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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阿拉伯之春”、尤其2013年底军官团发动政变推翻原教旨的穆斯林兄弟会政权以来,埃及法庭每年都会判处数以百计的人死刑,但这些死刑判决中被核准的寥寥无几(如2014年3月24日明亚法庭判处529人死刑,但4月28日其中492人被减刑),真正处决的则几乎没有(迄今埃及最后一次执行死刑,还是2011年10月间的是。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根据埃及法律,死刑的判决权虽然归于法院,但执行核准的最后决定权,却掌握在爱资哈尔大穆夫提(mufti)手中。

难道埃及和伊朗一样,有独立于世俗政治之外的神学权威体系?爱资哈尔究竟是个怎样的神秘所在?

爱资哈尔当然是一座宗教机构,事实上它差不多可以算作开罗最早的伊斯兰教建筑:开罗城是阿拉伯的法蒂玛王朝在公元970年建立的,而爱资哈尔的诞生仅比开罗晚两年,有人说,爱资哈尔的宣礼塔,是号称“千塔之城”的开罗最早的一座。

但它又是一座绝对另类的宗教机构:鼓励学术,与时俱进,且不止一次地对抗极端主义,并被视作“埃及的阳光”、“阿拉伯世界的知识之源”——它之所以出名不仅仅因为是埃及最古老的清真寺,更因为是整个阿拉伯世界最古老的高等学府之一。

埃及法蒂玛王朝的缔造者是来自希腊西西里岛的穆斯林西奇里,他征服埃及、着手在尼罗河下游建造都城开罗之际,就开始郑重其事地建造在他看来至关重要的“精神支柱”——兼具学术中心、教化基地和宗教场所作用的大清真寺。两年后清真寺落成,当时被命名为“开罗清真寺”或“雅米清真寺”,不久后改名为“爱资哈尔”,爱资哈尔是阿拉伯语的阳性形式,意思是“辉煌灿烂”(后世将爱资哈尔称作“埃及的阳光”即典出于此),有一种说法称,法蒂玛王朝自称穆罕默德小女儿法蒂玛的后裔,而法蒂玛在伊斯兰教的尊称正是,起这样的名字意在凸显自己统治的正统性。

当时欧洲正处于中世纪神学黑暗之中,苏伊士地峡以东的中东也是战乱频仍,已经阿拉伯化的北非,包括埃及和大马格里布地区,俨然成了风景这边独好的经济、文化绿洲,从摩洛哥到马里,各国君王竞相礼贤下士,礼聘来自“旧世界”意在避难的学者们。法蒂玛王朝自然也不例外,据说在爱资哈尔奠基后不久,君主就聘请了来自埃及和各国著名学者35人,988年又扩充到45人,开始在这里进行教学和学术交流。爱资哈尔清真寺自此也被称作“爱资哈尔大学”,这所大学一直延续到今天,成为仅次于摩洛哥非斯卡鲁因大学(建成于公元859年)、世界现存且延续办学至今第二古老的大学。更难得的是,虽然和卡鲁因大学同样系清真寺-大学二合一,甚至同样和法蒂玛“沾亲带故”,但爱资哈尔大学从创办至今一直允许女生入学,而卡鲁因则至今没接纳过女生。

法蒂玛王朝的历代君主(哈里发)都把爱资哈尔视作自己“王道正统”的理论依据所在,对其大力支持,不仅多次斥资扩建校舍和清真寺,而且在爱资哈尔学者感慨“爱资哈尔除了图书馆,什么都是最好的”之后,于1005年不惜血本,帮助爱资哈尔建成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图书馆之一。

由于爱资哈尔群贤毕至,加上在近两百年时间里社会安定,这里一时间成为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知识中心,东地中海的许多地方都把“爱资哈尔规矩”当作自己效仿的典范,如至今很多阿拉伯国家实行的“每周五(而非周日)休息”,就是源自这一时期爱资哈尔的倡导。

更难得的是,法蒂玛哈里发很尊重爱资哈尔的学术独立性,在这种宽容风气下,爱资哈尔学者们并未热衷于参加当年堪称“汉贼不两立”的逊尼派、什叶派之争,尽管清真寺本身属于逊尼派,但并不排斥什叶派的学者及其出色学术理论和成就。

