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15日夜至16日晨，土耳其发生未遂军事政变。

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短命政变：不到3小时政变就基本被粉碎，在短暂的混乱中据称有至少265人（104名政变军人，161名亲政府军警和平民）死亡。

政变后先是通过记者手中苹果手机的Facetime显示自己仍掌控大局、继而第一时间“空降”伊斯坦布尔布置一切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事发后第一次发声，就声称要对军方进行“大清洗”，他只用了短短几个小时便证明自己绝非随口一说——大清洗业已开始，且范围远不止于军方。

据土耳其总理耶尔德勒姆称，截止目前官方已逮捕参与政变的军人2839名（其中将军42名），法官和检察官2745名，此外还有大批公务员。有评论称，此次逮捕是近几十年来土耳其因未遂军事政变而进行的最大规模逮捕行为，其广度、深度令人咋舌，和笨手笨脚、乏善可陈的“7.15”政变本身相比，更是完全“不在一个量级”，稍有政治头脑和常识的人恐怕都无法理解，倘若政变真的有如此广泛而深刻的人脉基础，何以会实施得如同一场儿戏。

正因如此，在土耳其话题上多年来一直秉持“政治正确”话语基调、在历次埃尔多安宣称粉碎的“未遂政变”中千篇一律强调“反对军人干政”、“支持民选政府”的欧美盟友，此次虽仍强调“所有政治派别都应支持民选政府”，但热情明显降低，且大多同时补上“各方都应保持克制”（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国务卿克里）或“希望土耳其自由权利得到全面尊重”（法国外长埃劳）的“但书”，显然，这一次他们对埃尔多安的支持（如果还能算支持的话）是有保留的。

埃尔多安在第一时间就指责流亡美国的土耳其民族主义政治家费图拉赫.葛兰（Fehtullah Gülen）为“幕后黑手”，大局尘埃落定后更声色俱厉地要求美国政府引渡葛兰。事实上作为温和的宗教主义者和狂热的“泛突厥”民族主义者，葛兰曾是埃尔多安的政治盟友，双方在“政治保守、经济文化开放”这个所谓“埃尔多安式土耳其主基调”上高度一致，但“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双方在如何对待原教旨组织、是否应该干涉叙利亚事务等问题上尖锐对立，一心集权的埃尔多安无法容忍葛兰在自己阵营内部广泛的影响力。2013年，埃尔多安指责长期住在美国的葛兰“阴谋颠覆”、“有搞恐怖主义嫌疑”，并指使土耳其一家法院签发针对葛兰的逮捕令，当时这一做法被普遍认为带有政治报复和转移公众对其亲信贪腐指控注意力的意味。此次埃尔多安再次将矛头对准葛兰，事实上可以视作2013年政治报复行动的延续，这从他同时在法官、检察官中进行大清洗便可见端倪——恐怕很多人无法理解政变后大肆逮捕法官、检察官的目的和用意，但牵扯到葛兰就一目了然了：2013年两人翻脸的导火索，正是土耳其司法系统掀起反腐风暴，迫使前内政部长居莱尔、前经济部长恰拉扬等埃尔多安亲信受到惩处，埃尔多安本人也因此第一次尝到在选举中“吃瘪”（虽然不能说失败且很快就设计扳回）的羞辱，酝酿多年的修宪集权大计也遭受重大挫折。不把葛兰打成“政变黑手”、“总后台”，便无法找到在司法系统内搞“总清算”的口实；而一天不对司法系统“秋后算账”，一心继续其集权大计的埃尔多安便恐一天寝食难安。因此不管葛兰是否真的卷入政变（他本人矢口否认，其支持者更直言“埃尔多安自导自演”），但埃尔多安必须这样去认定，因为他需要如此——一如他曾多次需要认定军方发动了“未遂政变”（2003年、2005年、2006年、2010年，这四次“未遂军事政变”是否曾经真的被策划过，至今仍是一个谜）以实现对军官团的大换血，以及他不止一次把任何突发事件归咎于“库尔德工人党的恐怖袭击”，哪怕其中许多起很快被证明和库尔德工人党、甚至和库尔德人无关，从而实现自己刺激民族主义情绪以巩固、提升自身支持率的目标。

至于逮捕如此海量和高级别的军官、将领，以及在文官中也实行“大清洗”则更不难理解——这些人未必都涉及军事政变，更远不见得都是“葛兰主义”信徒，但他们一定是埃尔多安现实或潜在的政敌、绊脚石或碍眼者，“7.15”这场拙劣无比的政变恰给了埃尔多安一个“大开杀戒”的口实，后者正好借平息政变的大好时机把“涉及政变”做成一个尽可能大的筐，竭力将一切异己往里装。

事实上这是埃尔多安的惯技：直到2014年他仍在对2003年“未遂政变”的“幕后黑手”们穷追猛打，继续其司法追究程序。但相对于这前四个虚无缥缈、若有若无的“筐”，如今的这一个显然可以做得更大、更深。

如果将“政变”解读为其本来意义——政治重大变化，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土耳其的“政变”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相对于“7.15”，这场由埃尔多安亲手燃起的“政变”之火非但不太可能“短命”，反倒极可能愈演愈烈，波及更广、更深的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