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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810,皇家骑警(RCMP)在安大略省小镇斯特拉特洛伊试图拘捕被称作“潜在恐怖袭击风险分子”的24岁白人亚伦.德里维(Aaron Driver),结果导致后者在冲突中死亡。

 

“防患于未然”

 

据警方和目击者称,10日上午身穿迷彩服、手持长枪的RCMP特别部队在德里维住处附近包围了其乘坐的一辆出租车,携带自制炸弹的德里维引爆了其中一枚,炸伤了自己和出租车司机,当他试图再引爆另一枚时警方开枪射击将之击毙。

事发地斯特拉特洛伊只有2万居民,位于安大略省伦敦市以西40公里

对这件震惊整个加拿大的案子,RCMP副局长卡巴纳(Mike Cabana)表示,他们事先接到美国联邦调查局(FBI)通告,称有加拿大公民在网上散布支持“伊斯兰国”(ISIS)、威胁在早晚高峰期间实施对多伦多市中心暴恐袭击,随后发现这名“潜在恐怖袭击风险分子”是24岁的斯特拉特洛伊居民德里维,随后一切便如前文所述发生,警方匿名人士称,考虑到“此人正涉嫌策划使用自制炸弹在公共场所展开自杀式袭击”,严重威胁公共安全,因此“不得不开枪”。

为证实这一说法,10日晚RCMP在新闻发布会上播放了FBI和警方截获的威胁视频,视频中德里维蒙面,称西方是“伊斯兰的敌人”,唯一的解决办法是“让你们血流成河”。

据称,FBI提供的线报称,“有确切线索证明,嫌疑人计划在几小时内对加拿大大城市的公交系统和闹市区展开自杀式恐怖袭击”,而RCMP10日的声明则强调“情报可靠”、“RCMP为确保公众安全采取了最正确的做法”。

然而后续消息不断涌出,人们发现,如果德里维真的具有“威胁公共安全”的能力,那么他居然一直“逍遥法外”真是一个奇迹——事实上根本无需什么FBI的线报,他不但原本就在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关注名单上,且还为此吃过官司、受过禁制。

 

曲折人生和奇怪信仰

 

和许多被指控支持ISIS的加拿大人是特定族裔、信仰的移民、难民或其后裔不同,德里维是土生土长的加拿大白人,且父母都是基督徒。他的出生地是萨斯喀彻温省的里贾纳,父亲是一个农民。

如果就这样在穆斯林社区不大的里贾纳生活下去,或许一切都不会发生。但当他7岁时母亲去世,父亲再婚后加入了军队,据熟悉他的朋友称,他实际上从未接受自己的继母,因此一切都改变了。

FBI对国会山庄的袭击是“正义”的。

他何以变成这样?

他的父亲曾经回忆称,自母亲去世后他性格骤变,变得孤僻而好斗,在家里,他常常把自己关在漆黑的小屋里,并在门上挂块“请勿打扰”的牌子。

他本人也对记者说过,自己因为和继母相处不融洽,就让父亲把自己送到安大略省伦敦市,和姑姑一起生活。14岁他被发现未成年吸烟而遭训诫,17岁时女朋友意外怀孕让他十分惊惶,这促使他从宗教书籍中找寻答案。

2011年他的父亲搬去温尼伯居住,他也一度回家,他的父亲关注到儿子的微妙变化:原本他似乎对宗教毫无兴趣,但突然变得只吃清真食品,并严守斋月戒律。

他告诉父亲“我已经皈依伊斯兰教了”,但仅此而已,父子间的交流变得越来越少(尽管原本也并不多),父亲形容他是“独狼”——从来没有朋友,有时出门,有时一个人关在家里,但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或要做什么。

201410月,CSIS开始关注德里维。他们发现这个青年起了“哈伦.阿卜杜拉赫曼”(Harun Abdurahman)的网名,经常发布支持ISIS的极端言论。他甚至曾公开宣称,枪手泽哈夫-比伯(Michael Zeha)对国会山庄的袭击是“正义”的。

