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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李秀成的零星问答

关于李秀成的零星问答

在创作《这个天国不太平》——确切地说,是创作其前身《太平天国人物谱》系列时,曾有许多读者、包括一些老朋友抱怨“写太平天国人物,怎么能漏掉李秀成”。的确,李秀成虽然是个争议性人物,百余年来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且大起大落,但不论哪一派都不得不承认,他是太平天国人物中形象最丰满、也最无法忽视的一个,这不仅因为他的事迹几乎贯穿太平天国始终,也不仅因为他从最基层做起,一直做到太平天国的“总司令”,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在生命的最后时段,留下了纪录太平天国和其本人历史、长达36100字(据说本来有5万字之多)的较完整亲笔材料,可以说,他是太平天国人物中保留一手个人资料最多的一个,甚至洪秀全都未必能与之相比。

但笔者迟迟不动笔,恰也因为此:对于一位自己写自己就用了几万字,又被后世好几个朝代的各路人马翻来覆去逐字逐句、逐年逐月琢磨了个通透的历史人物,想要用不算很长的篇幅写出点名堂来,还真是件不容易的事。

斟酌再三,该写还是得写,不过鉴于前述原因,就不再试图为这位太平军要人立个新的小传,而是采用问答的形式,给李秀成来幅类似《太平天国亲历记》中绣像般的人像速写吧。

李秀成的履历表有没有问题?

关于他的出身和参加太平军经过,他本人写得十分详细。

他是广西梧州府藤县宁凤乡五十七都长恭里新旺村人,父亲叫李世高,母亲姓陆,有个弟弟叫李明成,当然,在家乡他的名字叫李以文,不叫李秀成,他的弟弟恐怕也不会在那时就叫李明成的。

按照他本人的说法,他家里很穷,“孤寒无食,种地耕山,帮工就食,守分安贫”,有口碑称,他是后来当了他部将的陆顺德家佃户,读的几年私塾,也是在陆顺德家寄读的。

一些家乡口碑称他很小就有领袖才能,不但是孩子王,还能使一杆带石头的长绳鞭,让一大群羊服服帖帖,是否靠谱,就不好说了。按照他和曾国藩幕客赵烈文的闲聊,他应该出生于道光三年(1823年),“道光廿六、七、八年”冯云山来广西建立拜上帝会时,他已经是20多岁的成年人了,说“上当受骗”加入“反政府组织”大约不假,说“迷迷而来”就有些自我掩饰了。

说到自我掩饰,其实许多被俘的太平天国将领都喜欢这么做,比如林凤祥、李尚扬都说自己是做小买卖被抓了壮丁,而且可能都故意谎报了籍贯;黄文金明明是博白上帝会的首领之一,他堂弟黄文英却说他们一家三口人在广西平南县投入太平军中,共同的特点,是避重就轻,尽可能保护自己家人和乡亲,那么,李秀成所交代的早期经历,有没有类似的水分掺杂?

他说自己很早就加入拜上帝会,但没有去金田团营,而是在1851年9月下旬,即金田起义后1年左右,才因为太平军萧朝贵、石达开部路过自己家乡而从军,此时距离太平军攻克第一座城池——永安,已经仅有5天。

史料记载,从9月20至9月25日,萧朝贵等人在大黎里呆了5天,这里距离李秀成的新旺近在咫尺,太平军不仅召集上帝会众,还在临走时放火焚烧民居,李秀成不论是否自愿,想来除了随军,也的确无路可走,他的老母、弟弟,许多族人,甚至家境富裕的陆顺德,也都这样成了“光荣的太平军战士”。当然,就在此前5天,萧朝贵刚刚在附近的平南官村庙大破清朝名将向荣、巴清德,声势大振,这显然也能让青年农民、上帝会众李以文“参加革命”的胆子大一些。

李秀成说他“家寒苦,有食不逃”,而且害怕私逃回乡后被当地团练报复,因此不得不半自愿、半被迫地随军,这大抵不假,但也有“埋伏”:他自称是乡下人,随军离家百里后就不认得回家的路,恐怕未必,这位以细心著称的广西人此时已经28岁,按虚岁算更是小三十的人了,不会这么糊涂,在供词里,他把自己的籍贯从省到村,逐级写得清清楚楚,从藤县到永安那点路途,怕是不至于认不清的。

他说,自己从1851年9月参军,直到1853年3月随军进入南京,一直是一个小兵,也是半真半假:作为赶上“功勋”称号末班车的“最资浅老革命”,他当然很难一下得到重用,一开始从圣兵当起怕是难免的,不过他9月入伍,12月4日洪秀全就下诏,进永安前入伍的“功臣”,“上到小天堂”后最小也能封“军帅职”,虽然这个“军帅”不但是称作“恩赏军帅”的虚衔,而且还是不能马上兑现的期货,但好歹也是个干部编制了。他说自己在1853年天京“破城之后”已经随春官正丞相胡以晄理事,丞相按编制,有历、传、尉、伺四种属官,最小也是职同军帅的级别,从圣兵到军帅,中间差了6级,以这一时期太平军机构编制之精简,李秀成很显然不会火箭直升,而是靠功劳、苦劳,一步步提拔上来的。同理,他在这年天历八月前,先后出任后四军帅、后四监军,也并非破格擢升,而是循序渐进,因为军帅和“丞相府理事”是平级,只不过权力更大,而监军也仅比军帅大一级而已。

当年11月,他跟随石达开去安徽,次年1月,老上司胡以晄占领庐州(合肥),李秀成被重新派到胡以晄手下,升为殿右二十指挥,后来提拔为殿右二十二检点,成为防守皖北地方的一名主要将领,这时他的名字已经改叫“寿成”。

和屡屡作为主力投入野战的老乡兼好友陈玉成不同,李秀成在1854-1855年几乎没打过什么大仗,但1855年12月,已投降清朝道员何桂珍的捻首李昭寿杀死何桂珍,将英山县城和几千精锐双手奉献给李秀成,正感兵力不足的太平天国封李昭寿殿右七十二检点,本来已经是检点的李秀成也因此水涨船高,升一级做了地官副丞相。

两个月后,他和陈玉成、陈仕章、涂振兴、周胜坤共5丞相,在顶天燕秦日纲指挥下投入镇江解围战,随后作为主力参加了击破清江北、江南大营的战役,一路追击溃退的清朝主帅向荣到丹阳、金坛。这是李秀成第一次参加主力会战,不过按照他自己的记载,这仗大出风头、扬名天下的是陈玉成,他仅仅充当了绿叶的角色。

金坛激战正酣,主帅秦日纲却突然不见,这让李秀成十分不满,以至于在后来的回忆中干脆不提此人。当然,今天的我们都知道,秦日纲是被洪秀全秘密召回,成为杀死杨秀清的急先锋。1856年9月起爆发的天京事变,导致杨秀清、韦昌辉这硕果仅存的两位军师同归于尽,石达开出走,秦日纲、陈承镕被杀,侯、丞相和大批有经验的官员或死或逃,太平天国盛极而衰,元气大伤。

天京事变期间李秀成正在金坛前线,幸运地既躲过屠杀,又没沾上自己人的血,随即被派往皖北,守御桐城,1857年春,他通过李昭寿的关系,招揽了捻军盟主张乐行号称“百万之众”的大队人马,虽然这些友军“听封不听调”,战斗力也逊色许多,但毕竟为“失血”的太平天国增添了有生力量,他也因此被加封为合天侯。

也就在此时,李秀成遭到清安徽巡抚福济的猛攻,他在1857年春主动邀请陈玉成、陈仕章两位老搭档在枞阳镇开会,制定了李秀成稳守牵制、陈玉成突击巢湖内线的战役方针,最终在当年2、3月间大破清军福济、郑魁士、秦定三部,杀死清将郝光甲,收复了皖北舒城、六安等多个州县。此次胜利正逢太平军因天京事变影响,在各战场接连败退之际,其意义可谓重大。

