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0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7周年，温哥华市政府应多家本地华人社团的申请，在市政府门前举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升旗仪式，并由代市长、市议员郑文宇（Kerry Jang）亲手升旗。不料此事竟平空引来一场风波。

社团间的PK？

据有关方面提供的信息，此次出面向温哥华市政府提出中国国庆升旗申请的社团，主要系加拿大华人社团联席会及其下属各华人社团，而9月30日升旗当天出席升旗仪式的除了温哥华市府、市议会有关成员和申请社团领袖、代表外，还有来自方方面面的嘉宾，包括联邦国会议员苏立道（Joe Peschisolido）、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温哥华总领馆总领事刘菲、加拿大马氏宗亲会会长马威廉、温哥华华裔退伍老兵协会会长邝杰雄、大温各大学学生会代表等，总计约200多人。

在升旗仪式上，以代市长身份出席的郑文宇作了简短致辞，并亲手将一面五星红旗升上了温哥华市府前的旗杆上，但正是这一“升”，引发了一场“社团间的PK”。

10月1日，以“温哥华华人社区团结和谐促进会”和“加拿大价值守护者联盟”（The Alliance of the Guard of Canadian Values）列衔的一份联名请愿书在change.org上出现，并迅速通过各种网络社交平台广为传播。

在这份请愿书随附的声明中，上述两社团指责郑文宇“不顾效忠英女皇的誓言，居然以唯一升旗手的身份、脖子上系着红领巾，在市政府面前亲手升起了中国的国旗”，指斥郑“作为民选政务官，充任别国国庆升旗手，严重伤害我们市民的情感”，更表示郑在升旗时脖子上戴了红领巾，“在中国大陆有着强烈的政治意义，蕴含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意思”、“违背本人当选时承诺”、“戴红领巾升他国旗充分表明郑文宇在处理事关政府尊严及市民荣耀方面缺乏最起码常识”、“令整个城市蒙羞，也是对华人的不敬”，要求郑“立即辞职、向全市市民道歉并说明事情经过”，并要求罗品信市长就此事件作出解释。

这份请愿书传出后，在整个大温地区华人圈中立即掀起轩然大波，“升旗派”和“追责派”的支持者针锋相对，互不相容，且相互攻讦的语言迅速升温升级，“口水官司”很快便蔓延到加拿大非华裔圈，甚至正在7天国庆长假中的中国大陆，一些本地知名人士称，他们在短短24小时内不但看到微信朋友圈内密集而反复、但带有正反不同“帽子”的转发，更苦于两边人马频繁地“拉人站队”，一时间竟有些不知所措。

“温哥华华人社区团结和谐促进会”在声明提供的联署网页（全英文）上并未出现名目，本报查询该社团此前的活动、事迹也不得要领；“加拿大价值守护者联盟”则是较活跃的社团，此前“地产招牌文字争议”、“UBC校区临终关怀中心选址风波”等和本地华裔有关的热门话题争论中，也多曾看到该社团的身影。

“升旗”和“戴红领巾”

按照郑文宇本人的解释，升旗仪式是应“本地社团”请求而举行的，按照温哥华市相关附例，市府可以在“本地社团”请求并获准后，在市府前旗杆上升起代表其它国家的合法旗帜，以表达某种纪念意义，进行这样的升旗仪式无需另行发布新闻通知。郑指出仅去年至今年，市府前就举行过纪念希腊、亚美尼亚、墨西哥、乌克兰等多个国家的国旗升旗仪式。

一些“升旗派”华人则指出，事实上市府前旗杆上甚至庄严升起过其它一些旗帜，比如去年7月27日，温哥华“自豪协会”（VPS）就获准在这根旗杆上首次升起了代表LGBT群体的“彩虹旗”，当时出席升旗仪式的包括市长罗品信（Gregor Robertson)）本人。

有熟知本地政治运作流程的人士介绍称，大温地区21个市镇区在这一问题上规则差异很大，一些市镇如温哥华，只要有本地合法注册的功能团体履行相应申请手续，就可以在市政府门前旗杆上升起任何合法旗帜，是否需要公示则规则不一；还有一些市镇，如华人比例最高的列治文市，市政附例规定，市府门前旗杆上只能悬挂“加拿大官方旗帜”，而不能悬挂任何代表其它国家、地区、功能团体或社会运动的旗帜。这位知情者指出，“年前曾有团体申请在列治文市府前升彩虹旗，以示对LGBT群体维权的支持，就被列治文市府以上述理由回绝，而同样的申请在温哥华就通过了”。

由此可以看出，“追责派”对郑文宇作为代市长、市议员“充任别国国庆升旗手”的指责，至少在现行温哥华市政附例面前并不能成立——按照现行市政附例，这些行为包括“升旗”本身，都是在合法范畴内的。