20153月,越来越感到不安的父亲致书CBC,担忧地表示“儿子可能被恐怖主义组织洗脑了”,希望媒体能够帮助他,但效果惘然;20156月,他在温尼伯因“在公开网络平台鼓吹支持ISIS”被捕,但几天后(12日)就被有条件获释。

首席联邦检察官马洪(Ian Mahon)称,当时德里维接受了法庭提出的、多达25项禁制,包括全天穿戴电子监控设备,参加“宗教辅导”并向RCMP提供辅导员名字,接受晚9时至早6时的宵禁,交出护照,不得使用任何电脑、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手机型号要向警方报备,电话号码必须提交给警方,手机密码必须每月两次告诉警方,不得登录任何社交媒体网站或加密聊天室,不得和任何恐怖组织及其成员联系,也不能拥有任何能令人一下联想到这些组织的物品。在检察官看来,接受这些禁制的德里维“对社会没有威胁”、“我没道理让人继续关着他”。

对这些禁制令当时许多人权组织表示愤怒,如马尼托巴权利与自由协会(MARL)负责人舍夫曼(Corey Shefman)就曾愤怒地对加通社表示,“一个青年,一个加拿大公民,没有任何犯罪证据或犯罪嫌疑指控,却要接受如此多的禁制,这简直是岂有此理”。在强大的压力下,针对德里维的禁制令名存实亡——他的电子监控设备只穿了一个月就被脱下,一周一次去警署报道被忽略,甚至,2015年底他悄然离家,本应“全天候”监控的警方也麻木不仁——以至于这个早就“挂号”的“危险人物”还需要外国情报部门通报其下落。

 

曾经出镜的他

 

由于其父早就“挂号”,因此20156月德里维刚被有条件保释,CBC就迅即采访了他。

在采访中德里维承认,自己是在网上浏览“中东信息”,对叙利亚“圣战者”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感到愤怒,才从一个“温和而虔诚的穆斯林”转变为激进的“圣战战士”的,他表示“有些事情必须有人去做,人们需要知道究竟有什么事发生在穆斯林身上,我想这就是原因”。

他曾经为自己辩护,说“我的性格丝毫不暴力”、“加拿大不应把我这样的人视作威胁”。但即便他的父亲也不敢苟同这一点。他的父亲称,当他发现自己的儿子正为叙利亚基督徒的孩子被“圣战者”杀死鼓掌欢笑,说他们“罪有应得”时,简直“恶心得要吐出来”。

德里维死亡后,他的父亲再度接受采访,称当时主动联系媒体,是打算“挽救自己的儿子”,但结果却事与愿违,“他离家了,我不知他去了哪里,我也不知道这些日子里他究竟做过些什么,我已经帮不了他了”。

无论如何对于德里维最后的邻居,对于大多数加拿大人,不幸中万幸的,是警方终于在最后关头控制住了局势,德里维的土炸弹未能造成更大破坏和恐怖。但人们有理由质问,既然加拿大警方、检方和情报部门早就确定德里维是“危险人物”,甚至已经将之置于禁制令管辖下,那么这些本应让德里维无法实质性作恶的禁制令,何以这么快就形同虚设?

对这次事件,联邦公安暨紧急应对部长古迪尔(Ralph Goodale10日晚发表声明,称总理已知情,并称RCMP“收到关于潜在恐怖威胁的可靠信息,并采取了旨在确保公众安全的行动”。

或许我们应感到幸运:若非FBI鬼使神差的介入,若非德里维恰是个“名人”以至于RCMP很快就“锁定”,这样一个早就“榜上有名”、本不应“脱锁”的危险人物很可能制造出更大的恐慌和更多的伤亡、损失。连德里维这样的人都能“脱锁”,加拿大人又如何敢相信政府、警方和情报部门“一切尽在掌握中”的反恐和安保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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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短房

陶短房

1894篇文章 2年前更新

本名陶勇,旅居加拿大的中国专栏作家。曾长期在非洲定居,对非洲政治、经济、文化情况比较关注。涉猎范围广泛,小说、散文、文化评论等都常常见诸出版物,业余时间还以研究太平天国史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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