1857年6月,石达开从天京出走安庆,10月,又从安庆渡江,进军江西、浙江,李秀成、陈玉成等则被留在皖北。当时洪秀全重组了中枢机构,让近臣蒙得恩、姐夫锺芳理主政,两个名义上被革职的哥哥洪仁发、洪仁达同样手握军政实权,但这些人能力平庸,无力挽救军事颓势,天京外围的句容、溧水先后陷落,瓜洲、镇江也再度被围,锺芳理大败而回,洪仁发非但救援不成,自己反倒被清军包围,洪秀全不得不调李秀成来增援。1857年底,李秀成救出洪仁发和突围到高资的镇江吴如孝部,全军返回天京,不久,洪秀全改组中枢,他被任命为副掌率,和正掌率蒙得恩、又正掌率陈玉成一道,成为太平天国中期的主要辅佐者。

这3位掌率中,李秀成地位最低,但正掌率蒙得恩年老多病,能力平平,又正掌率陈玉成常年带兵在外,李秀成反倒成了举足轻重的朝臣。这位文化程度不高的老兵觉得“任大职重”,就提出了一整套改革主张,结果一度触怒洪秀全,差点革职,后来在朝臣们全力谏诤下才复职。

尽管如此,洪秀全对李秀成仍然比较信赖、甚至依赖,当时天京周围形势严峻,清军再度兵临城下,外围据点相继丧失,援兵难以企盼,李秀成多次要求出京调兵救援,都被洪秀全拒绝,直到1858年4月江浦陷落后,李秀成才终于说服洪秀全,带着副掌率的头衔出城组织解围战。

李秀成从南门出京后,第一站就跑到芜湖,那里的守将是他的堂弟李世贤,两人在芜湖会议,商定李秀成渡江,负责江北战局,李世贤留在皖南,负责江南战局,李秀成随即在芜湖、梁山渡江,重返皖北,准备先攻破含山、和州,然后进军全椒、乌衣,收复江浦、浦口,恢复天京北大门。

尽管计划很周密,志气也很足,但李秀成的主力只有5000人马,加上捻军等友军也不过两万人,虽然最初进展顺利,含山、和州、滁州相继收复,但6月初在全椒境内与清江北大营德兴阿部交战,却败下阵来。于此同时,李世贤在皖南也进展艰难,芜湖会议计划难以实现。

痛定思痛的李秀成再度把求援目光投向实力比自己强得多的老友陈玉成。1858年7月,陈、李以又正掌率、副掌率的名义连衔召集两皖各路太平军将领,召开第二次枞阳镇会议,由李秀成提议,一致通过了皖北会战方案,即先收复庐州,然后乘胜攻破江北大营,打通两浦,并由陈玉成充当会战主力。

当年8月23日,太平军一举击溃清军李孟群部,收复庐州和周边多个据点;9月下旬,陈玉成、李秀成联军号称20万人,在东西葛、乌衣、小店三破德兴阿,27日收复浦口,江北大营彻底覆灭,天京城的危机暂时得到缓解。

此役奠定了陈玉成、李秀成在太平天国各路“外军”中的主力地位,此役之后,洪秀全恢复了金田起义后实行的五军主将制度,陈玉成和李秀成分别以成天义、合天义的当时最高爵位,出任最高军职前军主将和后军主将,成为太平天国的支柱。

尽管和陈玉成同时受封,但李秀成的实力、功绩都要逊色得多,因此在此后一段时间,两位同处江北的主将形成了明显分工,即陈负责安庆和整个皖北的军务,而李则负责保障皖北和天京间交通的通畅,这种分工的差异,让陈玉成有机会将皖北各城守军逐渐收入自己麾下,而李秀成则只能继续依靠自己为数不多的子弟兵,和不大靠得住的捻军友军。

就在太平军攻破江北大营前不久,清湖广总督官文急功近利,趁稳健持重的湖北巡抚胡林翼请假奔丧,强令湘军猛将李续宾孤军进攻皖北,只用32天时间深入太平天国腹地400多里,连克太湖、潜山、桐城、舒城,直逼皖北重镇三河,另一路清军都兴阿部则克石牌,破集贤关,攻到太平军皖北大本营安庆城下。陈玉成一面急忙挥兵东援,一面请求天京让李秀成部一同前往。11月中旬,陈玉成在李秀成部配合下,获得三河大捷,全歼李续宾部精锐湘军5000人,并乘胜收复全部失地,迫使都兴阿撤兵。但在追击过程中,主张稳扎稳打的李秀成和主张乘胜反攻湖北的陈玉成发生矛盾,两人的分歧最后导致二郎河会战失利,太平军和湘军在江北重新回到对峙的僵局。

尽管三河大捷的军功章理应“有你一半,也有我一半”,但战后的现实却是“英王名显,我名未就”,陈李两人的地位、实力进一步拉开距离,这让两人间的友谊蒙上一层阴影。

1859年4月22日,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来到天京,得到洪秀全信用,仅20天间就连升三次官,最终被封为干王、精忠军师,成为朝中第一大臣,并打破了天京事变后“不封王、不封军师”的天王承诺,引起功臣宿将的不满。为平息众人非议,在洪仁玕提议下,率先向洪仁玕表示亲近之意的陈玉成也在同时或稍后被封为英王,并传出“内事不决问干王,外事不决问英王,两事不决问天王”的“三问”,不久,洪秀全重组文化领导小组,任命洪仁玕为钦命文衡正总裁,陈玉成为又正总裁,尽管这个职务表面上是负责科举考试的闲差,文化水平不高、且基本不在天京的陈玉成,更是个挂名总裁,但考虑到洪秀全、冯云山曾长期饱受科举落地的痛苦,对科举考试看得至关重大,这样的“挂名”,意义非同凡响。此后直到被俘,陈玉成一直自称“本总裁”,这当然不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文化素养,而是执着于“总裁”给他带来的政治地位光环。

与之相比,李秀成的日子可就难堪的多了:封王没他,封总裁也没他,封王之后安排分地,皖北几乎全归了英王,自己只剩下滁州、来安、天长三地,驻扎的浦口还是问天京借的防地。屋漏偏逢连夜雨,他手下的降将李昭寿投降了清朝,不但弄丢了滁州,更要命的是,这位李二秃子还故意当着天京派来监视自己的侍卫之面,给送来封劝降信。

按照李秀成的说法,此后约20天,洪秀全对他十分猜忌,担心他造反或叛逃,不但扣留其老母、妻子为人质,还把中关的船只全部封存,让困守在一江之隔浦口的李秀成成为背水孤军,此后20天间李秀成坚守不变心,洪秀全为安抚人心,就亲笔书写“万古忠义”四个字赐给他,封他为忠王。

洪秀全对他猜疑、防范,并非虚假,当时李昭寿和清方大员们都连篇累牍提及,李秀成写过一封斥责李昭寿的回信,并没有直接送到同样在江北的李昭寿滁州军营,却绕了个大弯子,让人“先投京内”,渡江把信送到天京展览,再委托天京方面重新渡一回江,送去李昭寿处,这封信与其说是写给李昭寿看的,毋宁说是写给洪秀全看的——我是忠臣,明白么?

