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0日，借出席杭州G20峰会之机对中国进行为期一周访问的加拿大总理杜鲁多（Justin Trudeau）在北京会晤了中国总理李克强，翌日，中国倡导并牵头创办的亚投行（AIIB）首任行长金立群表示，加拿大已递交了加入该行的申请，这一消息随即被随同杜鲁多总理来访的加拿大联邦财政部长莫劳（Bill Morneau）所证实。

由于行前“加拿大加入亚投行”并未被纳入杜鲁多的日程表，外界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成果似乎有些不知所措，日本媒体甚至一度发出“加拿大的背离”的惊呼。而在加拿大，一些华裔分析家认为，加拿大加入AIIB是临时起意的“急就章”，目的是换取中方在加拿大对话油菜籽出口许可证这个对加方而言利益攸关问题的让步。

事实恐怕未必如此。

尽管在经济领域，杜鲁多所领导的联邦自由党政府上任一年来总给人一种“不温不火”、“你急我不急”的感觉，但在加拿大是否加入亚投行问题上却很早就亮明了态度：去年11月14日，加拿大联邦国际贸易部长方慧兰（Chrystia Freeland）在接受彭博社电话采访时坦承，联邦自由党政府对加入AIIB“有兴趣、正密切关注”，并强调自己作为联邦国际贸易部长，与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国和印度改善贸易关系“是名列前茅的重点任务”；今年3月30日，她在多伦多会晤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多伦多总领事薛冰时更表示，加拿大本应早日加入AIIB，前届哈珀（Stephen Harper）联邦保守党政府未能及时加入并成为AIIB创始国，是“错失了机会”。在讲话中方慧兰甚至称“事实上前任联邦保守党政府也并非对AIIB没有兴趣”，指出当时他们曾明确表示“正积极考虑加入AIIB”，“尽管美国和日本的态度与我们有所不同”，但“最终加拿大还是错过了成为50个创始会员国的机会”。有加拿大政治评论家证实，2015年联邦立法选举期间，方慧兰便已批评联邦保守党犹豫不决、错失成为AIIB创始成员机会，并强调“如果我们执政会有所不同”，3月30日被问及此时，她更明确称“作为一个政府我们喜欢信守诺言，所以请对我们有所期待”。

现年48岁的方慧兰2013年出任杜鲁多经济顾问委员会联合主席，2015年11月5日就任加拿大联邦国际贸易部长，被认为是杜鲁多政府负责制定全新加拿大国际贸易暨出口战略的关键人物，她宣誓就职就任联邦国际贸易部长后仅9天便明确表明加拿大现任联邦政府对加入AIIB的态度，很显然，正如加拿大CTV电视台当初所评论的，不论从职务、责任和资历，方慧兰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公开表态，都可视作杜鲁多政府的官方态度。

由此可见，申请加入AIIB绝非“急就章”，更不是简单用来换取油菜籽暂时好处（中方仅仅同意将原本9月1日到期的现行检疫标准延长一个过渡期，在两国9月1日发表的17项联合声明中用第五项表明“双方宣布两国检疫部门正就中加油菜籽贸易问题积极磋商研究科学措施，以寻求早日妥善解决的办法”而已）的“小筹码”，而是自杜鲁多政府成立以来一以贯之、循序推进的，深思熟虑后的既定政策。

那么，加拿大联邦政府希望借此获得什么？

正如莫劳、方慧兰等多位加拿大联邦阁员所表示的，“加拿大经济有赖于基础设施投资”，加入AIIB对加拿大公司寻求参与更多海外基础设施项目，获得更多利润和就业机会至关重要。尽管按照规则，AIIB并不排斥非成员国参与其投资项目的建设招投标，理论上加入AIIB对加拿大公司并不会直接带来新的利润，但实际情况不言自明。

不仅如此，杜鲁多政府在经济方面的重要指导方针之一，是和中国这个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努力建立起长期性良好经贸关系”，而加拿大方面心知肚明，中方对加拿大在经贸方面最期待的，是早日达成加中自由贸易协定（C-CFTA），但相较于AIIB，C-CFTA在加拿大朝野争议要大得多，不但反对党质疑声不小，甚至执政党内部也意见不一。此次杜鲁多中国之行为时7天，且准备周期很长，当然希望“满载而归”并切实让加、中皆大欢喜，既然C-CFTA暂难获得突破（此次会晤后李克强总理称两国正就自贸协定问题进行可行性研究，而一位加拿大高级官员晚些时候称，对此问题双方持续不断进行技术性讨论，但“尚未进行直接谈判”，措辞之微妙恰能反映加拿大官方对此问题的犹豫和敏感），那么在AIIB问题上“勇敢一下”就势在必然。道理很简单，既然想获得中方“报李”，加拿大就必须“投桃”，而相对于C-CFTA，申请加入AIIB是中方喜欢、加方也投得起的最大的“桃”。

和C-CFTA问题不同的事，在加拿大朝野，如今认为加拿大“应该加入AIIB”的声音是主流意见。被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态度保留的代表”、UBC大学亚洲研究所的埃文斯（Paul Evans）曾表示，一些加拿大官员担心加拿大此举可能加强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尤其在南海局势如此微妙的时候”，但即便他也承认，大多数加拿大官员认为，去年加拿大拒绝加入AIIB是“犯了个错误”，并认为AIIB将被中国用于推进自己的商业和战略利益，而加拿大谋求加入对加中关系“具有重要象征意义”。而更多的分析家，如前外交官、现布鲁克大学政治学家伯顿（Charles Burton）、卡尔顿大学亚洲外交政策专家杰里米.帕蒂埃尔（Jeremy Paltiel）和布鲁金斯学会国际秩序与战略项目主任莱特（Thomas Wright）等都认为，加入AIIB表明加拿大如今愿意看到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具有重要象征意义”，有助于推动杜鲁多“努力与中国建立长期性良好经贸关系”的努力，且即便加拿大认为AIIB的某些政策不符合自己口味，但倘不加入，“也等于放弃了对AIIB施加加拿大方面影响的机会”，正因如此，寻求加入AIIB符合加拿大的根本战略利益。

还应看到，尽管AIIB筹建前后，美国曾对自己盟友的加入百般阻挠，但随着英、法、德、澳等众多盟友相继“不看脸色”加盟，AIIB成员国已增至57个且仍在不断增加，美方在此问题上的姿态和声调早已悄然降低，谈“合作”多了，公开直接阻挠则几乎听不见（仍坚持当初声口的只剩日本，而日本对加拿大政策的影响力是有限的）。此次访华期间，莫劳曾公开称赞AIIB已向加拿大证明“将是个非常有效的机构”、“他们已表明其有办法管理这个机构”，这可被视作含蓄地回应美国，加拿大何以要争取成为AIIB的第一个北美成员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