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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日,沉寂已久的纳格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突然再度爆发武装冲突,至5日停火,短暂而激烈的交战已造成至少64人死亡。

这场“短平快”的战斗几乎立即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紧急干预,并促成了3天后的迅速停火。国际社会之所以如此大惊失色,是因为他们不能不担心,这场看似不起眼的冲突,会重蹈20多年前那场持续6年,导致数万军人和无数平民死亡、数十万平民无家可归的纳格尔诺-卡拉巴赫战争覆辙,并在当前一团乱麻的地缘政治形势下,将更多的方方面面拉入无底深渊。

要说到昔日那场纳格尔诺-卡拉巴赫战争,就不能不提到前苏联,以及所谓“苏联式碎片”的民族政策操作方式,正如许多历史学家所评论的,纳格尔诺-卡拉巴赫悲剧,是“苏联式碎片”这个被历史证明失败的政策中最惨痛的失败。

 

彼此彼此的“自古以来”

 

高加索地区之所以和巴尔干地区并成为“火药桶”,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的:这两个地区都是著名的“民族走廊”和不同文化背景大帝国的拉锯地带,且当地地形复杂,非常适合“拉山头闹独立”,统治这一地区的帝国势力强大时,各方可以要么隐忍不发,要么以竞相讨好帝国的方式,借帝国之手压制、诋毁对方。

纳格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就是高加索这个“大山头”中最麻烦的“小山头”之一。

这座“小山头”的归属权,两千年来一直被两个“中山头”——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喋喋不休地争夺着,彼此都拿出“自古以来”的“铁证”。

阿塞拜疆人指出,“卡拉巴赫”的名字本身就源自突厥-波斯语,意即“黑色花园”,这里曾经先后臣属于阿拉伯帝国和波斯帝国,并在1750年由帕拉赫.阿里汗(Panah Ali Khan)建立了向波斯称臣的卡拉巴赫汗国。当时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全境都附庸于波斯,卡拉巴赫“也不例外”。前苏联时期,当时的阿塞拜疆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政府主持了对1751年卡拉巴赫汗国时期所建立的古都沙阿布拉戈的考古发掘,力图证明纳格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历史上属于伊斯兰文化圈”——也就是理应属于同属这一文化圈的阿塞拜疆。阿塞拜疆人常常理直气壮地称“亚美尼亚拿不出一座在纳格尔诺-卡拉巴赫地区超过250年历史的亚美尼亚文明遗址”,意思不言自明:你们凭什么跟我们争“自古以来”。

在整个前苏联时代,面积不过4388平方公里、人口刚过16万的纳格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区四面被阿塞拜疆加盟共和国所包围,只能忍气吞声地看着阿塞拜疆人“考古”,后者则得意洋洋地将波斯语含义为“国王的春宫”的沙阿布拉戈“国际化”,借助其在伊斯兰世界里的“广泛人脉”,把这座历史遗迹列入了“世界伊斯兰建筑遗产”名录。

然而即便在当时,这个自治区的绝大多数居民,也是信奉亚美尼亚天主教的亚美尼亚人(20世纪初统计结果是94%),而非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塞拜疆人,他们坚持认为,亚美尼亚人“自古以来”就是这块土地最古老、最主要的居住者,不论文化、宗教,历史都要悠久得多。早在前苏联时代,亚美尼亚人就不断和阿塞拜疆人在这块土地上争夺“古老权”,随着纳格尔诺-卡拉巴赫战争导致这里实际上被纳卡的亚美尼亚人所控制,他们的“考古春天”终于来了——2005年,他们宣布在离沙阿布拉戈仅几公里的地方发现了一座亚美尼亚文化古城遗址——提格兰纳克特。这座据称以亚美尼亚历史上著名君主提格兰一世(Tigranes I)或提格兰二世(Tigranes II)命名的古城如果一如亚美尼亚人所言,其历史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2世纪的希腊化时代。亚美尼亚人兴高采烈地表示,一俟时机成熟,就会在“提格兰纳克特”(也就是沙阿布拉戈附近)建造一座“提格兰纳克特纪念馆”。当然,阿塞拜疆方面立即愤怒表示,这不过是“政治扭曲下的伪考古”,是“不作数”的。