洪秀全显然是明白了,他写条幅,封忠王,也不能说都是笼络,也应该带有一些感情或歉意在内。应该指出的是,李秀成在回忆录里也加入了文学虚构成分:他先说老母妻子被扣在天京,后面又说两人都在浦口,这两种说法都出自他的亲笔,但显然,真相只能有一个。

不管怎么说,如今李秀成是忠王了,他精神抖擞地投入解围战略的策划,并在1859年1月28日离开浦口,去展开他人生最重要的“得意之笔”。就在他走后第四天,长江中的九洑洲被清军攻克,天京城自太平天国定都以来,首次被完全合围。

李秀成的去处又是堂弟的大本营芜湖,是为第二次芜湖会议,这次会议参加的不仅有李世贤,还有集中在皖南的各路太平军将领:原杨秀清系统的杨辅清,同样是原杨秀清系统、如今归陈玉成指挥的黄文金,原属韦昌辉弟弟韦俊、韦俊降清后倒戈的刘官芳、古隆贤、赖文鸿等等,会议制定的战术,是“围魏救赵”,佯攻杭州,等江南大营分兵去救,再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对大营发起总攻。

一些人根据洪仁玕的说法,认为出这一计策的是洪非李,这显然不合逻辑,因为军情紧急,李秀成系直接从浦口渡江,会议结束后天京已被合围,而各路人马随即采取了行动,很显然,李秀成没有时间去听干王的“高见”,而只是在会后一面行动,一面派人混进天京城通报。当然,洪仁玕也并非毫无作为,他在未知会李秀成的情况下,命令陈玉成部前来参战,以至于后来李秀成对陈“不约而至”感到十分惊讶。从后来的战事可知,陈不参战,其余各部也能获胜,但陈的东进让湘军找到战机,在皖北站稳了脚跟,此后成为太平天国的噩梦。

李秀成的计策大获成功,对杭州城的奇袭导致江南大营8万人马的六分之一被牵到杭州方向,而太平军则悄然在5月初完成各路集结,以约20万人的绝对优势兵力发动了总攻,5月5日,江南大营被击溃,太平天国进入后期的高潮;随后李秀成和陈玉成联兵东下,先后攻克丹阳、常州、无锡、苏州、松江,杀死清军名将张国梁,迫使钦差大臣和春、江苏巡抚徐有壬自杀,但随后李秀成对上海的进攻,却因内应被破坏,和英法军队帮助清军守城(此时两国在北方却正和清军交战)而失败。

天京-苏南战役的胜利,对太平天国和李秀成都十分重要。

太平天国终于摆脱了长达数年的危机,重新获得了行动自由,并第一次拥有了富庶的江南腹地,建立了包括苏州、常州两郡全部,松江郡大部和镇江郡一部的苏福省,而李秀成也摆脱了依附陈玉成的窘境,成为拥有广大领地的实力派,并因领地和上海接壤,很快享有了“国际声望”,名气后来居上,甚至盖过了陈玉成。

好景不长,接下来李秀成再度碰上了麻烦:天王要他去扫北。

李秀成显然对扫北不感兴趣(扫北是“扫”哪儿,后面再详谈),他这时已经接到江西、湖北许多地方起义武装的呈文,约他出兵前往收编。尽管洪秀全、洪仁玕软硬兼施,翅膀硬了的李秀成仍然“背主之命,信友之情”,踏上了去江西、湖北的征途。

1860年11月,李秀成出兵江西,兜了一个大圈子后折到皖南,和李世贤、刘官芳等部会合,这年底,他忽然再度折兵向西,在兜兜转转之后,于1861年6月抵达湖北武昌、大冶一带,和留守德安等地的陈玉成部下赖文光等隔江相望,但此时安庆已经告急,陈玉成主力也已东返,李秀成无心恋战,便在几天后东返,全军开赴浙江,和堂弟李世贤一起去攻略浙江了。

李秀成、李世贤兄弟在浙江取得辉煌胜利,到1862年5月,两人共攻取包括省城杭州在内的浙江九府七十县,清朝版图上只剩下温州、衢州两座府城,和龙泉、泰顺、庆元、瑞安、定海五个边远县城。

由于安庆在1860年9月5日陷落,陈玉成在1862年5月15日被寿州练总苗沛霖出卖,不久死于清廷刀下,李秀成成了太平天国最大的地方实力派,拥有苏南、浙北大片地盘,并在名义上可指挥陈得才、黄文金等陈玉成旧部,但这也引来洪秀全、洪仁玕和整个洪氏家族的猜忌,他们用“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手段,先是将李秀成部下大将陈坤书、童容海封王,并调离忠王指挥序列,继而把李秀成部下二、三级将领和郡县守将先后统统封王,使这些人贪恋分地,不再一心一意服从李秀成调遣。对此李秀成反应激烈,采用各种方法加以对抗。

不过这种内耗很快就暂时告一段落:消灭陈玉成后,湘军主力曾国荃部精锐三万多人在1862年3月24日从安庆出发,仅用两个多月时间便在水军配合下打到天京城下,5月30日,陆军进逼城南雨花台,水军则一直开到三汊河、江东桥,封锁了秦淮河入长江的通道。

对此洪秀全十分恐慌,一天内连下三道诏书,召李秀成回援,此时李秀成正围攻上海,胜利在望,认为不应功败垂成,并且他分析局势后断定,湘军无力攻城,周围据点大多在太平军手中,上策应该是稳守不战,逸以待劳,等湘军锐气消减,再集中兵力决战。

然而洪秀全对李秀成的计划不以为然,他一方面来软的,下诏书让洪氏族人“退居二线”,封李秀成为“护国军师”,有权调遣内外一切人马,另一方面又悄悄给江浙皖各路太平军直接下诏,命令他们“勤王”。在这种局面下,李秀成不得已从上海撤军。

在供词中,李秀成把这种被迫撤军的委屈表露无遗,但事实上尽管不情愿,但他的“勤王”准备还是认真、负责的。6月7日和7月24日,他两次召开军事会议,先后参加者包括自己、杨辅清、李世贤和天京直属的各路大员,会议专门刊刻了《会议辑略》,并亲笔写下“如欲奋一战而胜万战,必须联万心而作一心”的序言,这正是当年“围魏救赵”,总攻江南大营前,各路人马在建平会议时的誓言。10月13日,李秀成率领13王10多万大军,号称60万,打响了著名的雨花台战役。

自10月13日至11月25日,李秀成的太平军和湘军鏖战44天,造成湘军减员1/3,曾国荃“心力俱困”,后来他攻破天京,抓住李秀成后,联想到当年雨花台的困窘,居然情绪失常,亲自拿着小刀、锥子,在李秀成身上乱戳泄愤,可见这一仗曾让他何等难堪。

但尽管如此,十多万太平军并未能战胜三万多湘军。

在湘军方面,兵临天京城下的都是百战精锐,且号令统一,指挥系统严密,而太平军主力共有13个王,其中李秀成、慕王谭绍光、孝王胡鼎文、纳王郜永宽、来王陆顺德属于李秀成系统,李世贤、首王范汝增属李世贤系统,堵王黄文金、襄王刘官芳、奉王古隆贤3人,分别是前陈玉成、韦俊的旧部,而相王陈潘武、航王唐正财、补王莫仕暌则是天京系统的朝官,除了他们,在外围配合作战的还有辅王杨辅清、顾王吴如孝、佑王李远继、贺王秦日来、对王洪春元、贡王梁凤超等,这些人同样分属不同的集团,不仅战斗力强弱不等,配合时有时无,后勤各自为政,而且彼此间“人心不齐”,战斗力自然要大打折扣。

不仅如此,湘军完全控制了水面,水师不但可以掩护侧翼,还能及时补充人员、武器、粮草和弹药,比太平军的人拉车推效率高得多,在江南水乡地区,更让完全的包围变得不可能;在武器装备方面,湘军并不先进,洋枪数量甚至还不如李秀成部多,但枪炮弹药采购都通过粮台和正规渠道,质量好,规格整齐,反观太平军,洋枪洋炮除了缴获,大量来自走私,规格五花八门不说,质量更粗劣无比,英国船长吴士礼等在检查了太平军收购的走私枪支后断言,这些枪“对射手本人比对射击目标威胁更大”,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太平军士气不低,人数占优,且占据“主场”,也难以获胜。

雨花台之战打成平手,下一步该怎么办,洪秀全和李秀成意见分歧很大。

李秀成希望暂作休整,再作决战,一方面调集足够的援兵、给养,另一方面也可防备清军乘虚攻打苏南、浙江;洪秀全却一门心思想着赶紧解围,希望李秀成“进北攻南”,渡江北进,迎接当时在汉中一带的陈玉成旧部扶王陈得才,再一同南下决战。