然而正所谓福兮祸所伏,爱资哈尔这种超脱于纷争的态度,却在1171年法蒂玛王朝被阿尤布王朝推翻后,为其遭致了祸患。

阿尤布王朝的开创者是著名的萨拉丁,他征服埃及后积极推行“清真寺社区化”(每个社区有且只能有一座清真寺,任何清真寺不能凌驾于其它清真寺之上),并且以“纯正信仰”为由,从阿拉伯半岛引进许多正统苏菲派穆斯林教士,在全国范围内到处建立苏菲派经文学校,试图借此在宗教、学术上抑制爱资哈尔的影响力。

萨拉丁本人是库尔德人,在中世纪以开明著称,对基督教和基督徒也颇为宽仁,何以独与爱资哈尔过不去?教派之争实际上只是问题的一部分、甚至是一个幌子,真正的原因,是崇尚集权的萨拉丁不愿看到埃及存在另一个“中心”和自己分庭抗礼,于是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抑制爱资哈尔的影响力,而“异端思想”是最容易被利用的武器。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他以“有偶像崇拜之嫌”为由,强行涂抹掉爱资哈尔墙壁上题写的历任法蒂玛王朝哈里发的名字。

然而丧失了皇家学府地位的爱资哈尔仍在默默地运转,并保持着稳定的学术素养,这让许多埃及和外国贵族,仍趋之若鹜地将子弟送到这里来,爱资哈尔仍然是“埃及的阳光”。

十三世纪机兴起的马木留克王朝虽然仍信奉逊尼苏菲派,但君王们逐渐开始对苏菲派外籍教士借助原教旨和对教旨的解释权扩张势力提高警惕,并意识到爱资哈尔恰是足以“对冲”苏菲派“精神侵略”的有力武器,1302年,埃及大地震令爱资哈尔遭受严重破坏,王室借机向爱资哈尔示好,不仅恢复了其皇家学府地位,而且斥资对校舍和清真寺进行了大规模修复和扩建。

一下从低谷飞升到巅峰的爱资哈尔并未因此牺牲自己的原则,它继续小心翼翼地保持学术独立性,并借助王室支持扩大自己的教学范围,成为中世纪东地中海公认的法学、阿拉伯语学、医学和神学的最高研究学府,有“阿拉伯世界北极星”的美称。

1517年,奥斯曼将埃及并吞为自己的一个行省,出于统治需要,奥斯曼苏丹继续尊崇爱资哈尔,甚至在视察开罗时亲自出席爱资哈尔的周五祈祷,但对于爱资哈尔的影响,土耳其人实际上是有所忌惮的,因此苏丹屡屡拒绝爱资哈尔大穆夫提为修缮古老清真寺而提出的拨款要求。作为对抗土耳其人的手段,仍然在埃及有强大影响力的马木留克集团成为这一时期爱资哈尔最大的资金赞助者,18世纪马木留克集团的著名首领阿卜杜拉赫曼更埋骨于爱资哈尔院内。

在这种微妙平衡下,爱资哈尔经常扮演对抗奥斯曼统治、庇护埃及平民的角色,历史典籍和民间传说中,流传着爱资哈尔拒绝交出反抗土耳其人的“逃犯”,或迫使土耳其统治者惩办贪官污吏的美谈,这无形中又提升了爱资哈尔的威信。

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最初他试图利用、拉拢爱资哈尔,宣称自己是“穆斯林的朋友”,并在埃及建立了其历史上首个议会制政府,其中爱资哈尔“乌里玛”(穆斯林宗教领袖,其为首者称“穆夫提”)9人为议会成员,此举开创了爱资哈尔穆夫提和乌里玛顾问政法的先河。

然而短暂的“蜜月”很快结束了:1798年10月,埃及人和法国人之间矛盾激化,爱资哈尔成为起义者的中心之一,作为报复,法国士兵野蛮地洗劫、破坏和亵渎了爱资哈尔清真寺和大学,并枪杀了6名爱资哈尔“乌里玛”,此举导致拿破仑彻底丧失埃及人心,1800年3月,法国占领军司令克莱柏尔在爱资哈尔大学院内被刺杀,拿破仑下令取缔爱资哈尔大学,导致法国人在埃及统治基础的彻底崩溃,1801年,英国和土耳其干涉军赶到,法军被驱逐,爱资哈尔恢复了开放。

