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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比亚:谁是“亲华派”?

 

随着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即将访问非洲国家赞比亚,在这个国家里谈论“对华友好”问题的声音也开始多起来、杂起来,而且颇有相互矛盾之处。

 

相互矛盾的声音

 

所谓“相互矛盾之处”,首先是该国总统、国民阵线党(PF)的伦古(Edgar Lungu)一方面在多个场合大谈中国-赞比亚“传统友好关系”,强调“中国因素对赞比亚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如在去年底南非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上),另一方面却同样不时抱怨“中国经济需求下降拖累赞比亚经济和就业”。

其次,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赞比亚许多政、商界人士也是常常说一些前后矛盾的话,如赞比亚政府去年10月、12月两次扬言“吊销中国投资企业在赞比亚的铜矿开采许可证”以“保护赞比亚资源”,但今年却又多次抱怨中国在赞比亚铜矿“投资不够”、“购买不足”,对传闻中“中色资源”等中资企业可能在当地采取停工裁员等限产措施表示担忧;一些工会组织、媒体、知识分子和民间人士去年3季度还不断抨击中国矿企“开工过多动辄加班”、“罔顾赞比亚工人利益”,今年却又转而抱怨这些中国“大老板”们“开工不足”、“给员工放无薪假”,甚至一如某些当地媒体所讽刺的,“不久前还扬言‘赶走中国矿企’的某些人,如今却用同样高亢的声调大骂中国矿企‘居然要关闭赞比亚矿山’并任由当地人失业”。

 

两种声音一个意思

 

看似矛盾的两种声音,其实反映的是同一个意思。

在东非和中部非洲,赞比亚是工会力量最为活跃、营商环境相对比较艰难的国家之一,由于前些年全球资源价格暴涨,身为世界最重要铜矿石出口国的赞比亚经济水涨船高,经济增长率常年稳定在7%以上,甚至不时蹿上两位数高峰。在这种情况下,许多赞比亚政党、工会组织、知识分子和劳动者“优势意识”较为浓郁,对外国投资挑肥拣瘦(“我们有的是铜矿你们不给钱自有人会给”),对在当地经营外企乃至本地企业的薪资条件、劳动条件等也往往提出诸多要求。前几年卢旺达媒体上曾有人称赞比亚是“中部非洲最挑剔的劳动者”,虽是一句玩笑话,但并非毫无来由。

但随着全球经济衰退势头再度明确,资源需求量出现雪崩式下滑,经济结构严重畸形、过度依赖资源出口尤其铜矿出口(世行数据称铜业占该国GDP增长比重11%和出口比重70%)的赞比亚也瞬间从天堂摔到地狱:去年底今年初,政府还预测2016年GDP增速会达到7%,而2月下旬财政部长齐万达(Alexander Chikwanda)已将这一预测调降至3.7%,即便如此,前财长卡伦巴(Katele Kalumba)仍认为“过于乐观”。

看上去的确“过于乐观”了:2015年LME3月期铜合约价格同比下跌25%,去年12月更一度触4443.50/吨的六年半以来最低位,这一“噩耗”引发了赞比亚一系列连锁后果——久违了的严重通胀(赞比亚中央统计局CSO统计数据为22%)、货币严重贬值(去年一年赞比亚货币克瓦查贬值近50%,是全球最疲软的货币)、利率飙升(今年2月下旬赞比亚央行宣布,将原本就高达27.5%的基准利率上调至40%,且多数观察家预期还会继续上调),以及由此而来的信贷困难、企业资金链断裂、农业萎靡(资金不足又逢特大旱灾),原本就很高的失业率一下变得副作用凸显(赞比亚名义失业率一直高于50%,只有11%有正式职业,其它都靠短工,经济衰退的冲击可想而知)。

正是这一切的变化,让赞比亚从宏观面到微观面,都出现了“前倨后恭”的戏剧性场景。

 

被选举放大的问题

 

更要命的是,今年还是赞比亚的选举年。

其实由于前总统迈克尔.萨塔(Michael Sata)2014年10月在任上去世,去年1月20日赞比亚刚刚举行了一次大选,就是在那次匆匆举行的大选中,原任国防部长的伦古当选总统。但按照赞比亚宪法,伦古只能获得萨塔所余下的任期,即只有18个月。今年1月5日,赞比亚通过新宪法,宣布于8月11日举行总统、议会和地方政府“三合一”选举,和原先的宪法相比,新宪法提高了总统候选人当选门槛(原本得票最多者即可获胜,如今倘得票率均不够50%,则得票最多的两人需进行第二轮选举),规定副总统也要选举产生(原本由总统提名),不再要求总统候选人的父母必须出生在赞比亚,规定总统一旦在任期内去世将不再进行补选,而是由副总统自动接替等,这些条款原本被认为是伦古和执政党为自己“量身打造”,目的是提高当选概率,但在经济形势不佳的大势面前,所有上述“机关”都瞬间变得苍白无力。

