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9日，英国伦敦苏富比拍卖行（Sotheby's）宣布，他们将在11月拍卖一支中国乾隆皇帝所使用过的“御用猎枪”，并估出150万英镑的天价。

为证明“物有所值”，苏富比拍卖行中国艺术品高级主管布拉德洛（Robert Bradlow）对这支“乾隆御枪”不吝赞美之词，称之为“中国皇家工艺的巅峰”、“天下第一枪”，“苏富比迄今拍卖的最重要中国珍品之一”，甚至“其历史价值怎样评价都不过分”。

但许多朋友对这些溢美之词不免有些本能的警惕感——这“乾隆御枪”真的值这么多钱，又真的是“天下第一枪”么？

清廷并非如许多人所想象的那样，只重视弓马、不重视火器，雍正五年上谕中曾规定，“鸟枪一项……腹内省份每兵千名设鸟枪三百杆；沿边沿海省份每兵千名设鸟枪四百杆”，这是雍正年间各地绿营的鸟枪装备情况，八旗驻防军情况优于绿营，八旗京营又远好于驻防八旗，较雍正为晚的乾隆时代，鸟枪装备比例至少不会比雍正时代更低。

清代火器装备最大的弊端是“先内后外”，即皇室装备最好，其次侍卫，再次京营八旗，再次驻防八旗，最次绿营，训练和阵势普及程度同样如此逐级递减，这样一来，猝然发生边境战事，清军往往不得不用最差的武器去打仗，但这不意味着较好的武器就永远成为皇室禁脔，如被苏富比称为“皇家兵工厂”的内务府造办处（俗称“养心殿造办处”），其制作的大量鸟枪就曾被拨发给伊犁将军所领驻防八旗，而鸦片战争时乍浦驻防八旗所用的鸟枪，则是先由武备院拨给京营八旗，再由京营八旗置换给驻防八旗的。

《清会典》和《皇朝礼器图式》中所记录且有图可查的清代鸟枪共有四十九种之多，其中标明为“御用枪”的就多达十六种，除去国产枪，还有从英国、荷兰、俄罗斯等国获得少量进口枪。这许多“御用枪”的“身价”是天差地别的。

最“上档次”的“御枪”，应该是那些“有故事”且独此一杆的枪，比如嘉庆十八年（1813年）隆宗门之变，天理教武装攻入皇宫，逼近内宫隆宗门，攀爬房顶时被皇二子旻宁（后来的道光皇帝）开枪击毙二人，皇宫转危为安，这样一支“有故事的枪”才配得上布拉德洛“其历史价值怎样评价都不过分”的赞誉。此外如“乾隆五十八年八月昂里哑国进自来火鸟枪”，实际上是1793年英国使节马戛尔尼赠送的礼物，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是重大历史事件，这支鸟枪是这一重大事件的见证，又是“孤本”，自然弥足珍贵。

比这稍次的，则是确凿被皇帝所使用或佩戴过，并被吟咏题赞、载入史册可考的，如乾隆曾称赞过虎神枪，嘉庆则提赞过花准神枪，而奇准神枪、纯正神枪、百中枪等，也都是常见于题赞、宫廷画等的“常客”。这些枪被称作“御枪”当之无愧，由于清廷档案完备，管理御枪处对这类“御枪”保管精细，记录翔实，某枪和皇帝有过“不得不说的故事”都会随附“小标签”，甚至打死虎豹之类大野兽所用的铅弹也会被精心保存，如果没有这些“附件”，则“档次”还会稍稍下浮——因为不论“三神枪”还是百中枪都是批量生产的，虽然“批产量”不大，但毕竟不是“只此一杆”。

再次一档的则是“武备院藏枪”。前面几档“御枪”收贮于大内御枪处，理论上是皇帝专用的（实际上经赏赐或批准，皇室近亲、侍卫和少数重臣也可“雨露均沾”），而“武备院藏枪”则顾名思义收藏于武备院。“武备院藏枪”数量极为庞大（如乾隆年间仿准噶尔火枪制造的赞巴拉特火枪，武备院收藏就达一万杆之多），理论上是作为京营八旗出征时领用的“御营火器”，如果损耗或外拨，则需再制造新枪补足库存。有时大臣、外藩或外国进贡或赠送的枪支也会被送到武备院收藏，但数量较为有限。“武备院藏枪”也可宽泛地归入“御枪”一类，但显然“身价”更低，因为既无“故事”，又多为批生产制品，且皇帝几乎没有可能真的“御用”过。

