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声称“有权仲裁南海争端”，海牙仲裁法院的名字频频被国内外传媒提及。不断有人争论该法院是否真如它所言“有权”，也不断有人将它和海牙国际法院混为一谈。

其实海牙仲裁法院的法定汉语名称，是“常设仲裁法院”（PCA），是历史悠久的国际仲裁机构。

1899年5月18日，俗称“万国和平会议”的海牙和平会议在荷兰海牙召开，这次持续两个半月的和平会议有26国参加，初衷是试图限制现代科技在战争中的使用，以减少爆发大战的风险和战争的残酷性，会议通过了一些在今天看来迂阔可笑、完全不具备任何操作性的“共识”，包括在海战中采用1864年日内瓦公约中规定的守则，不得在战争中使用气球炸弹和炸药等等，“共识”墨迹未干就因“造舰竞赛”的兴起和世界多个热点战云密布而流于一纸空文。

但“万国和平会议”仍然取得了一些成果，包括首次明确规定“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海战、陆战和战时海关管理等方面的规则，以及设立常设仲裁法院以受理争端双方的仲裁申请等，最后一项的初衷，也仍然是力图借此避免争端国之间诉诸武力、而非谋求通过和平手段解决问题。所有这些成果和“共识”，形成了一份当年7月29日签署、翌年9月4日生效的《海牙公约》。

然而常设仲裁法院的建立并非一帆风顺：由于各国各怀心思，所谓“共识”其实基础脆弱，当年风靡西欧的法国海报艺术家欧仁.奥热（Eugène Ogé）曾公开创作海报，讥讽常设仲裁法院是杂乱无章、效率低下、私相授受的黑市。1906年，法国和德国为争夺北非摩洛哥弄得剑拔弩张，被部分国家寄托厚望的常设仲裁法院徒呼奈何，最终仍然只能靠第三方大国介入的传统手段（1906年《阿尔赫西拉斯会议》，美国介入调停促使法德勉强妥协），事后常设仲裁法院备受嘲讽，几乎有流产之虞。

好在一年后第二届“万国和平会议”又在海牙召开，尽管由于各国尤其列强矛盾加剧，这届会议被公认是“失败的一届”，但会议仍然促使《海牙公约》进一步完善，原本由4部分正文、3个附件组成的旧约，被由13部分正文组成的新约所替代，其中倒数第二部分就是“创建常设仲裁法院”。

条约1907年10月18日签署，1910年1月26日生效，1913年常设仲裁法院有了固定的院址——由美国卡内基基金会援建的“和平宫”（Vredespaleis）。但事实上在二战结束前常设仲裁法院几乎门可罗雀。

二战结束后成立了联合国，1946年2月，根据联合国《国际法院规约》，成立了国际法院（ICJ），该法院不仅都在海牙，且同样位于“和平宫”内，令许多人因此将二者混淆。

事实上两个法院的功能大相径庭。

ICJ是联合国下属六大机构之一，是具有明确权限的国际民事法院，其仲裁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并可向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提供法律方面的咨询意见；而PCA的权限却是相对含糊的，并非通常意义上的法庭，只能在争端当事双方的要求下才能介入争端的调查、仲裁和调解，且究竟适用国际公法或私法也一直是争议不绝的一件事。

常设仲裁法院的组织架构、规则是仿照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CNUDCI）的体制建立的，因此更像一个商务仲裁机构，而不像一个法庭。法院机构看似庞大实则“虚胖”，PCA日常事务由“国际局”负责，每个缔约国可最多推举4人进入PCA法学家名册，由于截止目前批准两海牙公约关于PCA条款的国家已达115个，因此法学家名册最多可达460人（实际远没有这么多），这些法学家并无固定任期，一旦有国家或实体申请仲裁，当时双方可以从法学家名册中挑选成员组成仲裁庭，并在仲裁开始前商定各种规则，如工作语言（法定工作语言为英语、法语，但规定双方一致同意时可采用任何语言）、适用法律等，仲裁过程不公开，结果则由当事方自行选择公开与否。

常设仲裁法院每年会召开一次年会，但年会地点却不在海牙，而是在美国纽约莫胡克山庄。

由于必须遵循“双方共同委托”的大前提，因此PCA即便在战后“业务”也并不繁忙，成功仲裁且为双方接受的事例寥寥无几，比较著名的仲裁事例，包括1984年就美国-加拿大缅因湾专属经济区/大陆架争端所作仲裁（仲裁结果即“海牙线”被双方认可并因此生效），2002年4月就非洲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边界争端所作仲裁（仲裁结果被埃塞俄比亚接受，但为厄立特里亚拒绝，因此未能生效），以及2014年11月就马来西亚-新加坡土地发展非争端所作仲裁（这项仲裁的效力仍待观察），等等。

中国分别在1904年11月21日和1910年1月26日签署了两份《海牙公约》，是两届海牙和平会议的参加国，也是PCA的创始会员国，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直到1993年7月15日才致函PCA秘书长宣布恢复在PCA的活动，同年10月24日才正式承认《海牙公约》，此后中国一直指派满额（4名）法学家出任PCA法学家名单中的候选仲裁员。PCA2015年宣称“有权仲裁”，当是指中国和菲律宾都是PCA成员而言。

但严格来说PCA的上述表态是不准确的：如前所述，PCA的仲裁必须建立在争端双方一致同意将争端提交PCA的前提上，一应仲裁规则（谁出任仲裁员，适用什么法律，如何执行仲裁结果等）也要由当事双方共同决定，菲律宾的申诉以中国为争端对象，而中国拒绝将争端提交PCA，从PCA原则上，仲裁是不应该发生的——当然，PCA表态并没有说“仲裁结果必须有效”，倘若那样说就更“离题万里”了。

值得一提的是，不仅媒体、公众，许多政治家似乎也混淆了PCA和ICJ的概念，如今年2月16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谈及这场“官司”时表示“应遵守联合国的仲裁”，而如前所述，“联合国的仲裁”只能由ICJ而非PCA来作出，历史比联合国长近半个世纪的PCA，是根本不具备这样的权威的，也只有ICJ的仲裁结果才具备“必须遵守”的约束力。

至于另一些评论家所议论的“仲裁结果对当事个人的制裁效力”，“跑题”就更远了：不仅PCA，就连ICJ都没有这样的制裁权力（ICJ的仲裁权限仅限于对国家或实体，既无刑事管辖权也无对个人的审判权），这些评论家是将PCA和另一个同样设在海牙的国际司法机构——海牙国际刑事法院（ICC）搞混了。ICC是根据《罗马规约》于2002年7月1日成立的、对犯有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侵略罪个人进行起诉和审判的国际司法机构，其权限只限于审判个人，而无法审判国家。ICC虽有多达114个国家通过签署《罗马规约》的方式加入，但“五常”中就有3个国家未加入（美国、中国、俄罗斯）。一些国内评论家以“中国未加入”作为中国可以拒绝PCA仲裁的理由，恐怕就是把PCA和ICC弄混了（中国是PCA创始会员国但从未加入过ICC）。如前所述，中国的确有理由拒绝承认PCA的仲裁权和仲裁结果，但理由并非“我们不是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