由于老牌政党——多党民主运动(MMD)元气未复,不论去年补选或今年大选,PF和伦古的主要挑战者,都是国家发展联合党(UPND)及其党领希奇雷马(Hakainde Hichilema),去年选举期间,希奇雷马就力图证明“我有办法振兴经济和就业”,但当时铜价尚坚挺,选民选择了继续相信执政者,如今却时过境迁,伦古和政府通过去年令人啼笑皆非的设立全国祈祷日(10月18日)为国民经济祈福,已变相承认自己“没有办法”,在这种情况下,选民很容易产生“反正也不会再糟,不妨换一伙人试试”的念头。

但执政党并不甘心就此让位,同样是在野党出身并精通民粹运作流程的两大政党为了选举竞相攻讦,并已引发多起冲突和暴力——折射到经济领域,则无形中放大了前一章节中所述的怪象。

 

绕不开的中国

 

而所有这一切都绕不开中国:中国不仅是赞比亚铜矿的最大投资者,也是赞比亚基础设施的最大支持资助者(铜矿开采需要“三通一平”,而赞比亚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充足的电力和四通八达的交通),更是赞比亚铜矿石的最大客户(因此即便非中国投资的矿企,如著名的南奇布卢马铜矿Chibuluma South,投资者是南非矿企Metorex,但绝大多数所产矿石的销售目的地还是中国)。

于是便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赞比亚依赖铜业,而铜业依赖中国。正因如此,尽管“中国的老朋友”是曾长期执政的MMD,而PF在2012年上台执政前一直被某些人认定是“反华”政党(至少这个亲工会的政党不怎么“亲华”),前总统萨塔更曾扬言“当选后和中国断交和台湾建交”、“一旦当选就驱逐中国商人”,但2006年第一次参选过程中一度错判形势、以为当选(实际上后来惜败)的萨塔,就曾迫不及待地主动登门拜访中国驻赞比亚使馆畅谈“一个中国”,2012年真正当选后,中赞经贸关系反倒进入有史以来最密切的时代。

道理是明摆着的——既然赞比亚的一切都离不开铜业,而铜业的一切目前又都离不开中国,那么所有的执政党、执政者都将不得不成为事实上的、程度不同的“亲华政党”和“亲华政治家”,他们可以不喜欢中国,甚至不喜欢经济发展,但选民们需要后者——因此也就不得不需要前者。

然而如今中国的铜矿需求突然下降了,而且正如许多分析家所指出的——下降的趋势可能并不会随着中国经济走势的回升而改变,因为中国不可能永远停留在高消耗的产业层级上。

正如以亲华著称的赞比亚大学专家翰浦威(Godfrey Hampwaye)所言,对突如其来的中国需求变化,赞比亚各派都措手不及,更要命的是,赞比亚人原本觉得“中国人的矿最不可能裁员”,但如今也显得未必保险了。正因如此,去年11月走访铜矿大省——铜带省“扫街拜票”的伦古,才会受到当地选民的奚落。

一些当地人士指出,相对于南非和欧洲人投资的矿山,中国人的矿的确“客气”得多,至少至今尚未大规模裁员,停产限产多采用“休无薪假”的办法,在编员工即便不出工,也能收到一定的补贴。但如前所述,赞比亚大多数劳动者是没有合同保障的短工,总是停产、休假,这些人及其家庭就会感受到巨大压力,而这些压力会随时转化为政治冲击力。

如果说,当年的PF正是依靠工会的支持,击败了老牌的MMD,那么如今UPND很可能照猫画虎,依靠总人数是工会人数几倍的、在本轮“铜矿连锁危机”中受伤害最深的短工阶层的怒火,成为又一个胜利者——哪怕只是赞成的。

有当地舆论称,伦古有意借与中国来访高层会晤的机会“策略”一把,一方面强调自己和PF是“亲华势力”,希望能多多“讨糖”;另一方面暗示倘若得不到“糖”会有严重后果——反正PF又不是头回这样去说去做了。

不应忘记今天被视作“亲华势力”的PF在执政前是公认的“反华势力”,更不应忽视这样一个现实,即在赞比亚这样经济结构严重畸形的国家,“亲华”和“反华”(或随便亲/反什么)在很大程度上要看经济关联度——赞比亚靠铜-铜靠中国的“食物链”曾将过去若干年内所有上台执政的赞比亚政党、政治家都暂时变成了“亲华派”,那么,当“食物链”不再那么稳当的时候,需要着重关注和调整的究竟是什么,就不言而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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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短房

陶短房

1894篇文章 2年前更新

本名陶勇,旅居加拿大的中国专栏作家。曾长期在非洲定居,对非洲政治、经济、文化情况比较关注。涉猎范围广泛,小说、散文、文化评论等都常常见诸出版物,业余时间还以研究太平天国史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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