“武备院藏枪”以外的八旗、绿营用鸟枪则更等而下之，无论如何称不上“御枪”，乾隆四十五年全国八旗兵共二十六万多人，绿营兵共六十六万多人，即便按20%装备量计，这类鸟枪总数也至少有十几万杆之多。

那么，苏富比推出的这杆“乾隆御枪”该属于第几档？

很显然，它不可能属于第一档和有“附件”的第二档，因为倘有这样的“身价”，势必成为苏富比推介“预热”的重点。

它会不会属于“无附件”的第二档？有可能，但有些细节需要厘清。

首先，苏富比官网和媒体推介文不厌其烦突出的，是枪管上方“大清乾隆年制”的铭文，然而这六字铭文只能说明这杆枪的制造年份（如果铭文的确是当年留下的），而不能作为其确系“乾隆御枪”的“身份证”——因为乾隆年间上至真正“御枪”，下至最低档的绿营鸟枪，都毫无例外会镌上这六个字，一如同时代的铜钱都会铸有“乾隆通宝”的字样，却不能就此说每枚这样的钱都是乾隆“御钱”一个道理。

如果是第二档枪，会在枪托上镌刻小字，标注枪名、枪支和弹药规格，如“乾隆御用奇准神枪”的小字铭文是“奇准神枪。长四尺五寸。重九斤二两。药二钱。子五钱”；又如“百中枪”，小字铭文是“百中枪。长三尺六寸。重七斤四两。药二钱。子三钱八分”。

苏富比并非中国文物拍卖的新手，当然不会不知道到底哪种铭文更具“升值因素”，但不论推介文或官方照片均仅突出“大清乾隆年制”这无关痛痒的六字，以至于一些“半内行半外行”的媒体只能凭“合理想象”去推测这支枪的型号和身份。无论原因是什么，苏富比的这一做法，在客观上为这支枪的“身世”增加了疑点和不确定性。

其次，苏富比在介绍中并未提及这支枪的“三围”，如前所述，清代火器制造已经制式化，而御用枪则是制式化程度最高的，每种形制的枪，本身及弹药的规格都记录在岸，有据可查，苏富比对此绝口不提，人为增加了形制辨识的障碍，也让辨别真伪变得十分困难——前面业已提到，每支“御枪”上都有标注“三围”的铭文，而这些铭文同样“欠奉”，很显然，这只能加重人们的种种猜测和想象。

清代文物是文物仿冒的重灾区，早在清朝尚未灭亡时就已形成庞大的产业，其方法包括“高仿”、“新品做旧”、“旧品改装”（将同时代的大路货巧妙改装成“高大上”的精品），苏富比近年来所拍卖的大量清代高价文物中不乏存在争议的，如乾隆“宝腾”腰刀序列号和档案始终对不上，“乾隆御玺”其实不过是其众多闲章中一枚，等等，此次“乾隆御枪”预热过程中无巧不巧、令人诧异的“空挡”，恐怕不会打消人们的疑虑。

即便后续披露的信息足以证明这杆“御枪”是“御枪处藏枪”中的一杆，充其量也只是前文所言的“无附件第二档”，有一定价值，但离“天下第一枪”、“历史价值不可替代”的“广告词”仍然相差万里，150万英镑的标价显然过于浮夸；倘只是“武备院藏枪”级别的“准御枪”则更属“虚标身价”；若连这都不是，而是一杆疑似“新品做旧”或“旧品改装”枪，就更不用说了。

有人或许会问，“天下第一”会不会指技术含量？

那同样谈不上：且不提马戛尔尼等外国使节的那几杆赠品，即以“国产枪”而论，“御枪处藏枪”中就有头号、二号、三号等三种“御制自来火枪”，使用当时先进的燧发技术，用火石、花轮发火射击，而“苏富比御枪”可清晰看出是一支在当时技术上平平无奇的普通火绳枪，技术含量上连“御枪处第一”也远谈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