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举国体制就天下大吉了么？

本届奥运，中国代表团在奖牌榜上较以往两届“缩水”不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三大球”除女排一枝独秀、女足表现尚可外，或连战皆负，或索性未能出线，一些观察家就此扬言“都是职业化惹的祸”，或明或暗地声称“回到举国体制就好了”，理由是“举国体制”时代中国“三大球”尚不至于像今天成绩这样差。

而在“三大球”以外，人们对“举国体制”则说法不一，或抨击这种体制的积弊，认为“宁可不要奖牌也要彻底否定”，或认定“举国体制是中国体育优势所在，适合中国国情”、“不应自我否定自己的长处”。

要厘清这些观点、认识，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举国体制”。

所谓“举国体制”，在体育层面上始作俑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的所谓“军国民思想”，即将国际竞技比赛视作“不流血的战场”，将金牌、奖牌之争当作“不流血的战争”，这种思想在两次大战期间被一些后起的强国所尊奉，借奥林匹克竞技的优异成绩炫耀自己的强大，以及所坚持、推广的制度、理念优越性，实力震慑潜在的对手。二战后形成东西阵营对垒的格局，两大阵营同时将奥林匹克运动当作“和平竞赛”的“没有硝烟的战场”，将奥运金牌榜之争视作“社会制度优越性之争”，并且为在金牌、奖牌之争中占得上风不惜一切代价，其中又以在“和平竞赛”中处于下风的苏联东欧集团更甚，“举国体制”就是在这种氛围下被“叫响”的。

所谓苏联、东欧式“举国体制”，就是一方面在“劳卫制”基础上将全民纳入统一性、目的性群体运动框架内，目的是培养合格、众多的“工农兵”，另一方面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层层选拔、培养有竞技潜力的体育精英，形成和群众体育几乎脱节的“竞技体育金字塔”，并以国家之力为金字塔尖的“精英之精英”创造一切条件，使之得以在奥运会和其它重大体育比赛中所向披靡，“充分显示优越性”、“为国争光”。

这种苏联、东欧式“举国体制”最大的优点，是既可以依靠“金字塔”形成人数上的绝对优势，又可以集中举国资源培养“塔尖”的精英，形成质量上的领先一步，特别适合商业化程度不高、但在奥运和其它重大赛事中奖牌数众多的项目，在这方面苏联人率先将“举国体制”发挥到极致，锻造出多个项目的“金牌工厂”，而当时的东德更为了在金牌榜、奖牌榜上压倒西德而绞尽脑汁，不仅在重点竞技项目上不惜玩“田忌赛马”的把戏，放弃投资大、见效慢、奖牌数少的大球类、集体类项目，重点攻投资少、奖牌数多的个人项目和冷门项目，甚至不惜玩“集体嗑药”的极端手段。

说到底，“举国体制”的奥秘，就是通过政府的强大财力、执行力，在国际体育竞技、尤其奥运平台上形成“不对称优势”——在田径、游泳等非职业性竞技项目上，用专业选手“碾压”业余选手；在足球、篮球、网球、拳击等职业化程度很高的竞技项目上，则尽量不在职业化平台上多作纠缠，而集中力量在奥运这个特殊“气场”继续“专业打业余”，从而确保金牌、奖牌和成绩的最大化，体现自己“制度的优越”和“国力的强大”。

但这种苏联、东欧式“举国体制”最大的弊端恰在于其最大优势之所在，即“集中力量办大事”，因为这意味着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两层皮”，且随着时间推移和自身实力的有限，宝贵的投入和资源越来越多向前者倾斜，而群众体育土壤的日渐贫瘠又难以支撑摇摇欲坠的“金字塔”，促使国家不得不进一步收缩战线、突出优势，将资源变本加厉集中于“金字塔”、尤其塔尖之上，从而形成恶性循环。而那些实行非举国体制的体育强国，则通过群众体育、体育科技的发达，以及国力、综合实力和卫生健康水平等的提高，循序渐进地夯实体育土壤的厚度。汉城奥运，职业足球运动员开始踏入赛场，4年后的巴塞罗那，“梦之队”横空出世，职业化程度高的奥运项目，“举国体制”已无法“专业打业余”，而随着冷战的结束，苏联、东欧各国层层选拔的“金字塔”体制相继崩溃，虽然许多国家仍不同程度保留着“塔尖”，但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残缺的“举国体制”虽不能说毫无作用，却也早已威力大减。

应该注意到，苏联、东欧式“举国体制”并非这种体制的唯一样式。

一些出于社会发展进程节点的国家，在历史上或显示中往往希望借奥运金牌、奖牌榜上的出色表现振奋民气，推动国家的复兴或发展，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建立一种特殊的“举国体制”，即由国家设立某个机制，资助那些难以职业化、商业化，却又有冲击金牌、奖牌潜力的项目和运动员。如1964年的日本，就曾借助主办奥运的契机，以及日本代表队在奖牌榜上的出色表现（16金、5银、8铜，29枚奖牌，列金牌总数地3，奖牌总数第4），向日本全国及全世界宣告战后日本已成功摆脱了“战败综合症”，步入经济、社会发展快车道，1988年韩国也曾用同样的手段，借汉城奥运的奖牌榜（12金、10银、11铜，33枚奖牌，列金牌总数第4、奖牌总数第5）吹响了“汉江奇迹”的冲锋号……甚至老牌的英国，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仅收获耻辱的1金后，也痛定思痛，一方面力争2012年奥运主办权（有统计称，自1988至2000年共5届奥运，东道主都占尽便宜，以至于它们在参加下一届奥运时，金牌总数平均比“主场”低了32.8%，而高盛对1972-2008年夏奥会东道主金牌榜所作统计更表明，这些国家当东道主时赢得的奖牌数，比不当东道主时多出54%），另一方面借助1997年成立的专门团队“英国体育”，发放“伦敦奥运周期资助”3.12亿英镑，用该团队CEO利兹.尼克尔的说法，就是英国“不仅仅要参与，关键是要赢”。