双方的“自古以来”一直“古”到新时期时代——纳格尔诺-卡拉巴赫境内的阿祖卡赫洞穴,是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地区迄今所发现最古老的人类文明遗址,亚美尼亚人坚持认为“阿祖卡赫人”就是亚美尼亚先民,而阿塞拜疆人则认定这些古代人是自己的祖先。当然,正如一些中立派人士所讽刺的,“那些古人一定觉得这些现代人十分奇怪——在新时期晚期既没有亚美尼亚天主教,也没有阿塞拜疆人所信奉的逊尼派和什叶派伊斯兰教”。

 

“碎片”的诞生

 

1805年5月14日,沙俄在高加索争夺战中击败波斯,在卡拉巴赫境内的库拉河畔签署了《库拉河畔条约》,吞并了卡拉巴赫,并在1822年废除了卡拉巴赫汗国。1828年,俄罗斯和波斯签署《土库曼恰伊条约》,整个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从此都成了沙俄领土,在沙俄看来,这些麻烦的外高加索人以后不必争了——反正都是我的土地和臣民。

波斯统治时期,对阿塞拜疆人和亚美尼亚人基本上“一碗水端平”,因为阿塞拜疆人当时大多数信奉逊尼派,和波斯人的什叶派颇多龃龉(也因此几任波斯国王都竭力在当地推广什叶派,这导致今天阿塞拜疆境内什叶派和逊尼派信徒几乎势均力敌),而亚美尼亚人所信奉的亚美尼亚天主教虽然是另一种宗教,但他们和土耳其人是世仇,扶植他们可以在边境建立一个缓冲和预警区域。

沙俄的到来让这一平衡被打破:尽管亚美尼亚人所信奉的亚美尼亚天主教和俄罗斯东正教也有差异,但毕竟亲疏有别,亚美尼亚人开始扬眉吐气,而觉得受委屈的阿塞拜疆人则开始寻求“外援”,且意味深长地更多将求助的目光投向阿拉伯国家和土耳其——前者是因为相对于波斯,阿拉伯人在渊源、教派上和他们更亲近,后者则因为土耳其人和亚美尼亚人的世仇: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

也就在这一时期,卡拉巴赫的地名前加上了俄罗斯风格的前缀“纳格尔诺”,意思是“山”,纳格尔诺-卡拉巴赫的意思是“山区黑色花园”,这个前半截俄罗斯化、后半截波斯化的地名十足“碎片风格”,似乎一语成谶地标定了此后这块是非之地的坎坷命运。

十月革命促成了“碎片”问题的公开化。

在十月革命的最初日子里,沙俄各地乱作一团,而随后另一个“大邻居”——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也崩溃了,一片混乱中外高加索先后竖起了各色各样的旗号,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都同时出现了“打红旗”和“打白旗”的政权,“红白之战”固然激烈,但不论“红”、“白”内部的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也都趁“老大打盹”的功夫寻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纳卡就成了彼此争夺的一块大肥肉。

最初是“白旗”内部争斗激烈,亚美尼亚人发挥自己好勇斗狠、“世代出产军官和职业兵”的优势,由奥扎尼安将军(Andranik Ozanian)出兵攻占纳卡,但好景不长,一战结束后英国干涉军进入南高加索,并站在了在他们看来更可靠的阿塞拜疆人一边,1919年他们勒令亚美尼亚人后撤,让阿塞拜疆人苏尔丹诺夫(Khosrov bey Sultanov)出任总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英国人希望在南高加索“去俄罗斯化”(这从纳卡的地名被改回“卡拉巴赫”就可见一斑),而亚美尼亚人显然“不太合适”。苏尔丹诺夫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他力图通过民族清洗将卡拉巴赫阿塞拜疆化,并酿成了据称死亡两万人的“舒沙大屠杀”惨祸。

但“白旗内战”只热闹了很短的一段时间,1919年舒沙大屠杀发生后仅两个月不到,苏联红军就在南高加索取得了优势,俄共(布)随后组成了由7人组成的“高加索中央局”(KAVBURO)来领导这一地区,而“高加索中央局”的负责人不是别人,正是后来成为苏联领导人的斯大林(Joseph Stalin)。

时间到了1921年,此时组建苏联已提上议事日程,然而本身也是高加索(格鲁吉亚)人的斯大林却和KAVBURO大多数人意见相左,极力主张压低高加索各民族地区、民族地方党的地位,让这些民族地区建立的地方苏维埃共和国先组成一个“外高加索联邦”,然后再和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组成苏联,这等于让各高加索民族在苏联体系内“低人一等”,这还不算,他还不动声色地打算让高加索“碎片”更碎一点,纳卡就不幸成为了牺牲品。

