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财新传媒

阅读:0
听报道

看到这标题许多朋友会忍不住开骂了吧——“中国”这个词是中国人的都懂,不是中国人的大多数也懂,怎么可能被误读?怎么可能呢?

其实这个词被误读的概率还是挺高的,道理很简单,中国的历史固然悠久,但将“中国”定义为今天这样的含义,历史可实在不算太悠久。

最早的“中国”一词出现在周朝文献里。如《尚书.梓材》里说“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诗经.小雅.六月序》里说“《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诗经.大雅.民劳》里说“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而实实在在被刻画在货真价实“一手文物”上保留至今天、最早的“中国”二字,则出现在1963年于陕西省宝鸡市贾村出土、周成王五年(约在公元前十一世纪)制作的青铜器“何尊”,在这件青铜器上浇筑了122字铭文,能辨认的多达119字,其中有“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的字样。

对这些最早的“中国”究竟代表什么含义,人们的解读是有差异的。比如南朝宋人裴骃就援引东汉经学家刘熙的见解,认为“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也就是说,先秦的“中国”是指天子的都城;还有人认为,“中国”在先秦文献里往往和“四夷”同时出现,这表明“中国”指代和周人语言、生活习惯相近的华夏族(汉族前身)人所居住的地方,因为身处“东夷、西戎、南蛮、北翟”这“四夷”的中央,所以叫做“中国”。

这两种解读其实都有“误读”之嫌,尤其是裴骃-刘熙的说法误差更甚:诸多带有“中国”字样的先秦纪录中最“靠谱”的莫过于“何尊”,而在“何尊”上所浇筑的铭文,头一句就开宗明义提炼了文章的“中心思想”是“唯王初迁宅于成周”——是一篇记载周成王在洛邑(今河南洛阳东南)建立“成周”这个西周王朝陪都历史的纪念文章,文章里直接引述周成王本人的话,说自己“其(一定)宅(定居)兹(在此)中国”,在建立成周陪都之前,周成王的“宅”(都城)是关中的丰镐(今天陕西西安一带),周成王既然把建立成周称作“宅兹中国”,那么很显然,他和他同时代的人并不把自己的故都(且直到西周灭亡一直都是“正都”,地位高于成周)视作“中国”、甚至“中国”的一部分,很显然,先秦概念里的“中国”,是专指关东的中原地区,大体包括河南、山东、山西、河北等省的大部或一部。不妨将这种最古老的“中国”概念称作“地理中国”概念。

有人用《孟子.公孙丑下》中齐王“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一句,力图证明“中国即首都”的解读并非误读,然而这其实是更大的误读:这句话说的是齐王希望把孟子及其徒弟都留在齐国首都临淄,以便可以“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让齐国原来的官员和都城居民引为榜样),是谈“住房安置问题的”,“我欲中国”的意思,是齐王打算“居国之中”,这个“国”指的才是都城临淄(所以后面说到“国人”),“中国”是一个形容词活用为动词后的词组,而不是专有名词,这种形容词/名词活用为动词的用法在古汉语中是常用的,如“主神器”、“家天下”等均是。

这样的“地理中国”概念直到秦末汉初还是广为人知的。如成书于西汉初叶的《史记》,在《五帝本纪》说,舜为了躲避尧的儿子丹朱,迁徙到“南河之南”,后来才顺应“天命”,“之(去)中国践(登上)天子位”,传说中舜为“帝”时居于蒲坂,也就是今天山西平阳境内,“南河之南”不论指何处,显然已不在中原范围内,回到中原就因此被称作“之中国”;同样是《史记》,在《天官说》中称“其后,秦遂以兵灭六国,并中国”,秦在战国时的领地不是别处,正是西周的发祥地——以丰镐为中心的关中,说秦统一是“并中国”,恰表明秦及西周原本的“王城”——丰镐和一河之隔的咸阳——都不算“中国”范围内;可能并非司马迁亲笔、而是他人补充完成的《武帝本纪》里说“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这“在中国”的五山(华山、首阳山、太室山、泰山、东莱山)除了华山位于关中和中原的交界处外,其余都在中原大地上。

