国不搞货币战争”等,则同样是回应此前相关质疑和假说(如海曼资本Hayman Capital的巴斯 Kyle Bass日前预言中国房地产市场“马上就要崩盘”,人民币“在未来18个月会贬值30%”——尽管主流观察家大多并不认同);美国财长杰克.卢(Jack Lew)强调“竞相贬值货币的做法是以邻为壑,最终谁也得不到好处”,暗指中国(当然也包括其它国家)不应放任本币贬值;德国财长朔伊布勒(Wolfgang Schaeuble)警告“债务融资的增长模式已达到极限,如果继续下去会引发泡沫和更大风险”,实际上是强调德国不认同IMF前述“各成员国协调一致‘放水’”建议;英国央行行长卡尼(Mark Carney)指责各国政府未能大胆改革,从而对金融风险和全球经济衰退束手无策,被认为是在含蓄表达英国对欧洲央行的不满;法国财长萨班(Michel Sapin)等欧洲代表呼吁英国在6.23公投中作出“正确决定”,则表明其对英国可能果真通过公投退出欧盟的前景感到恐惧;而日本财政大臣麻生太郎面对“日本还是否会出台新的财政刺激政策”(上个月日本令人瞠目结舌地推出了负利率政策)的棘手问题,则索性选择了顾左右而言他……

正如一位欧盟官员对澳大利亚《财经观察》所言,G20上海会议既然是一次“技术官员的会议”,那么“会上就不妨广泛讨论任何问题”,反正“达成协议并非今天要做的事”——至少也应期待真正能拍板的G20首脑峰会去解决。

正因如此,最终出台的联合公报是一份充满着“技术性维稳”色彩的文件:面面俱到,甚至照理不应在仅由财政、金融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上海会议上浓墨重彩突出的政治性话题——对英国“脱欧”风险提出“必须警惕所可能引发的全球经济政策”也赫然在列,强调了“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和脆弱性加大,对全球经济前景进一步下修风险的担忧日益增加”(这回应了部分与会者的悲观预期),也强调“预计多数发达经济体经济活动能保持温和扩张,各主要新兴经济体成长也将持续保持强劲”(这回应了另一部分与会者的主张),强调“各国需要采取更多行动以期实现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共同目标”、“货币政策将提供对经济活动的继续支持”、“采取一切可行政策措施促进经济增长(这顺应了IMF的呼吁),也表示“不能仅靠货币刺激推动平衡增长”、“应确保债务稳定在可持续水平并采取灵活财政措施”(这满足了德国等反对IMF呼吁国家的要求),同时强调“避免竞争性贬值”、“不打汇率战”(这反映了美国的呼声)和“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这反映了美国以外大多数国家的呼声),既强调各国需要“进行结构改革以强化成长、投资和金融稳定(这体现一些与会国对中国的要求),也强调改革必须“兼顾共性与个性”,财政措施的推出应具备“足够的弹性”(这又体现了中方所强调的东西)……

总之,G20上海会议及其成果果真如前面那位匿名欧盟官员所言“谈到了一切”——惟独欠缺了具体细节和可操作性,所有与会者和观察家看似都得到了自己想得到的内容,却并没有太多实际意义,一如G20自诞生第一天起就以“加强全球金融监管”、“共同讨论全球经济治理”为己任,可当年的痼疾却并未因这位“名医”的挂牌执业而有所痊愈一样。

《资本经济》(Capital Economics)资深全球经济学家肯宁汉(Andrew Kenningham)在G20上海会议召开前夕曾表示,希望G20会议期间会就应对全球经济衰退危机达成具体的政策协调共识“几乎注定会落空”。不过实际上,恐怕也不会真有多少人指望,一次纯由各国经济、金融部门官员参加的“技术性会议”,可以产生除预期中“技术性维稳”以外的更多成果吧——毕竟,这不过是一次各经济体真正“大佬”缺席的务虚会,和一次第一天开幕、第二天就闭幕的“快闪”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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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短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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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篇文章 2年前更新

本名陶勇,旅居加拿大的中国专栏作家。曾长期在非洲定居,对非洲政治、经济、文化情况比较关注。涉猎范围广泛,小说、散文、文化评论等都常常见诸出版物,业余时间还以研究太平天国史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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