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虑再三，笔者最终将6月28日爆出、据称发生在27日的女实习生被南方日报某记者性侵事件，称之为“实习生事件”。

之所以如此称谓，是因为截至目前这起事件仍属于当事人主观陈述阶段，尽管警方已经介入，但尚未定性，此时此刻作为非当事人和目击者，必须保持一份客观、中立和理性。事实上此事曝光至今不到一天时间，媒体、网络上已出现了很多“代言”、“代定性”的声音，而从法律角度讲，此事究竟是“强奸”或“诱奸”，当事人应负怎样的法律责任，都应由公检法机构通过正常法律程序，在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的前提下进行追究、定性和裁决，直到终审裁决作出前，所有评论者、旁观者都无权越俎代庖。

作为当事人，女实习生和某记者当然有权表述，但他们的表述是否被法庭最终采信，还要看其与警方所搜集的证据链是否吻合才能定夺；作为事件相关者，某记者工作单位和女实习生实习单位的南方日报（或其上级单位），对“实习生事件”的发生当然负有疏于管理的责任，对此作出反省是应该的，鉴于自己是“娘家人”，向社会公开作出“一经调查属实必将严肃处理”和“绝不包庇”的表态更理所当然，但此事既已报警且涉嫌强奸，即已成为一起公诉范畴的刑事案件，按照我国（或任何一个成熟的当代法制国家）惯例，这样一起公诉范畴的刑事案件，其定性只能由检方在起诉书中提出，并由法庭在判决中裁定，在此之前将之贸然定性为“诱奸”或其它，显然是不够严肃的。

至于一些自认为相干、实则就案情而言只能算“无关人士”者，迫不及待地“站队”、“表态”，不论是站在此方或彼方，都是并无意义的。性侵案件带有一定的私密性，且当事人的主观意愿对于事件最终定性具有关键性、甚至决定性影响，而证据链的搜集、印证则可避免单纯口供证词受情绪、环境影响所可能带来的偏差、误导，也就是说，当此案最终成为一桩刑事诉讼案件之后，就必须“让法律说话”，当事人的陈述将成为呈堂证供，而“围观者”中自认能够提供有利判明案情的直接、间接证据者，则可作为证人将线索提交给法庭，至于那些看似热闹、实则并无“营养”的“人品贴”、“站队贴”，此时此刻还是省省吧。

此事已经“呈堂见官”，法律自然会依法给予一个公道，并让过错方受到应有的惩罚。但透过此案不难看到，包括当事女实习生在内，许多已成年并踏入社会的中国年轻女性，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尚缺乏“为自己设防”的观念和技巧。

中外许多犯罪心理学家都指出，大多数性侵案件发生在熟人之间，而被侵犯人倘能及早和明确地表明自己坚决拒绝的态度和意志，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击退”觊觎者的非分之想；同样，倘在知晓对方想法后采取适当防范、避险措施，也有很大可能避免进一步后果。

如果此案中女当事人及其朋友的叙述属实，不难看出她并没有在与实习单位“前辈”男性的交往中，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在变生不测时也未能采取最利于保护自己、避免发生于己不利更严重后果的措施，甚至事情发生后仍然要通过他人提醒，才知道应选择怎样的方式合法维权。尽管法律最终会“说话”，但必须指出，这一连串的含糊、犹豫和迟疑，很可能在庭审过程中构成不利于女当事人的变数。

不论在中国或国外，涉及个人隐私的案件，女方事前、事中和事后的态度，是能否立案、能否定罪量刑，以及定罪量刑轻重的关键因素之一，无数现实或虚拟的中外案例都表明，上述要素的不同构成，可决定一件“涉性”公诉案件究竟被定性为重罪或轻罪、罪或非罪、过错或非过错，被定性为“强奸”、“诱奸”甚至“你情我愿但事后反悔的性行为”。

一些女权观念强烈的朋友或许会以“我可以骚你不可以扰”之类理念，对我的上述观念加以反驳。不能说这些朋友的观点没有道理，但必须明白，社会和人都是复杂的，倘女性将自身安全建立在他人都没有“扰心”基础上，是不是有些过于托大和理想主义了？

让法律说话，为自己设防，在我看来，这才是一个普通人面对“实习生事件”或类似事件，所应采取的立场和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