此次冲击对爱资哈尔的震动是巨大的,尽管和法国人反目成仇,但爱资哈尔在短暂的埃法蜜月中深感欧洲学术机构已非复吴下阿蒙,爱资哈尔在各方面已落后于时代,此后几十年里,爱资哈尔办起了印刷厂印制各种教材和参考书,引入了历史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和现代医学,甚至力排众议引入了哲学,教学方式也大为现代化。

恢复了奥斯曼统治后,新统治者试图削弱爱资哈尔的势力,其采用的方法还是老一套——引入原教旨和经文学校,没收爱资哈尔的土地和财产,当然,新鲜的办法也有,就是通过地方行政职务任命上的倾斜,鼓励各地贵族把子弟送到欧洲留学,而非按传统送到爱资哈尔。

爱资哈尔艰难地在夹缝中谋求转型,力争将自己变成一座更纯粹的学术机构。这种努力慢慢获得成效,1872年,爱资哈尔进行了最彻底的一次改革,使教学更接近当时世界通行的学府标准,1885年,埃及当局教育部门宣布,埃及全国高等院校都由爱资哈尔系统管理,这等于承认了爱资哈尔大学“埃及最高学府”的地位。

20世纪初,埃及著名政治家、教育家扎格卢勒认识到爱资哈尔在对抗原教旨主义领域的独特作用,在他任教育部长期间不遗余力地推动爱资哈尔的现代化。1926年,穆斯林兄弟会成立,原教旨主义在埃及盛极一时,而爱资哈尔则成为世俗派对抗穆兄会的“精神核心”,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今天。

1952年埃及革命建立了共和国,此后三任埃及共和国总统纳赛尔、萨达特和穆巴拉克都对爱资哈尔实行“二元化”政策,即在宗教领域加强限制,剥夺爱资哈尔的独立财政权(1952年当年),废除教法法庭(1955年)削弱“乌里玛”的权力;在学术上进一步扶持和现代化,并继续给予更宽容的待遇,如1961年立法保障爱资哈尔大学的自治,并取消了“政府有权任命爱资哈尔负责人”(称谢赫.爱资哈尔)的古老法规。

在这种二元化政策下,爱资哈尔对纳赛尔和萨达特的许多重要内外政策(如对以色列开战,实行社会改革)提供了“背书”,并一直保持着对死刑的最后核准权。但爱资哈尔“乌里玛”们仍在许多方面保持独立的声音,如当纳赛尔宣称“搞社会主义”最热烈之际,爱资哈尔却公开宣称“社会主义和伊斯兰教不兼容”。

“石油美元”让沙特等瓦哈比原教旨派系的“金主”们财源滚滚,也让穆兄会和瓦哈比派系在埃及势力大张,而爱资哈尔却因为三代埃及共和国领导人的阴晴不定,和大穆夫提曾公开主张“是时候与以色列媾和”,一度在埃及和整个阿拉伯世界声望下挫。

爱资哈尔仍然保留着开明的国际声望,2003年时任法国内政部长的萨科齐主张在法国公立学校“去头巾化”,受到抵制后寻求爱资哈尔的理论支持,当时的“乌里玛”作出“尽管头巾是穆斯林义务但作为国家公民应首先尊重驻在国法律”的著名裁决,赢得了绝大多数国家的好评。

尽管被称作“阿拉伯之春导火索”的2011年奥巴马埃及演讲,演讲所在地就是爱资哈尔大学,但爱资哈尔对两年后爆发的“阿拉伯之春”和“尼罗河革命”却采取了置身事外,冷眼旁观的态度,这在当时遭到方方面面的冷嘲热讽,但时过境迁,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爱资哈尔当时的态度,是鉴于其和“革命主力”——穆兄会和其背后海湾金主们周旋大半个世纪丰富经验,而做出的明智选择。

如今“尼罗河革命”光环不再,风光一时的穆兄会在试图强化原教旨统治后,被曾让出权力的军方重新“打入地下”,而一度备受冷落的爱资哈尔并未落井下石,而是一方面继续其“宗教世俗化”传统,一方面通过死刑裁决权,竭力减少着军方“批发”死刑裁决所造成的冲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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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短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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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名陶勇,旅居加拿大的中国专栏作家。曾长期在非洲定居,对非洲政治、经济、文化情况比较关注。涉猎范围广泛,小说、散文、文化评论等都常常见诸出版物,业余时间还以研究太平天国史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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