洪秀全只看到陈得才有号称20万的大军,认为既然李秀成的十三王人马已经可以和湘军战平,加上陈得才就准能获胜。但他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因素——粮食。北上必须两次经过皖北,这里经过连年战乱,早已赤地千里,一旦清方坚壁清野,几十万太平军就会不战自乱,李秀成曾长期在皖北作战,对此当然心知肚明。

但不管李秀成怎么说,洪秀全铁了心要“进北攻南”,甚至连先遣队(属于天京系统的章王林绍璋、对王洪春元)都已经提前派出,李秀成迫于无奈,只得在1862年底让郜永宽、汪宏建等部先行渡江,自己匆匆赶回常熟处理内部不稳后,于1863年3月渡江跟进。

果不出李秀成所料,在清军的坚壁清野下,最初进展尚顺利的太平军只打到六安就饿死、病死无数,不得不在9月下旬原路撤退,适逢江水大涨,湘军水师趁机截击,太平军在“半渡”的绝境下损失惨重,直接兵力损失据说高达十几万人,不但收复的州县全部失守,连老根据地江浦、浦口、九洑洲和下关也全部丧失,按照李秀成自己的话,这次“进北攻南”是“我一人之失锐”、“国之危”,他本人和太平天国都因此大势已去。

因为洪秀全的瞎指挥,号称天险的雨花台被清军偷袭,麻痹大意的洪秀全侄子洪春元只身遁逃,进攻的湘军只死了1个人;也因为他的任意调遣,原本困守上海的淮军和由英国人戈登统帅的常胜军起死回生,开始进犯苏福省,逼近省会苏州,李秀成据说“赞助”了7万多两白银的军费,才换取洪秀全同意他回苏州救援。

然而此时形势已经逆转:淮军、常胜军依靠洋枪洋炮和轮船屡屡得手,太平军又因为洪秀全的滥封,导致各郡县守将固步自封,不愿配合作战,李秀成的机动兵力在“进北攻南”中元气大伤,又无法从各郡县得到补充,他虽然到处奔走,百般恳求,却收效甚微,战至1863年底,局势已很难挽回,李秀成想放弃苏州转移,却遭到苏州主将慕王谭绍光反对,绝望的李秀成在12月1日离城而去,3天后,纳王郜永宽、宁王周文嘉、比王伍桂文、康王汪安钧等四王、四天将刺杀谭绍光,将苏州城献给李鸿章,不久他们8人被李鸿章和部将程学启设计屠杀。

李秀成从苏州撤出,取道丹阳,准备返回天京,李世贤这时也已经丧失了大本营金华,在溧阳一带驻守,派人劝阻李秀成回京,认为洪秀全已无可救药,兄弟俩应统一行动,另作打算,李秀成不为所动,从小道避开堂弟的阻截,只带少数人回到天京,这是12月20日的事。

按照他本人的说法,他回城后立即提议“让城别走”,放弃天京,转移到内地,以避开洋兵和最可怕的轮船、洋炮威力,重振旗鼓,但这一建议遭到“信天不信人”的洪秀全拒绝、痛斥,甚至以革职相威胁,伤心欲绝的李秀成一度乞求天王将他杀死,以免失败后受到清廷的羞辱。尽管洪秀全很快觉得自己做得过分,派人送上龙袍安抚,被满朝文武强留下守城的李秀成仍然满怀委屈,仅凭一股愚忠在城里“逼气以陪其亡”,他在被俘后交代称,自己在城里没有多少实权,军政大权都掌握在洪氏子侄兄弟手中,自己能调动的,不过是留在城里的一千多部属,而且许多都不是精兵。

这种说法既有相当可靠度,也有不少夸张的成分。洪氏专权并把持朝政不假,但城防和军事,李秀成还是有足够指挥权的,洪秀全死后,他亲信的道士“沈真人”沈桂提议分封6主帅,统一指挥城中全部人马,其中大主帅是李秀成,副主帅则是他的爱将兼女婿纪王黄金爱,剩下的东、西、南、北四主帅除西方主帅不知姓名外,顾王吴如孝、刘逢亮和养王吉庆元不是他的部属,就是和他曾亲密合作的宿将,服从指挥、协同配合,都不会有问题,这虽然是洪秀全死后的部署,但既然当家的还是洪仁发、洪仁达和沈桂等人,形势、时间又如此迫切,六主帅所反映的,也自然还是洪秀全在世时的分工安排。也正因为李秀成统一指挥,城中又有黄金爱、吴如孝、吉庆元这样身经百战的名将辅佐,只能靠野草充饥、能战者不过三四千人的天京太平军,才能在五、六万湘军水陆围攻下,顽强地坚持到1864年夏天。

这时苏南、浙江的郡县先后陷落,尽管章王林绍璋、干王洪仁玕等大员相继出城催救兵,但各路人马都因为粮食缺乏,无力增援,李秀成只得指令这些人马分路向江西转移,打算让他们休整补充,等1864年秋粮成熟,再会同江北的陈得才部一齐回援。

湘军也察觉了太平军的意图,不惜伤亡连续猛扑,试图在秋收前结束战事。1864年6月2日凌晨四更,因长期使用野草、蜈蚣等病入膏肓的洪秀全拒绝服药,喃喃念叨着“大众安心,朕即上天堂,向天父天兄领到天兵保固天京”与世长辞,3天后幼天王洪天贵福在李秀成等人拥立下即位,城中军心更加散乱。

7月19日午时,清军用地雷炸开太平门“龙脖子”城墙,蜂拥而入,李秀成督军死战,不能抵御,只得保护着洪天贵福撤上清凉山,当夜,换上清军号衣,出其不意地从清军破城的龙脖子缺口突围成功,但突围时清军察觉追击,为“尽心而救天王这点骨血”,李秀成将自己的战马换给洪天贵福,结果因换来的劣马不得力而掉队,迷路避上方山,虽然有百姓设法掩护营救,但不肯剃发逃亡的李秀成最终因随身携带的财物被人见财起意,“藏不住”,被奸民陶大兰等出卖给湘军将领萧孚泗。

被关押在曾国荃军营囚笼中的李秀成顶着南京7、8月间“火炉”酷暑和浑身伤痛,出于总结天国得失、保留天国历史和保全残部性命的目的,自7月30日至8月7日,以惊人的速度写下了据说多达5万字、保留下来也有36100字的长篇供词。8月7日,正写到“如知”两个字的他得知将被处死,神色自若地写了十句“叙尽忠之意”的绝命词,从容赴死,时年41岁。

革职、违令和自行其是

清代是一个流行革职和复职的朝代,和太平军作战6年、从金田村一直撵到孝陵卫的向荣向大帅,被心浮气躁的咸丰皇帝革职、复职、革职留用的次数数也数不清,有时候刚革职没几天就升官,也有时候刚收到赏赐的各色零碎,“拔去花翎、以观后效”的新圣旨又已经在路上跑着了。

太平天国也不例外,《天父圣旨》并非专门记载人事变化的书,但里面那些高级官员革职复职的频率也是够怕人的,像曾天浩、秦日纲这样的大人物,有时甚至顶着“奴”的头衔,在高级干部的岗位上继续为天父天兄奋斗,真不知他们是不是会尴尬。

不过任谁都没有李秀成被革职、惩戒的频率高、次数多、影响大。

他第一次被惩戒,是1856年镇江解围后,急欲回城休整的他被杨秀清怒斥、威胁“违令即斩”,最后不得不“将兵怒骂”发泄一番,然后硬着头皮去攻打江南大营。这次惩戒只算“口头警告,不计入档案”,而且也不是针对他一个人。

