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仲敬：当他拿出一个又一个的碗

前几日在广东佛山见到从我学格律诗词十多年、此前却从未“实体”见过面的弟子严某某，茶叙之际不免聊及许多“江湖中人”和“江湖中事”，名噪一时的“江湖史学家”刘仲敬自也不会被放过。

弟子原本学历不高，但求知欲强，自学刻苦，如今已能和当地许多知名文化人同座酬唱而不在人下，在某些方面倒和半路出家玩文史的刘仲敬有几分形似。她对我说，最初看刘的东西，的确如许纪霖、梁文道等人所言“拍案叫绝”、“眼睛一亮”——但也就那么“一亮”而已，看多了之后便觉炫目之余无可咀嚼，因此“《民国纪事本末》等新出的几本书只是借来翻了翻，却没有买”。她虽只和我学诗词，却知我更好史、好古文，便想问我个究竟。

我笑道：“还记得当初我怎么跟你说诗词？我说‘诗词是碗，诗词所表达、所寄托的思想、情感、意境、内容是饭，合格的诗词是用碗盛饭，让欣赏者捧着碗吃饭，上好的诗词则是用最精美的碗，盛最可口的佳肴，让人获得最高境界的享受，而不合格的诗词，则是用碗装着碗，让别人端起碗来吃碗——刘仲敬治史的套路，就是不断拿出一个又一个的碗，却总忘了往里盛饭。”

不是这样么？

圈内、网上称赞他的人很多，但溢美之词却集聚在各种炫目的、甚至整套生造的辞藻、概念，甚至框架逻辑上，集聚在“文言写作”、“纪事本末体”等称赞者自己也未必搞得很清楚的表面文章上，集聚在这位初出道时自称“阿姨”的“奇人”胜则不依不饶、败则“转进”并作胜利状的“无敌辩才”上，集聚在不断抛出的“大概念”、“大题目”上——然则这些都是“碗”，而不是“饭”

什么是历史研究的“饭”？

首先，是史的“筋骨”。“断代为史”，历史惟有经过至少一代人的积淀，方能够摆脱时代的束缚，摆脱人情和感情的羁绊，让历史的“筋骨”经得起后人推敲，尽可能还原当年的真相。离历史太近，想做到这一点很难，如唐初之人写太宗夺嫡，写隋唐之际的林林总总，就总给人以闪烁其词甚至颠倒黑白的感觉，而身为蜀汉臣子却被迫入洛为官的陈寿，在撰写《三国志》时的纠结，千余载后仍跃然纸上，令人欷歔，至于魏收的极端例子，不说也罢。

这个“近”不仅指年代、关系，也指“心灵距离”：儒家弟子撰写战国百家人物传略，即便两千年后也难言客观，民国初年写野史小说的周大荒，《反三国志演义》写的是两千年前事，由于这位不得志书生偏爱马超，写时便处处令其头戴“主角光环”，此人尚具备一定近代治史理念，尚不能免俗，遑论他人？

其次，是史的“血肉”。光有筋骨而无血肉，便如同只读《春秋》而不读《三传》，读罢不免满嘴骨头碴，却毫无温饱感，历史不能仅仅是“春秋大义”这样理念性、粗线条的东西，而必须以丰富的“细节化内容”去充实。在中国传统史学中，“筋骨”和“血肉”是通过大、小两套体系来相辅相成的，大的体系，是从“左史记言、右史记动”的传统起步，逐渐形成的纪传和编年为主框架、辅以国别、实录、纪事本末等体例，小的体系，则是在作为“正史”的纪传体中，以本纪为纲，表为骨干，列传、书志为血肉，构成完整的历史“躯体”。而在现代治史中，理论历史-口碑历史-数据历史-考古历史-传说历史则同样互为补充，相辅相成，曾有法国百科全书派学者说“没有细节的历史不是历史而是哲学”，这话至少说对了一半（因为会有哲学家抱怨“不是所有没有细节的历史都配被称作哲学的”）。

而刘仲敬的“治史”风格（如果还能称作“治史”的风格的话）则恰是在一味追求骨头（请注意这里还不是“筋骨”），“威尔逊”、“霍布斯”、“达尔文”……一个个令人眼花缭乱的专有名词次第抛出，宛如我老家晚辈逃荒艺人卖艺时抛起的一只只涂漆搪瓷碗（这里丝毫无不敬之意，笔者自己也要过饭、卖过艺），“去大一统化”、“宪政评史角度”等时髦轰动说法也鱼贯而出，加上圈内外的连环叫好，可谓彩声一片——然则不论什么理念、什么框架、什么观点、什么学说，最终都是要以历史本身的筋骨血肉去充实，才能成其为历史，否则不过一本忘记附加索引的辞典罢了。

尽管照“阿姨”的做派，怕是不屑把自己去和黄仁宇、何德刚等人比拟的，但毋庸讳言他有意无意在模拟“大历史”的套路，一些捧场者也有意无意将彼此相提并论。“大历史”的价值是需要另文讨论的“大题目”，兹不多提，但有一点却不得不指出，就是即便再“大”的历史，该“小”的时候也必须“小”，如黄仁宇的代表作《万历十五年》，笔法框架固然是典型的“大历史”风格，但切入点却是“小小的”一年始末，且使用了大量数据和多学科比较的方法，力图还原“大历史”中的“小细节”——而“阿姨”的“大”，却徒见“大”而不见“小”，或按照本文开头的说法，是徒见碗而不见饭。

照我管见，刘仲敬的这种“最奇特”治史法，根源在于“藏拙”二字：并非科班出身的他似不善于、也不耐烦去“细”，那么只能用“大”来吸引眼球，并不断抛出“新大”、“更大”和“最大”，去满足追慕者不断增长的胃口，并转移质疑者不时挑剔的视线。然而两千多年前《孙子兵法》就提出“兵闻拙速”的辩证观点，既是军事家又是桐城派大学者的曾国藩更把一个“拙”字发挥到极致。说到底，拙是藏不住的：不断拿出一个又一个的碗，可这些碗里别说油星，便窝头也见不着半块，再怎么抖机灵，说这是“新式心灵大席”，热闹也是迟早要星散的。

更何况那些“碗”也不是什么官窑精品，而多是些印着“大明乾隆年造”或“关羽题西江月”的花哨赝品：他的“文言文”固已被不少行家讥为“现代人看不太懂、古代人也看不太懂”，而他那层出不穷的“世界”，曾有人恭请他说个仔细，却也只能听得一头雾水——实话说，他的那些比附他人、名人、洋人的“大概念”，就仿佛某个做“高仿”窑厂里的作坊师傅，一地半成品中哥、定、汝、钧四大名窑一应俱全，细看却都是印着“刘仲敬制”小戳的一路货色，如此而已。

当年史学前辈罗尔纲先生曾勉励苦于从小外语就是法语、无法如愿报考本科历史专业的我，说社科不同于自然科学，只要自己肯用功吃苦，并掌握了正确的方法，即便在“体制外”也一样能做专业研究，并取得不错的成绩，这句勉励让我受用了几十年，在我看来同样也适用于刘仲敬。近年来这位曾经纵横网络热衷口水的“阿姨”转投学院，去攻读专业历史学位，这当然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当然，前提是他的这番举措，是清醒认识到自己“有碗无饭”的尴尬，痛下决心入校“添饭”，而非借“耍碗”得来大名，去名校把自己的旧碗，再刷一层看上去更“高仿”的“做旧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