1921年7月4日,KAVBURO投票表决,以4:3的结果将纳格尔诺-卡拉巴赫定为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的一个自治州,亚美尼亚人欢欣鼓舞。但他们只高兴了一天就乾坤倒转,KAVBURO 居然收回成命,改将纳卡划入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不仅如此,接下来KAVBURO又连着搞了一系列“小动作”——将纳格尔诺-卡拉巴赫和亚美尼亚间的拉钦地区划归阿塞拜疆,从而切断两块亚美尼亚人聚居区的联系,同时把阿塞拜疆人口居多、但和阿塞拜疆本土间隔着整个亚美尼亚的纳希切万地区也划给了阿塞拜疆。

许多分析都指出,这些措施的主推手是斯大林,目的一是安抚土耳其避免边境生衅,二是遏制当时在他看来“十分危险”的亚美尼亚民族主义情绪,避免高加索出现强大的、与苏联存在离心情绪的“大亚美尼亚”。

这种“碎片化”安排让阿塞拜疆人兴高采烈,他们在此后漫长岁月里不断试图把纳卡“阿塞拜疆化”(不许学校教授亚美尼亚语、向区内大量移民导致苏联解体前亚美尼亚人占比只剩75%),而亚美尼亚人则一面不断抗议,一面试图用恐怖手段吓阻阿塞拜疆人迁徙进来。二战前,亚美尼亚共产党第一书记坎吉相(Aghasi Khanjian)就因向斯大林提出“归还”纳卡和纳希切万的要求被清洗,1963年更爆发了导致18名亚美尼亚人死亡和2000多亚美尼亚人上书赫鲁晓夫,要求“回归”亚美尼亚或(实在不行)划归俄罗斯的大规模示威。

 

最惨痛的失败

 

自从坎吉相惨遭清洗后,亚美尼亚人学会了审时度势,在苏联解体前他们3次大规模发难,都选在了苏联高压稍稍减轻的特殊时段。

第一次是1963年,当时是赫鲁晓夫掌权的倒数第二年,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有所松动,斯大林时代许多“碎片”或因种种原因被取消自治权利的地方都得到了“拨乱反正”;第二次是1977年,当时苏联国力达到鼎盛,莫斯科热衷对外扩张争霸,在国内少数民族地区则以绥靖敷衍为主。但纳卡问题积重难返,莫斯科并不敢轻易折腾这个著名的“火药桶”,纳卡亚美尼亚人的要求只能无功而返。

但第三次则完全不同:戈尔巴乔夫时代。

1985年,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和“公开性”,亚美尼亚人压抑已久的委屈情绪一下总爆发。由于亚美尼亚人在知识界的话语权远胜于阿塞拜疆人,在当时“大俄罗斯主义”也于压抑已久后重新抬头的“晚期苏联”,得到了远比后者更多的同情,著名核物理学家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 )“对阿塞拜疆而言纳卡是雄心的问题,对纳卡的亚美尼亚人而言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名言,让大半个苏联时代饱受冷落的亚美尼亚人一下成了俄罗斯社会心目中的“自家兄弟”,而戈尔巴乔夫的经济顾问、旅居法国的亚美尼亚人阿甘贝吉扬(Abel Aganbegyan)更在1987年公开主张将纳卡划归亚美尼亚。戈尔巴乔夫本人对此不置可否,但这些微妙的变化对两家当事人而言却别是一番滋味,自那以后亚美尼亚人纷纷站出来发表自己对纳卡的主张,认定了“俄罗斯人会站在我们一边”,而阿塞拜疆人则急于赶紧把纳卡“吃下去”,免得夜长梦多。

此后一年间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纳卡暴力冲突和示威不断,双方都要求戈尔巴乔夫“做主”,而戈尔巴乔夫却采取了“和稀泥”的做法:1988年初,卡拉巴赫宣布自行举行决定归属的全民公投(2月20日),戈尔巴乔夫并未阻止,但公投后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人冲突加剧,他又匆忙在公投4天后勒令双方都“禁止示威1个月”。3月10日,戈尔巴乔夫发表了姗姗来迟的讲话,称“苏联宪法第78条规定各加盟共和国边界不得轻易改变”,并颇有前瞻性地表示,“一旦纳卡开了危险的先例,就会引发整个苏联的大混乱”。这个表述对阿塞拜疆人有利,得到他们的支持,但亚美尼亚人并不服气,并以“当初的裁决就是错误”和“加盟共和国边界变更有例可查”为由加以反驳。