他的第二次被惩戒,是1857年底至1858年初的事。

这时他被任命为副掌率合天侯,与蒙得恩、陈玉成3人组成一个小小的“内阁”,其中蒙得恩是洪秀全近臣,从不出朝门,属于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的行政型干部,陈玉成则一直在外地转战,很少回来,李秀成深感“责大任众”,耳闻目睹太平天国种种弊端,提出了一整套改革方案,按照他本人的说法,就是“择才而用,定制恤民,申严法令,肃正朝纲,明正赏罚,依古制而惠四方……礼而恤下,宽刑以待万方,轻世人粮税,仍重用于翼王,不用安、福王”,归纳起来就是减税、轻刑、严肃法纪、赏罚分明、善待民众、重用人才、弃用不合格的亲信7条。

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这7条恰中时弊,当时的太平天国正存在刑罚苛刻任意、制度繁琐、赏罚不公、人才匮乏、任人唯亲等诸多弊端,原本算是优点的军纪严明、赋税轻简,也因军队纪律的废弛,各地加征名目繁多的杂赋,以及“打太平先锋”等诸多不合理的做法,而变得让人望而生畏。

然而对于洪秀全来讲,李秀成的这些建议简直是可忍孰不可忍:作为半神半人的教主,他已经习惯于靠神人、神话治国,让他放弃这一切,像一个正常君主那样靠法令、朝纲治国,亲理庶政,那简直是对他莫大的侮辱;他素来标榜君权神授,把任意赏罚、杀人说成“天法杀人”、“斩邪留正”,而什么是“邪”,什么该斩,必须由他这个“太阳”说了算,族弟洪仁玕小心翼翼引经据典,劝他“不好杀”,他还要恶狠狠批注“爷令圣旨斩邪留正杀妖杀有罪不能免”、“爷诫勿杀人……非谓天法之杀人也”,看看,连《圣经》说“不好杀”他都不服,最多能背诵《十天条》的李秀成也敢说“宽刑以待万方”,这不反了么?至于用翼王,不用他那两个无能的哥哥,那就更不行了,石达开当然有能力、得人心,但他是外姓人,又是当初起事的元老,要是跟杨秀清、韦昌辉一样,越有能力、越得人心不是越坏事?洪仁发、洪仁达再笨,那也是自家兄弟,自己想神化一下自家父子俩,这二位文盲哥哥立马就能编出书来作证,他石达开、李秀成能么?

这么一来,李秀成被撤职查办是跑不了的了,平心而论,如果从洪秀全的角度看,你李秀成提出如此不靠谱、如此让朕难堪的损点子,撤职查办还得算从轻处理了。

这次撤职的效期只有短短几天,原因是李秀成的奏章得到朝臣们的普遍支持,加上洪秀全心平气和后仔细琢磨,终究还是觉得李秀成本意是为自己好,最终奏章不置可否,但李秀成还能继续当他的副掌率,重用也基本没有走样。

李秀成的第三次被惩戒,是1862年6月左右。

当时他正在围攻上海,节节胜利,洪秀全却因湘军突然杀到雨花台下大惊失色,一天三道诏书催促李秀成回京勤王。李秀成回到苏州,和自己及天京方面各将领商量后一致认为,湘军初来乍到,士气正高,而且有水路优势,速战对太平军不利,而且天京城防稳固,可以久守,应该先稳守,等湘军疲敝后再决战。洪秀全接到奏报后勃然大怒,质问李秀成“知朕法否”,表示“若不遵诏,国法难容”,并派补王莫仕暌催促起兵。

莫仕暌是“天朝刑部正秋官”,即太平天国中央负责刑罚的最高官员,让莫仕暌做使者,催促李秀成出兵,其威胁之意一望可知,尽管这次惩戒既没革职、也没抓人(还升了官,这个后面再说),但实实在在地说,是洪秀全的刀离李秀成脖子最近的一次。

他的第四次被惩戒是雨花台会战不胜后,洪秀全革去他的爵职,让他去“进北攻南”,对这次革职惩戒,他本人和时人记载中着墨都不多。

第五次被惩戒,是1863年12月下旬,丢掉苏州的李秀成不顾堂弟李世贤的拦阻,回到天京与洪秀全共存亡后发生的。

正如前文所言,李秀成分析形势,认为必须放弃天京,“让城别走”转移到内地,但这样的建议在洪秀全看来,等于是否认天父天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神圣权威,抛弃“小天堂”,去过回当年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的日子,也绝非他这个“太平天子”所乐意,因此洪秀全说了些很绝情的狠话:“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不用尔奏,政事不用尔理,尔欲出外去,欲在京,任由于尔。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某者乎?尔怕死,便是会死,政事不与尔相干,王次兄勇王执掌,幼西王出令,有不遵幼西王令者何朝诛之”,以至于心灰意冷的李秀成当殿喊出“尔将我一刀杀死免我日后受刑”的气话,并含泪走出朝门。这次惩戒并未革职,且只持续了1天,次日在朝臣的苦劝下,冷静下来的洪秀全派人把自己龙袍送给李秀成,算是罕见地承认自己也会犯错。

李秀成的文化程度也只是私塾几年,字算写得尚好,却错别字连篇,他所复述的那些天王训词,口吻、遣词习惯都和保存至今的天王诏旨十分吻合,显然不会是编造的,洪秀全对他动辄训斥、猜疑,又不得不任用,以至于频繁陷入惩戒-安抚的死循环,是不争的事实。

但李秀成在供词中很少提到另一面,即洪秀全对李秀成并非一味猜疑,而是有疑有信,且以信为主,对于李秀成的建议他表面上几乎一概拒绝,但风头过去后却常常悄悄采纳。

“依古制而惠四方”的那一次,表面上看,洪秀全只是恢复了李秀成的职务,但并未采纳其奏章,但此后他的确暂时整顿了朝政,洪仁发、洪仁达等亲属“恩免理事”,在洪仁玕到来前,封官也不算很滥;即便在他最反感的用人方面,他也做了些争取石达开的表面文章(尽管在不为人重视却为他重视的神权领域搞了小动作),并封杨秀清义弟杨辅清中军主将,韦昌辉亲弟韦俊右军主将,这两个职务是杨秀清、韦昌辉在金田起义时的职务,象征意义一望而知。很显然,洪秀全嘴上不说,实际上还是采纳了一些李秀成的意见。

派莫仕暌催兵的一次,虽然严词威胁,但另一方面却作出了重大安抚措施——封军师,就在此前后,李秀成获得了“护国军师”职务,军师是太平天国自始至终唯一未曾滥封的官爵,也是最高军政职务,当时除了幼东王、幼西王、幼南王三个小孩子,太平天国的两位成年军师中,精忠军师洪仁玕被“革去军师,不革王爵”,先任开国军师、后改公忠军师的石达开此时不但远离本土,而且已经落入清朝手中(他死于1863年6月27日),只是天京方面尚不知道而已,因此李秀成的这个军师,实际使他成为太平天国最高军政首长,或者如伶俐所言的“总司令”。

雨花台会战后的“革职”语焉不详,但从此后李秀成仍以忠王名义发号施令,和后来他的军师头衔从“护国”变成“真忠”,可以推断是只撤去军师头衔,并未取消王爵。重大战役失利,主官受一定处分,是当时清、太双方惯例,洪秀全这次的做法并不出格,事实上李秀成也并无异议。

最后一次处分,双方情绪几近失控,冲突是最激烈的,但洪秀全的认错姿态也是最彻底的,虽然李秀成称,此后自己不能负责全城防务,只是带着一千来人到处救应,但他也在自述中谈到,宋永琪案发生时,补王莫仕暌、章王林绍璋、顺王李春发、干嗣钧洪葵元,甚至王长兄洪仁发的儿子洪和元、洪利元都在忠王府中开会。太平天国等级制度森严,只有下级能去上级家开会,上级是不会去下级家开会的,甚至拜访、赴宴都不行,洪仁玕在写给英国翻译官富礼赐、谢绝对方宴会邀请时,曾写得十分明白,上述大员没有一个是忠王旧部,莫、林、李都是朝臣,洪葵元是洪仁玕的儿子,此时洪仁玕不在城中,他当是作为代表,而洪和元、洪利元则是王长兄、次兄的代表,他们两人与会,是因为洪仁发、洪仁达地位独特,不便出席(同样,顶着父辈军师头衔的幼东王、幼西王和幼南王也未出席),由此可见,尽管不能(也不可能)挤进洪氏家族的“神圣大家庭”,但在世俗层面,李秀成的确是洪秀全倚重的“总司令”,他可以调动除洪氏以外的其他城中各部,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洪氏的妥协。