即便看上去最“超脱”的美国和加拿大，也并非完全仰赖群众体育和商业体育，毕竟，商业体育只适合一部分项目和一小部分非职业项目的精英，而群众体育则可以夯实“塔基”，却难以形成“塔尖”。

美国自1984年大放异彩的体操项目，就是通过政府有意识、有目的的长期资助和政策扶植，才有了今天的辉煌，田径、游泳等商业化程度不高的大项，也不同程度采用“民间资助+政府补贴”的形式，维持一个相对庞大的“金字塔中段”，以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相对而言，加拿大在非商业化项目上更“超脱”一些，也因此几度在奥运奖牌榜上遭遇窘境，华裔击剑名宿栾菊杰为复出曾不得不自费参加资格赛，冬奥雪橇项目、曾拿过世界冠军的华裔花滑名将陈伟强，则都曾为筹集参赛费用“赶场子”、“跑堂会”。但自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以来，加拿大也借鉴美国模式，对非职业竞技项目实行不同程度的政府补贴。笔者9岁的长子几小时前刚收到通知，被选入最基层的花样滑冰俱乐部集训，这个俱乐部是民间组织，但得到政府资助，可以用较低廉的收费吸引有潜力的小选手，并参加各种比赛，刚入选的孩子是“青铜级选手”，为期3年，只有成绩和潜力突出的才能依次升级为“白银级”、“黄金级”选手，获得更长、更丰厚的政府资助——最顶级自然是国家队了。

一些新兴国家甚至穷国、小国，则采用另一种“举国体制”的模式，“有所为有所不为”，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最有希望取得好成绩的特长项目上，因为不这样做非但拿不到好的竞技成绩，自己的好苗子也会被富国挖走。

由此可见，在非商业化的竞技项目上，扬弃苏联、东欧式“举国体制”是正确的，但一味强调“业余”、“民间”，不切实际地排斥国家政策、资金和资源的倾斜，则是既不现实、也不符合国际竞技体育现状的。

回到文章开头的问题上——“举国体制”能拯救中国“三大球”么？

如前所述，在足球、篮球、网球等职业化水平很高的竞技项目上，实行苏联、东欧式“举国体制”的国家以往主要利用当时奥运强调“业余性”，拒绝欧美职业选手参赛的特殊情况，把突破口放在奥运而非世界杯、世锦赛平台上，苏联、东欧国家在汉城奥运前的历届奥运足球赛事中获得许多奖牌，在同时期奥运篮球比赛中苏联更几度打败第一篮球强国美国夺冠，靠的就是这种“不对称”，1988年汉城奥运首次出现职业足球运动员，1992年巴塞罗那出现NBA“梦之队”，此后在奥运舞台上“不对称优势”荡然无存，以往借“举国体制”在奥运占便宜的国家也就风光不再。

在奥运以外的世界杯、世锦赛上，“举国体制”国家以往同样靠“落差”取胜，因为在战后至上世纪80、90年代，即便“三大球”的职业化也并不普及，以亚洲为例，直到80年代初，足球实现职业化的仅有香港、以色列两个足协，且前者畸形发展基础薄弱，后者被非竞技原因踢出亚足联，而篮球直至90年代初全亚洲仅有菲律宾一国有并不完善的职业联赛，在这种情况下，“举国体制”国家仍可利用“专业打业余”的局部优势碾压非职业化的国家，这就是足球上朝鲜队可以在1966年冲入世界杯前八、中国队可以长期在亚洲位列前茅的奥秘，也就是中国篮球队在亚洲一度只有韩国一个对手的关键所在。但如今情况早已不同，三大球中的男子项目除男排稍逊，男足、男篮早已在全球和亚洲普遍实现职业化，且随着“三大球”职业联赛的洲际化、国际化，许多自身职业化程度有限的体育协会也可借鸡生蛋，利用他国的职业联赛培养球员（如足球上的爱尔兰、冰岛，篮球上的阿根廷等），“举国体制”已成了钢筋水泥丛林中的恐龙，毫无用武之地。

中国中超、CBA看似热闹，但实则存在许多“非职业非举国体制”的过渡期残留，且在广度、厚度上即便在亚洲各国中也谈不上领先（日、韩甚至新加坡等国的职业联赛都早于中国，其和职业联赛接轨的青训体系也早已成形），在这种情况下成绩不如过去“专业打业余”时代、不如同样职业化但对方更早、更成熟的今天，又有什么好奇怪的？连“举国体制”时辉煌远胜中国的朝鲜男足，在当今时代继续“举国体制”都是今天的局面，中国又凭什么觉得自己“回到过去”就可以“包打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