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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日原本是个很普通的日子,但对于江苏、湖北等一些中、东部省份的学生及其父母而言,则绝对是一个不平常、不平静的日子:因为传说中的“减招”,他们不得不以各种形式,表达对此事的关注和忧虑。

作为号称“江苏最好中学”——南京外国语学校的老毕业生,作为一个江苏人,我当然不可能不去关注这样一件关乎桑梓的事,我的许多朋友、同学尽管家庭条件普遍不错,完全有能力把孩子送去国外留学,甚至许多人的孩子已经进了大学或去了国外,却同样表达出对此事的极大参与感。照他们的话说,此事一来关乎社会公平,二来关乎东南人文气运,由不得他们不去关注,到底“减招”与否,教育领域内的这类大变动能否透明化,能否确保自己家乡和家乡的子弟不受到不公正待遇,是攸关自身根本利益的大事。

“减招”和调整各省市招生比例的理由,首先是“照顾中西部和老少边穷地区”,认为东部省市高等教育资源享受占比过高,应该匀一些给“穷人”。然而这种看似以“公正公平”为出发点的思路,却很可能在事实上导致更多的不公正、不公平,因为东部省份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入普遍较多,学生学习成绩和综合素质普遍较好,人为压低其“上进”的几率,势必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且对于“211”等高校而言,也不啻于剥夺了其择优录取生源的一部分权利,同样会造成教育成本的提高和教育投资的极大浪费。

中国是有悠久科举历史的国度,高考在当今社会也向有“最公平的社会竞争”之誉,之所以有此声誉,是因为尽管“适当照顾”古今都有(如清代科举有所谓“南北榜”比例和特殊社会阶层的“小字号”特别名额,当代高考有保送、推荐、自主招生等),但主流仍是择优录取、择才而进,鼓励对学习的投入和钻研,尽管“一考定终身”是否合适一直存在争议,但考试机制本身的公正性却有口皆碑。如果“适当照顾”超过了“适当”(即个别的、特殊的、少量的)这根红线,就等于从根本上颠覆了“择优”这一决定高校招考体制成败的关键,势必引发极大的震撼。

按照2015年的数据,江苏省的一本录取率仅为9.60%,湖北也只有14.40%,三年平均一本录取率,江苏9.66%,湖北10.87%,都属于全国范围内偏低的。不仅如此,以江苏为例,由于“初升高”和所谓“小高考”都会分流相当大一部分学生去职高、中专,因此实际上的录取率远比纸面更低,这样竞争激烈、甚至残酷的省份,却要让出相当大一部分“上进”名额,给即便纸面录取率也远高过自己的省份,让家长、孩子们情何以堪?

在这样几个传统上就尊师重道的省份,家长和学生获得好成绩的投入特别多,压力特别大,如今已是初夏,距离高考不过几十天时间,此时此刻陡然听说,眼看到“关口”的孩子命运可能陡生变数,这对他们是否公道?

更让人忧虑的是,付出如此大的社会代价,是否真能达到帮助“老少边穷”的目的?

我们只消观察一下周边,有多少来自中西部“老少边穷”地区,进入沿海重点院校攻读的大学生,毕业以后回到家乡报效,就该对这种“高教地区倾斜式扶贫”的实际销路,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既然包括“减招”在内,一系列引发“大动静”的改革,目的是为了振兴中西部和“老少边穷”,那么通过异地高等教育,将这些地区相对较好的青年才俊不断“抽血”出来,真的是最好的办法么?

如果能暂且把这种近乎“狙公分果”的思路撇在一边,考虑一些其它的措施,如在中西部和“老少边穷”地区推动职校、中专的普及,或将拟用于“削峰填谷”之类高校招生改革的投入直接投放到中西部和“老少边穷”地区,开办适合当地“水土”的高等教育院校、部系和专业,难道不是更妥当、更两全其美的办法?

东南自宋代以降便是文气之钟,正如谢安所言,“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庭阶”,这是历史和现实所造成的既有现象,如果对此缺乏充分、清醒的认识,拿不出有智慧、有创造性的妥善方案,却要强行“做大手术”,则恐将付出巨大的、长久性的代价,于公于私,于国于民,于贫于富,于东南于“老少边穷”,都不会有什么真正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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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短房

陶短房

1894篇文章 2年前更新

本名陶勇,旅居加拿大的中国专栏作家。曾长期在非洲定居,对非洲政治、经济、文化情况比较关注。涉猎范围广泛,小说、散文、文化评论等都常常见诸出版物,业余时间还以研究太平天国史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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