洪秀全是个暴躁、猜忌和平庸的君主,但他能不动声色地先后除掉杨秀清、韦昌辉,在中外交困下在天京城做了11年太平天子,头脑并非一无可取,对李秀成,他并非只有猜忌、斥责和权术笼络,也的确有一些感情和信任,毕竟和石达开这种曾共患难的“兄弟”不同,李秀成是晚辈,对他的宝座没有实际威胁,这点他心知肚明。李秀成是除杨秀清外,唯一一个可以用“秀”这个字在名字里的人,而且这个名字还是洪秀全赐给的,其含义明明白白;尽管他一次又一次雷霆大发地修理李秀成,却也一次又一次悄悄妥协、安抚,这当然有利益考量,但同时也表明,洪秀全并非真的怀疑李秀成有二心,他的许多发作,与其说是惩戒,毋宁说是死要面子的自我权威维护(就算知错也不能改,至少不能公开改),甚至一种变相的撒娇(反正我怎么折腾,你“万古忠义”也是不会离开我的)。

说罢革职和惩戒,再谈谈李秀成的违令和自行其是。

李秀成经常表现出独立意识,但大多数时候都会最终妥协,哪怕是违心的,较明显的例外有两次。

第一次是1860年下半年,洪秀全让他“扫北”,他却违抗命令,自顾自地出兵去江西、湖北。这一行动,传统史学见解认为,是李秀成违抗洪仁玕、陈玉成“西政”战略,不执行“围魏救赵”,攻湖北以解安庆之围的既定方针。但事实上,当时陈玉成、洪仁玕都没有去“围魏救赵”,相反李秀成“违令出兵”的方向,却反倒是“围魏救赵”的路线——江西和湖北,说是违背“既定方针”显然难以自圆其说。

从史料分析可知,1860年下半年并没有“围魏救赵”的计划,陈玉成不是攻武昌,而是直奔皖北,试图直接解围;李世贤、杨辅清、刘官芳、黄文金、李远继,甚至洪仁玕等部都在皖南打转,目的并非配合西征,而是扩大控制区;李秀成违抗的并非这时还不存在的“围魏救赵”计划,而是如他在自述中所言的“扫北”,即洪秀全、洪仁玕看到英法联军进攻北京,试图趁势消灭清廷的“宏伟计划”——当然,也是完全不切实际的计划。对于这些,《可怜画饼误耕耘》一文中已作了详细剖析。

第二次则是所谓“天王改制”。

在辛酉十一年(1861年)正月十六日至二月十七日间短短一个月零一天时间里,脱离现实的洪秀全两次“改制”,先改国号为“上帝天国”,再改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同时取消各王头衔中的军号,统一改为“顶天扶朝纲”五个字,目的是神化自己父子,强调君权神授,同时取消各王的独立性,对此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等许多大将不以为然,公开抗命,李秀成在自述中交代得很清楚。

王庆成先生曾注意到,李秀成的“抗命”只是个人行为,他的亲弟弟李明成、许多部下大将的头衔是照天京指令更改了的,不仅如此,后来李秀成本人的官印中也加上了这5个字,并发现李秀成在自述中只说“李世贤至今仍不服遵改”,并未说自己也不服,认为这表明,李秀成虽然对洪秀全的乱政不满,但抵制是温和、有分寸和适可而止的,和陈玉成、李世贤抵制到底有所不同。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事实上作出妥协的并非李秀成一方。

应该成书于1862年的《天朝爵职称谓》和1863年签发给伶俐的通行证上官印,显示李秀成的头衔为“殿前吏部又副天僚开朝真忠军师御林兵马亲提调奉旨令专征剿忠义宿卫军顶天扶朝纲忠王荣千岁”,在这个长长的头衔中,旧的军号“忠义宿卫军”和新头衔“顶天扶朝纲”并列,而与此同时,正在各地催救兵的干王洪仁玕,长达52个字的头衔却是“殿前吏部正天僚部僚领袖开朝精忠军师御林兵马建天朝使兼御林苑壹天使兼又正总捐库征粮使顶天扶朝纲开朝王宗干王福千岁”,没有恢复本来具有的“殿右军”军号,可见,对李秀成头衔中军号的恢复,是洪秀全特意作出的妥协和安抚信号——当然,这仅限于给李秀成一人,而且下不为例。

用人、练兵与爱民

对于李秀成的用人,争议是比较多的。

有人认为他礼贤下士,部下成长快,能独当一面的干将多,每到一处就积极招贤,对被俘清方官员也注意争取;但也有人认为他对部下过于仁慈,以至于一到紧要时刻就屡屡出现叛变者;招贤虽然积极,但成果有限,大才子王韬有意报效,他居然给错过;争取清方被俘官员固然不惜工本,但成功的例子却少得可怜,只有名声狼藉的副将张威邦、墙头草般的前小刀会成员李文炳、知县袁忠清等有数的几个小角色,林福祥、米兴朝、李金瑒、赵景贤等稍有地位、声望者都宁可回去被清朝砍头,也不肯在太平天国“快活威风”。

要解答这个问题,不妨先看看李秀成的基本部将构成。

李秀成最初独当一面是在1857年驻守六安、霍山一带,手下的基本队伍,只有当初杨秀清、石达开拨给的少数人马,1858年出京时,不过“精兵5000余”,将领只有陈坤书、吴定彩、萧招生、陈炳文、陆顺德等几人,这几人中除了萧招生情况不明外,陈坤书是广西桂平人,1854年任殿前功曹副侍卫,曾守过庐州、巢县,大约因与李秀成防区重叠、职务较低而归隶,算是功臣宿将;陆顺德是藤县大黎里古制村人,离李秀成老家新旺村仅3里,据说是李秀成的东家,李秀成加入太平军当天他也入伍,当时仅16岁,算是李秀成的小兄弟;吴定彩出身不详,大约是广西人;陈炳文1853年太平军路过芜湖时入伍,祖籍安徽庐江,入伍时是芜湖茶楼的一个跑堂伙计。和陈玉成部相比,这个阶段的李秀成部将领结构也是以广西人、同族、同乡好友居多,但比例较少,亲族比例更少,这一方面是由于陈氏宗族遍布上帝会传播的几个县,陈玉成加入虽晚,但可用的亲族却多,而李秀成家族则相形见绌,另一方面,两人起点虽差不多,但陈玉成在1854年就带两个军独当一面,1857年时更受石达开之命,统帅反攻宁国的精兵,而李秀成长期担任地方守备任务,手中精兵有限,两广宿将归隶的也就比较少。在这份早期名单中,并没有亲弟弟李明成这样可靠却能力有限的死党,却有陈炳文这样的后起之秀,已经可以看出李秀成用人的独特之处。

