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世界原本并非只有黑或者白，更不应是非黑即白的，这个道理每个当代人都理应明白、也大多至少在嘴上宣称自己明白。

但理应或宣称是一回事，现实中许多人往往仍顽固地恪守非黑即白、非友即敌、非是即非、非赞同即反对的二元逻辑，并力图将“既黑且白”的灰色地带尽可能抹煞、压缩。

这种逻辑古已有之。

《论语.子路第十三》里说“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一句话，倘若不“正名”，那么忙什么都是白忙乎。那么什么叫“正名”呢？就是把自己和附和自己的声音、意见名之曰“正”，而将对立的声音名之曰“邪”，王充《论衡》说孔子摄鲁相七日而诛少正卯，又说这二位嘴炮对喷最激烈时，两家的门人弟子“三盈三虚”，发生了惨烈的人才跳槽拉锯战。可见“正名”不仅关乎“品牌公信力”，也关乎实实在在的利益（当时师傅之于弟子可不光赚几块咸肉做学费，弟子出将入相，当师傅的可不光颜面有光这么简单），尽管这件事是否真的发生过很难讲，但的确符合儒家学说的一贯逻辑：非黑即白，我白你黑，有白无黑，灰色同样是需要被排斥的。

在“评法批儒”时一度被踢进法家阵容、又因和另一个“伪法家”曹操“不兼容”被踢回来的“诸葛孔明老先生”，在版权可能存疑的《后出师表》中劈头大喝“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这两句恐怕是中国传统“黑白逻辑”最形象、最贴切的概括。

所谓“汉贼不两立”，就是典型地二元逻辑：这世界上只有两种人类，一种“汉”，一种“贼”，我就是最“汉”的那个“汉”，我所碰到的每一个人要么认同我以正名为“汉”，要么不认同我以“自甘堕落”为“贼”，舍此别无分号，“非汉非贼”是断乎不能容忍的。不仅如此，“汉贼不两立”还表现为无休止地口诛笔伐或人身攻击，必欲“贼全灭”而后已——在“汉”看来正如清代的左宗棠所言“非贼杀我，即我杀贼”，“汉”若手软不及时灭“贼”，最终必定被“贼”所灭，而事实往往也印证了这一点。

道理很简单，这位“汉”的对手也遵循同样的逻辑，只不过彼之“汉”即此之“贼”，彼之“白”即此之“黑”，如此而已。

既然“汉贼不两立”，那么不同意见、对立观点就决不能容忍其长期存在，对手只要有一线消灭的可能，也绝不会留情手软，刘宋文帝刘义隆的太子刘劭造反，亲信大将袁淑不过透露了想在“汉贼”之间“中立”的“一闪念”，便在顷刻间被剁成了肉泥，而在北宋末年昏天黑地的新旧党争中，力图在两群分别以“汉”自居、以“贼”目对手的疯子中保持中立的少数“灰色党”，不论是和旧党渊源更深的苏轼，还是和新党沾亲带故的曾布，最终都在“汉贼不两立”的大风暴中两面不讨好，最终被无情吞噬。

这种“汉贼不两立”的逻辑让一些“小小的人情温暖”变得几无立足之地。唐末牛李党争之际，诗人李商隐因出身牛党令狐楚、令狐绹父子门下，却偏偏娶了王党干将王茂元的女儿为妻，结果后半生境遇尴尬，凄凉而终。而同时代较牛李党争更“不两立”的“南衙北司之争”（即士人和宦官间的矛盾）则更“非黑即白”——建州进士叶京进京时和“小伙伴”出游，偶遇曾在老家任监军、早已相识多年的一位宦官，两人街头骑马相对而过，拱手打了个招呼，却被“小伙伴”传扬出去，“因之谤议喧然”，居然被自居“汉”、“白”的士人孤立排斥到死。就连挑剔的史观也说不清楚，那位连名字都没留下来的宦官路人甲究竟做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很显然，“有汉无贼”的逻辑下，对方是不是做过坏事并不重要，只要他不是你这头的，自然就是对方那头的，你若和他眉来眼去“划不清界限”，同样也只能被归类为“贼”。

在这种“汉贼不两立”逻辑下，“内贼”、“家贼”即本方阵营中的立异者，往往比真正的“贼”受到更大压力和更多打击。如儒家内部古文尚书派与今文尚书派、图谶与非图谶派、理学与道学、理学与王学之争可谓惨烈绝伦，其残酷程度远甚于儒家与墨家或儒教与佛教之争；南明“拥唐”、“拥桂”、“拥鲁”之斗，也比南明和满清间的斗争更不容情。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真正的“贼”与本方壁垒分明，想灭并非易事，对方打过来也并不容易，而“家贼”、“内贼”同处“一个大杂院”，一来掐起来方便，二来威胁也更直接，既然当事各方都同是“汉贼不两立”二元逻辑的尊奉者，那么“私斗之勇甚于公战”，也便毫不足奇了。

不要认为“汉贼不两立”的逻辑必然会导致“不容汉贼两立”的结果，第一个喊出“必也正名乎”的孔子最终也未能“正名”，而率先大书“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诸葛亮最终不仅容忍了被斥为“贼”、“黑”的曹魏，甚至容忍并主动结交了不折不扣的“非汉非贼”、“灰”——东吴。

之所以有如此奇怪的现象，是因为“汉贼不两立”乃是最深层的逻辑，而无可奈何下的“汉贼两立”、“王业偏安”，甚至对“灰”的宽容，则是弱势一方无可奈何的妥协、迁就、隐忍和权宜之计。对于许多高呼“汉贼不两立”的名人、大人物而言，身边的熟人、朋友必须“坚持原则到底”，而自己则不妨“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在迫不得已时适当通融一些——明末清初一些“清流”对朋友、女眷大谈“气节”，恨不得人家一个个“做了烈士”，自家却剃发的剃发，赴考的赴考，出仕的出仕，说到底便是这么一回事。秦汉之交，原是陈胜部将的武臣自立为赵王，本抱着“有白无黑”念头的陈胜因大敌当前、自身实力有限，不得不承认“两立”和“灰”的存在，派人承认武臣王位，护送其家属前去团圆，武臣之所以在这种“团结友好气氛”下仍接受张耳、陈余建议拒不发兵，说到底便是张、陈两位的一番话“正合寡人之意”。他们说的，不就是“承认你的自立无非没能力消灭你”这个“汉贼两立变体”存在的最基本前提么？

能否容忍不同的、中立的意见存在，能否改变这种“汉贼不两立”、“黑白不并存”更不允许“灰色地带”存在的逻辑氛围，关键不在于弱者，而在于强者——如前所述，即便在“非黑即白”逻辑下，弱势一方的“白”（当然是自居的）为图生存，也往往可以（非必然）承认、容忍强势“黑”和“灰”的存在，因此强势一方能否不倚仗优势消灭“黑”、挤压“灰”，能否不自居“天然白”并将弱势对手、中立者“抹黑”，才是打破二元逻辑、建立真正多元化社会的要害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