1988年2月,纳卡冲突逐渐激化,并开始演变为两个民族间的相互清洗和屠杀,对此戈尔巴乔夫采取了回归“莫斯科传统”的做法,即强调“决定既出不可改变”,并镇压一切要求改变的企图:3月23日,苏联最高苏维埃拒绝纳卡归属亚美尼亚,随即戈尔巴乔夫命令苏联军队开入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试图平息一切。

但此时亚美尼亚人(不论埃里温还是纳卡的)对戈尔巴乔夫的权威已不那么信服,对他的“出尔反尔”更十分不满,纳卡地区的冲突仍在持续升级,焦头烂额的戈尔巴乔夫开始怀疑高压政策的效果,转而提出由苏联政府提供400亿卢布,帮助纳卡地区恢复亚美尼亚语教学和电台、电视台节目,但这种“进一步、退一步”自相矛盾的做法,却导致了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双方的不满,冲突非但未平息反倒愈演愈烈。

1988年12月7日,亚美尼亚发生大地震,导致至少2.5万人死亡,戈尔巴乔夫和苏联中央政府对此应对失当,令灾情所造成的损失被放大,这样一来,亚美尼亚人对苏联中央政府和戈尔巴乔夫既增加了不满,更产生了“你也没能耐管我们,那么我们就靠自己讨公道”的有恃无恐心态——要命的是,阿塞拜疆方面同样是这样想的。

大地震的另一个影响,是亚美尼亚党政领导人被恼羞成怒的戈尔巴乔夫“连根拔”,在地震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卡拉巴赫委员会”就此崛起,这其中包括后来的亚美尼亚开国总统彼得罗相(Levon Ter-Petrosyan),以及众多在纳卡之战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亚美尼亚政治人物。

冲突的加剧迫使戈尔巴乔夫继续修修补补:1989年他宣布由中央暂时接管纳卡,接管导致阿塞拜疆民族主义者的反弹,引发“阿塞拜疆人民阵线”(APF)封锁“拉钦走廊”,试图切断纳卡与外界的一切联系,而此举又造成亚美尼亚人转而直接规取拉钦地区,以图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1990年1月,戈尔巴乔夫叠出昏招,先是宣布在纳卡实施紧急状态,向冲突激烈地区派遣内务部部队,继而在1月20日直接派兵进入巴库,试图驱逐民族主义示威者,维护阿塞拜疆加盟共和国政府,结果两头不讨好——阿塞拜疆人指责他“拉偏架”,而亚美尼亚人责怪他“光做姿态全无实效”,战事愈演愈烈,而苏联和戈尔巴乔夫的权威却不断流失。

1991年春,戈尔巴乔夫举行了一次历史性的“联盟条约”公投,试图挽救苏联解体的命运,以给予地方更多自治权为代价,换取后者对苏联的认同,以及对自己成为拥有更多权力苏联总统的认可,当时大多数苏联地区和民众还是投了赞成票,但因为纳卡问题上的连连失分,苏联和戈尔巴乔夫在外高加索的影响力已大幅下降,亚美尼亚抵制了公投,阿塞拜疆则是加盟共和国参加公投者中反对票比例最高的。

就在这一年发生了“8.19”事件,事件虽然很快结束,但苏联和戈尔巴乔夫的权威都因此次事件“碎片”化:同年8月30日,阿塞拜疆宣布独立;9月11日亚美尼亚举行公投,10天后宣布独立,并随即宣布支持纳卡“主权”;12月10日,纳格尔诺-卡拉巴赫宣布“独立建国”,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翌日苏联解体,自此之后,纳卡战争就从“苏联内战”变成了“国际战争”,持续了6年两个月3周零1天之久,且“碎片创伤”至今未曾愈合。

纳卡冲突让其它对苏联体制不满的加盟共和国和民族地区认识到苏联“强大机器”已不复从前威势,既无力为自己主持公道,也无力弹压自己的“自作主张”,波罗的海、格鲁吉亚、乌克兰等地原本涌动的暗潮,也逐渐变成了地面径流,继而汇成滚滚洪流。从这一点上,“最惨痛的失败”对“碎片”制作者所造成的痛,又何尝在“碎片”本身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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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短房

陶短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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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名陶勇,旅居加拿大的中国专栏作家。曾长期在非洲定居,对非洲政治、经济、文化情况比较关注。涉猎范围广泛,小说、散文、文化评论等都常常见诸出版物,业余时间还以研究太平天国史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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