但这个最古老的“地理中国”概念从一开始就被掺入了其它因素。

如前所言,“中国”的概念常常和“四夷”成双成对地出现,这既带有地理方面的意味(“中国”在“四夷”之中),也带有民族的含义(“中国人”和“夷狄”是不同的),最初“地理中国”的含义更明显,而“民族中国”的含义则比较隐晦,个别“帝王”据传诞生在“中国以外”也不以为嫌(有趣的是“舜生东夷文王生西夷”反倒被后世非汉族的中国帝王用来证明“大家都是中国人”),但随着民族矛盾的突出和华夏族越来越以自己的“中国人”身份为傲,“民族中国”的概念变得日趋突出。

自秦汉至清末,“地理中国”和“民族中国”这两个概念一直纠缠不休,大抵汉族势力强盛时会更多强调后者(如唐代文学家韩愈流传久远的那句“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汉族人遵循少数民族文化就应该被当作少数民族,少数民族遵循汉族文化就应该别视作汉族),就是典型的“民族中国”解读,几乎看不到丝毫“地理中国”的影子,而本人是女真族人的海陵王太后徒单氏劝阻海陵王南下攻打南宋时说“兴兵涉江、淮伐宋、疲敝中国”,这个“中国”是自称,显然强调的是“地理中国”概念,且多少带有“以中国自居且自尊自贵”的含义(有人统计《金史》里共说了十四个“中国”,其中三个指中原,十一个既指中原,也指代金朝朝廷,有趣的是同期偏安的南宋并不自称“中国”,反倒有“不可置中国于度外”(陈亮《上孝宗皇帝书》的说法)。

真正开始将“中国”等同于“本朝全部疆土”、将“中国人”等同于“本朝全部臣民”,则要一直等到清朝,雍正那本臭名昭著的《大义觉迷录》中把“蒙古极边部落”也称作“中国之疆土”、将这些部落成员称作“中国臣民”,康熙廿八年七月廿四日(168997)签署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中文版里所有提到清朝的地方都写作“中国”,而真正赋予“中国”以今天大家所熟知含义,则要一直等到清末民初,国际法和近代主权、国家概念被中国人所熟知和接受。即便到了这个时代,旧概念仍然在许多人心目中根深蒂固,如洪秀全,一方面在拒绝外国冒险家“共同灭清,平分疆土”建议时强调“我争中国,欲想全图”,另一方面却在官方著作《贬妖穴为罪隶论》中将“中国”局限于内地十八省,一再要清朝离开“中国”、退回“沙漠之地”,类似的言论甚至在辛亥革命时许多革命党人作品中也屡见不鲜,如邹容名篇《革命军》,全文不过数千言,而“中国”一词竟出现78次之多,可谓“中国密度最大”的近代著作,即便如此,其中多次混淆“中国”和“中原”,称“中国”只有“十八省”,很显然,作者虽然屡屡提及国际事务和时政,但他心目中的“中国”概念仍然是旧的、至少是含混的。直到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其中的“中国”才基本上和今天概念完全重合。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也有个“中国”:日本醍醐天皇延喜五年(公元905年)仿效唐朝设立的律令《延喜式》,将山阴、三阳两道的备中、备后、安义、周防、长门、因幡、伯耆、出云、石见、隐岐等“令制国”称作“中国”,地理范围主要在本州岛最西边的一块,其词源来意照官方说法,一是“上国、中国、下国”中的一等,属于人口概念,一是“近国、中国、远国”中的一等,属于距离当时日本首都平安京(京都)远近的概念。但大多数日本学者承认,“中国”的概念多少有些“山寨”了中国的理念,事实上这类“山寨概念”在日本地理上层出不穷,如平安京就同样有和唐长安一模一样的朱雀大街和东西市,战国时代日本诸侯也将进京称作“上洛”(去洛阳)。明治维新后日本以“中国文化继承人”自居,借口“本国已有中国概念”,将中国用英语译名称作“支那”,这就属于有意的“误读”了。二战后《朝日新闻》等一些日本媒体倡导用“中国地方”称代日本,用“中国”替代不伦不类的“支那”称代中国,但时至今日也并未完全做到。

 
 
 
 
话题:



0

推荐

陶短房

陶短房

1894篇文章 2年前更新

本名陶勇,旅居加拿大的中国专栏作家。曾长期在非洲定居,对非洲政治、经济、文化情况比较关注。涉猎范围广泛,小说、散文、文化评论等都常常见诸出版物,业余时间还以研究太平天国史闻名。

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