但“戴红领巾”的问题则较为复杂和敏感。

按照《中国少年先锋队章程》第七款，红领巾“代表红旗的一角，是革命先烈的鲜血染成”，2005年6月3日通过的最新版本《章程》也明文规定，少先队的创立者和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并委托共青团直接领导，少先队的性质，是“是中国少年儿童的群众组织，是少年儿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校，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预备队”。从这些看，两个“追责派”社团给红领巾扣的“红帽子”，是符合事实的。

当然，在中国大陆的实际外事接待工作中，红领巾常常作为一种“亲切、友好的符号”出现在非正式场合，但欧美官方人士对此仍多采取“委婉回避”的态度，民间人士中，左翼人士对戴红领巾表示“亲民、友好”、尤其是在访问学校或与少年儿童联欢时较能接受（如南京市荣誉市民、前南京外国语学校法国籍教师、法共老党员、已故反法西斯老战士雅克琳娜.梯也克（Jacqueline Tiec）曾在参加“六一”活动时多次戴过红领巾，法国籍足球教练特鲁西埃则曾在2013年5月29日以深圳足球队主教练身份到访南山外国语学校并戴过红领巾（Philippe Omar Troussier），即便如此这样的照片传到本国也可能引发争议，而不得不作一番解释（梯也克强调“我是法共党员”、“政治倾向明确”，而特鲁西埃则解释为“在我看来这只是表达对孩子们的友善”）。如果这样一种带有特殊含义的符号出现在中国国门以外的“客场”和非少年儿童场合，就显得有些刺眼。

从现场照片看，部分华裔、非华裔嘉宾戴了红领巾，另一部分则未戴。

热点的冷思考

五星红旗在加拿大上空飘扬的历史并不算久远：尽管早在1955年就有亲大陆的“青年联谊会”首次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纪念活动，但规模和影响都很小，且是秘密举行，第一次举行公开国庆庆典是1971年，而第一面公开出现在大温街头的五星红旗，也不过仅早不到一年（1970年10月25日，汉升体育会30周年庆典）。

当年正逢加中建交的博弈节点，部分亲台华人社团在英文媒体大打广告，以“本地华人华侨”的名义反对加中建交，甚至扬言“80%的本地华裔支持这样做”，为此当时的亲大陆华人社团针锋相对地打出五星红旗，明白地向加拿大联邦政府表达了部分华裔的“另一种声音”。但毋庸讳言，当年的大温华社，“红旗”仍然是“少数派”。

这一局面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尤其大量大陆移民的源源涌入，在近年来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如一些人士所指出的，在短短几年间，本地华裔的“色彩比”已出现了逆转，“普通话”和新移民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不可忽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从最初的“秘密活动”变成今天的公开、盛大活动，不仅大陆背景华人社团，其它华人社团和三级政要、主流社会各界也渐渐愿意接受和参与。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才会有今年国庆期间温哥华市府门前的升旗一幕，从活动本身及前后影响可以看到，认同“升旗”本身的各界人士为数不少，两个“追责派”社团对“升旗”本身的责难，并未引发多少共鸣。

但在这样一个“客场活动”中让东道主政府官员戴上红领巾，则恐是一个容易引发争议和激化事端的欠妥做法。正如一位本地侨领事后不无担忧指出的，“相信很多人是认同加中友好、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也不反对这次升旗的，但对代市长戴红领巾则不以为然，有些人会刻意把‘升旗’和‘戴红领巾’混为一谈，结果会误导民意，让不少其实只是对后者持不同意见的人连带前者一并‘打包说不’”。

从10月1日至今已过去3天，change.org上的“问责联署”仅有号称650的总人数，距离发起方所期待的1000联署签名尚有1/3的差额。有数百人实名联署，表明“问责”的确代表部分民意，但寥落的回应则也同时表明，“问责”远不像发起方所言，可以从整体上代表“市民”和“华裔”的意见。

明年是省选年，为了选票或其它利益“不怕事大”的终究会有，对此本地华人应该保持一份冷静，以免授人以柄，或被“当枪使”，最终损害自己的利益。

相较于其它移民族群，本地华裔长期以来存在着“缺乏合力”的问题，这一问题对华裔社区的根本权益一直构成严重阴影。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提高和本地移民构成的变化，“缺乏合力”的情况正逐渐改善，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来自何地、政治色彩如何，只要真心为了本地华裔社区着想，就应在想、说和做事时更加周全、成熟，避免“上纲上线”的刺激，和“好心办错事”的遗憾。

就在温哥华市府前升旗后仅一天，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同样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中国国庆升旗仪式，尽管出现了下雨等插曲，但活动本身仍然热烈、庄严，市长庄德利（John Tory）亲自莅临、致辞，并未发生如温哥华的争议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