1858-1860年前后,李秀成的兵力变化不大,虽然得到一些补充,但也有诸如李昭寿叛逃、捻军各部北返或转投陈玉成等损耗,破江北大营时“不足五千”,围魏救赵攻打杭州时,除了留守江北的吴定彩、朱兴隆、黄金爱等三队,手中兵力才六七千,攻杭的先锋队更只有可怜的1350人;江南大营攻破后,李秀成占据常州、苏州、松江、嘉兴等地,兵力扩张,西征返回后,接纳江西地方起义人员和从石达开部分离出来的“扶朝天军”一部,兵力更加膨胀,据说仅陈坤书一部就达10万,“扶朝天军”更号称20万人。1862-1863年间,陈玉成旧部纷纷转归李秀成调遣,他号称有“百万之众”,按太平军“二千五百作一万”的传统,也有25万人马,但由于分地包括苏南、浙北7郡近百个县,洪秀全“众建诸侯”导致各郡县划地自守,他能控制的机动兵力始终有限。在这一时期,能叫上名字的李秀成部将很多,其中有广西人,如黄子隆是藤县人,谭绍光桂平人,谭应芝平南人;有旧将领,如陈坤书的哥哥陈志书,早年就是殿左五十七指挥,胡鼎文早年是东殿左五承宣;有自家亲属,如女婿黄金爱、蔡元隆,同宗李恺运、李恺顺,次子李容发,侄儿李容椿;有翼殿回归人员,如童容海、吉庆元、朱衣点、汪海洋、谭体元;有前天地会或可能来自天地会的人马,如周春、陈荣、朱兴隆、刘裕鸠;也有来自“三江两湖”的各地人,像前面提到的蔡元隆是湖南岳州人,郜永宽、汪安钧湖北人,邓光明湖南人,钱桂仁安徽桐城人,周文嘉江西人,樊玉田无锡人,刘政宏湖北人,童容海安徽无为人,朱衣点江西万载人,骆国忠安徽凤阳人,钟良相湖北汉阳人,李文炳、何信义广东嘉应州人,沈枝珊江苏吴江盛泽人,熊万荃湖南长沙人等等,可以看出,随着部队的扩张,编制的扩大,李秀成部将的来源、籍贯、资历明显呈现多样化,广西人即使在高级将领中也不占明显优势,同乡、族人带兵的虽然增多,但比例不算大,且多为公认善战的将领。

这种“五湖四海”的用人原则,和陈玉成、杨辅清等人部队上层清一色广西人、宿将和同族形成鲜明对比,无疑有利于选拔人才和迅速扩编,是积极和可取的。一些人认为这样做“容易出叛徒”,其实是一种偏见,太平天国核心部队的叛变增多,是和太平天国国势的衰退息息相关的,而在这种“叛徒高发期”,许多高级将领都纷纷动摇,并非广西人就特别可靠,以广西人为核心的陈玉成直属陈得才部,在天京陷落后除陈得才自尽外,二十万大军集体乞降,创下太平军集体投降规模、人数的纪录,其中广西人蓝成春等投降后见不能免死,才大骂就刑,另一位广西人赖文广则是得知蓝成春的命运后变卦带队逃走的;同样,杨辅清部溃灭时,那些名义上是东王兄弟的两广骨干杨友清、杨英清等,同样纷纷投降,若非清朝错误地制定了“专杀广西人”政策,投降的广西人恐怕还会更多。

但必须看到,李秀成敢于任用非广西人和非亲属,有自己的客观条件和客观无奈。

一方面,他单独成军晚,获得大片分地更晚,成军时分配到的部队素质也比较差,不能像陈玉成、杨辅清那样“吃老本”,或把大量地方宿将收归己有,不得不兼收并蓄,弥补不足;另一方面,他的年纪比较大,不但在后期诸军师中是年纪最大的一个,甚至比早期诸王中的萧朝贵、石达开还要年长,这让他有机会按照太平军风俗,在行军沿途收养许多养子(俗称带娃崽),这些养子一直在军中、身边,长大后往往就成了年纪不大、能力不低的直系干将,而他们的籍贯自然行军路线沿线都有,像谭绍光、蔡元隆、郜永宽等人,都是这种从养子、“娃崽”成长起来的大将。

当然,李秀成在挑选将领时也的确具有长远眼光,像前面提到的樊玉田,早在1853年就在镇江入伍,因为是水手出身,很快成为水军将领,1860年进军苏南时,这位苏南土著又成为占领、安抚无锡不可或缺的专才。他提拔的一些将领具备独特才能,如蔡元隆善于用计,廖发寿善于筑城,熊万荃、汪宏建等善于民政等,而不是一味让能打能杀的当大官,这种作法,太平军方面大员中,除了石达开,其他人尚不具备如此头脑。

必须指出,这些“五湖四海”的将领被挑选,并非李秀成一人功劳,如前面提到的汪海洋、童容海、朱衣点,都是石达开选拔的,李秀成只是捡了个便宜——当然知道是便宜,敢捡、善捡,在太平军中已算很不简单了。

李秀成在招揽降将方面的确雷声大雨点小,这其中有他本人的原因,比如他招揽的手段单调且格调不高,不过是封官许愿、送金钱美女等俗套子,但这种俗套子洪秀全、洪仁玕也在用,洪秀全不惜“勾引”变色龙李昭寿,而洪仁玕则写了一部架空招降素材文学作品《钦定英杰归真》,勾勒了一张虚拟色彩浓厚的“降官春风得意图”,和李秀成一样,他们的成果也很有限,甚至连李秀成都不如。俗话说得好,君子慕义,小人贪利,太平天国后期理想淡薄,前途黯淡,不论君子、小人,有谁愿意陪一艘眼看就要下沉的船殉葬?

至于王韬事件,则是一个颇让人无奈的阴差阳错:王韬上书时李秀成并不在苏州,他只能托人转交给留守将领刘肇钧,而这位刘肇钧却在进军上海时和清军打了一场七宝王家寺遭遇战,战斗中书信不慎遗失,被清方将领熊兆周捡到,自始至终,李秀成都未能看到这封自荐信兼建议书。

李秀成是很注重练兵和改善装备的,他在供词中曾认真总结中外武器、战法的差别,并分析自己和湘军、洋枪队作战时的利钝得失,说得条理分明,并得到曾国藩的肯定。据西洋人记载,他的部队不但洋枪装备普遍,而且开始用西洋操典练兵,还在苏州等地设立兵工厂,仿造洋炮、炮架和子弹、炮弹,甚至试图仿造轮船。为了夺取轮船、洋炮,他一直绞尽脑汁,直到最后也没放弃努力。在和洋枪队的交战中,他总结出不少对抗优势火力的战术,如低姿突击、堑壕加顶盖、弹幕转移压制等,许多都是首见于中国战场。他的这些努力,不但与之交手的清方将领印象深刻,一些洋将也称赞不已,常胜军主将戈登曾将一口“李秀成宝剑”寄回国内,在写给母亲的私信中他坦言,李秀成是“最勇敢的、最有才能的、最有创业精神的领袖”。

李秀成的战斗力也曾被贬低,如雨花台会战期间,曾国荃就认为他“狡有余而悍尚不足”,王闿运评论他“罕搏战”,安庆会战前曾国藩也认为,在安徽战场上李秀成部战斗力不如陈玉成部,更不如陈部中最精锐的靖东主将刘瑲琳部。

李秀成的确不喜欢搏战,而更喜欢依靠枪炮火力取胜,这主要体现在和火力落后的湘军作战,而在和火力占压倒优势的常胜军、淮军作战时,李秀成部却以敢于肉搏著称,廖发寿、陈坤书、谭绍光都曾因此给敌方留下深刻印象,李秀成本人也曾带领几千卫队亲自与戈登血战,“身先士卒,锐不可当”,可见搏战与否,是看对手耳钉,而更多地依赖火力,也符合时代潮流。遗憾的是,李秀成的军火来源很不可靠,洋枪虽然搜罗很多,却性能参差,制式杂乱,许多且是走私来的破烂,使用时射程、威力都不能满足要求,安全性更差,效果自然要大打折扣。这种落差事实上也让李秀成本人大失所望,他在供词里劝曾国藩防备外国入侵时,曾建议少买洋炮,多买西洋火药、炮架和广东自制“土洋炮”,理由是洋货没有广货好用,这大约就是吃尽走私水货苦头后的肺腑之言吧。

至于在安庆会战期间,李秀成的战斗力被贬低,原因较为复杂。

首先,他的基本队伍不多,前文已经交代过,进入江西、安徽后人马扩充太快,许多新兵缺乏训练和组织,没有什么战斗力,即使原翼殿人马和重新投入的花旗部队,也存在一个重新磨合的过程,李秀成带着这样一支“头小身子大”的庞大臃肿队伍边行军、边打仗,边训练编组调整,其难度是显而易见的,他在西征过程中行动迟缓,不愿积极进攻,也存在这方面的顾虑。

其次,由于分地制和各队后勤自理的太平天国传统,李秀成等部友军在陈玉成的安庆分地作战,补给完全要靠自筹,很难收到“主场”效果,这当然会影响陈玉成以外各路太平军的战斗力,安庆会战关键时刻,不论吴如孝、黄文金这些和陈玉成关系密切、甚至名义上归他指挥的友军,还是从天京赶来的洪仁玕、林绍璋等部,都因后勤难题要么畏首畏尾,要么战斗力打折,李秀成人马最多,当然难题也最大。事实上这也不是安庆一地的问题,雨花台大战,赶来勤王的十三王大军,不就因后勤问题弄得无法持续猛攻?1864年初洪仁玕在苏南、浙北和皖南到处催救兵,各路大军不也是“惮于无粮”不敢出动,最后导致天京城在夏荒时节陷落么?

李秀成素有爱民美誉,他自己的供词中多次提到减税、安民,谈到苏州占领后赤手空拳去安抚城外团练的胆识,也谈到自己在困守天京时发放赈济、给贫民做小买卖的本钱,和放饥民出城等爱民行为。苏州城外,地方将领曾为他立起报恩碑和报恩牌坊,尽管一些论者认为,这些是钱桂仁等居心叵测的地方官溜须拍马的铁证,不能证明李秀成的仁义,但苏州陷落后,李鸿章曾问当地乡绅,为什么要给李秀成树碑立传,“民以减粮对”,可见李秀成爱民是实,老百姓对这些措施有好感,也是实实在在的。

然而作为一方领袖,太平天国的主要领导者之一,李秀成虽有爱民之心,却只能在一些枝节问题上给人滴水之恩,既不能扭转太平天国不切实际的政策,纠正洪秀全“靠天不靠人”的错误,从制度上建立起对社会、民众的保障,切实保护工商业、农业和城乡繁荣,也不能对军纪废弛、各自为政、“打太平先锋”等害民现象加以全面整饬,尽管他也免税、放粮、开粥厂、发小买卖本钱,能受惠者又有几人?当然,这个责任主要应由洪秀全、洪仁玕等负责,但李秀成(以及太平天国每一位方面大员)同样难辞其咎。

投降了么?

戚本禹的《李秀成评传》大搞影射史学,名义上批判李秀成的“投降主义路线”,实则矛头指向当代人物,自然不足为训,但从李秀成时代到今天,争论他“投降了么”的人比比皆是,曾国藩的弟子、幕僚赵烈文始则云李秀成“言次有乞活之意”,继而说“无戚容”,平静赴死,且屡屡删改日记措辞,惟恐“美化敌人”;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则在审讯后公开声称,李秀成想投降,说“反复重沓,献谀乞怜,无非图延旦夕之一命”、“阱虎乞怜,虽狗鼠之不若,殊不嗤也”,但对这种说法,左宗棠、李鸿章都不以为然,前者认为意在“庇纵逆党,亦可概见”,后者则直称其“忠勇”,认为这样的人物根本不可能投降。许多研究者都指出,曾氏兄弟惟恐李秀成进京,说出不利于自己的话,因此急欲从速处死李秀成,最终也的确不顾皇帝献俘旨令,匆匆杀死李秀成,指责李“企图苟活”,恰可为自己的作为掩饰辩护。

除此之外,史学前辈罗尔纲先生曾引用曾氏后人口碑“李秀成劝文正公作皇帝,文正公不敢”,认为李秀成是学三国时的姜维,搞诈降计,意图复国,但这种说法除一条口碑外别无凭据,敢于采信者同样不多。

千不怪万不怪,怪只怪李秀成留下那篇又长又复杂的供词,让“投降说”、“不降说”、“伪降说”都能从这无所不包的36100字中找到想要的证据和线索。

那么,他到底投降了没有?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应该先弄清投降的定义。

一种投降,是指向敌人屈服,遵从敌人意志并为之效力。很显然,李秀成并没有这样投降,他被俘后仍表示“愚忠”,并没有要苟且偷生的念头流露,事实上他也清楚,自己是无论如何也活不成的。

另一种投降,是在尚有战斗力时停止抵抗,放下武器,任凭对手处置。很显然,李秀成也没有这样投降,即使落难方山,他仍不肯剃发逃命,惟恐丧失“天朝大臣”体面,无颜面对部下和同僚,他的被俘并非自投罗网,而是战斗到最后的无可奈何。

第三种“投降”,是在已经失去自由后,用自己尚存在的一些价值,去和敌人做交易,如果说这样的“投降”,那么李秀成“疑似”,但他所交换的,是大江南北几十万太平军将士生命,以及亲笔书写太平天国历史、成败得失的“自由”,而提出的筹码,却只是自己的思想和生命,这样的“投降”正如英国学者柯文南先生所质问的,“难道是很可耻的想法和行为么”?笔者几年前曾在一篇替朋友《忠王传》所撰后记中写道“慷慨捐生易,从容赴死难,而延旬日之活以忧百万之生者,千古一人而已”,仅凭这一点,李秀成已不愧太平天国领袖中之佼佼者,真降、伪降的口舌之争,不辩也罢。

顺便提一下,李秀成有没有儿子活下来,一直有很多传闻。沈葆桢曾说抓住过忠王亲子李其祥、次子李士贵并“按例处置”,但忠王次子叫李容发不叫李士贵,因此有传说称,真的“忠二殿下”被当时还是个知县、后来做到湖南巡抚的陈宝箴收养,死于辛亥革命前,不过这种说法并无实际凭据;有称钱塘富户某收养李秀成幼子李徵祥的,但记载称徵祥“惟怀秀成手著《天国鉴略实录》一册而出”却露了怯——既有此书,何以至今不见?此说来自徐珂《清稗类钞》,这则晚清笔记体丛书记载庞杂,道听途说甚多,自不能当作实录信史。

几年前,一位王姓人士发表自称采自族中长辈王公玙的说法,称李秀成不是广西人,而是江苏沭阳人,也没有被杀死,而是被私自释放,因为李秀成和湘军达成交易,“让出南京”,换取自己苟活。这篇文字破绽百出,常识性错误不断,如错把和太平天国为敌的钱江当做太平天国军师(这是从清末就常犯的文学错误),错把位于城南的忠王府记为城西“蟠龙岭”(其实是龙蟠岭,是前东王府所在地,已焚毁),称李秀成的“小王子”出城后“向东北方向突围”,而东北方向是燕子矶绝壁和滔滔长江,李秀成和幼天王等人的突围路线,是从城东缺口冲出后向东南,经明孝陵、汤山、湖熟,过句容、溧阳,奔向当时距离最近、仍然为太平军驻守的城池——浙江湖州和安徽广德,最终抵达的目的地,则是广德境内由太平军黄文英部驻守的四安镇,两相对比,“王说”的荒诞不经,不合逻辑,一望可知。

另一些新近发现的口碑、传闻,则同样问题多多,如流传甚广的“李秀成义释刺客”,说李秀成在破城前释放了一名湘军刺客,后来此人感恩图报,把困在“城内方山”的李秀成救回自己家中潜藏,准备“找机会送出南京城”,后来李秀成被人出卖,他还替李秀成报仇,杀死了出卖者“陶某全家”。

这则口碑错得更离谱——方山离南京城有20多公里,早已属于南京远郊区,李秀成藏身方山,本就已经“出城”,又何须别人“找机会送出南京城”?出卖李秀成的人的确姓陶,叫陶大兰,也的确有村民替李秀成报仇,但被“杀而投诸水中”的却不是出卖者陶大兰,而是动手抓捕李秀成的亲兵王三清。只能说,这种传说一再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地人对李秀成个人的好感和怀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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