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7日，法国中右翼主流政党——共和党（LR）总统候选人提名党内选举决选结果揭晓，前总理菲永（Fran?ois Fillon）以悬殊的优势战胜另一位前总理朱佩（Alain Marie Juppé）脱颖而出。这一结果被法国以外许多媒体和观察家称为“冷门”。

2016年是欧洲选举政治风云变幻的一年，在这一年里保加利亚、奥地利举行大选，政权更迭本是情理中事，但选举过程却充满意外，而英国、意大利原本尚未进入新的选举周期（这两国都是代议制，立法选举实际上就相当于其它国家的大选），却因为各自举行的全民公决而意外触发了政权的更迭。或许正因如此，有人将2016年称作“欧洲选举冷门年”。

但实际盘点下来不难看出，冷门其实并不多。

法国：菲永并不是“黑马”

认为菲永是法国政坛“黑马”的人，其实并不十分了解法国政治格局。

菲永在希拉克（Jacques Chirac）时代开始入阁，萨科齐（Nicolas Sarkozy）当选总统后曾两次出任总理，任职期间表现稳健，和精力充沛但略显冒失的萨科齐间形成良好的互补关系。仅任了一任总统的萨科齐5年任期里曾多次遭遇信任危机，而时任总理且中规中矩的菲永，也往往被当时的法国媒体、评论家推许为“最理想的看守政府领导人”。

尽管和萨科齐合作时表现出不凡能力，但后者似乎并不十分喜欢这位搭档，传统上法国总统和总理有明确分工，前者“主外”后者“主内”，但萨科齐却喜欢大包大揽，无形中抢了总理的不少“戏份”，这显然也非菲永所喜，正因如此，曾有人评价萨科齐-菲永组合“可共患难、不可共安乐”，而2012年大选投票前夕，萨科齐选情不利时，右翼不少人呼吁其“让贤”、让菲永出马迎战奥朗德（Fran?ois Hollande），这一呼声因萨科齐投票前夕突然强势回勇而消散，但不可能不给两位当事人以心结。

随着社会党（PS）和奥朗德支持率的不断下滑，原本承诺“永不复出”的萨科齐自食其言，于2015年5月30日整合原先的人民运动联盟（UMP）和其它一些中右翼小党，成立共和党并自任主席，问鼎2017年总统宝座的雄心昭然若揭。但事实上，萨科齐并非“戴高乐派”一脉相承的中右翼“正统”，和希拉克派间的关系尤其紧张，当“右翼中最左”的老资格政治家朱佩出马挑战时便显得招架不住，不得不于8月23日辞去党主席，退下阵去。11月20日的共和党内第一轮候选人提名初选，菲永的得票率就近乎朱佩两倍，7天后的第二轮决选，两人得票率差距几无变化，这表明票选结果是两人党内支持率的正常体现，而并非什么冷门。

如前所述，朱佩虽然资格老、名望高，却是所谓“右中之左”，当中右主流各派系达成共识支持同一个候选人时，便很难有脱颖而出的机会。相对于萨科齐，菲永人气虽逊色一些，但凝聚“戴派”共识的基础却好得多，因此法国曾有分析家戏言，除非中左翼社会党人真像某些纸上谈兵者所臆想的，“蒙面”混入LR党内投票现场，去投在他们看来“更好对付”的朱佩一票，否则菲永胜出几无悬念。

保加利亚和奥地利：黑与不黑

保加利亚总统大选是11月4日举行的，第一轮投票中社会党（BSP）候选人雷德夫（Rumen Radev）获得最多选票，与议会主席、公民欧洲发展党（GERB）候选人查奇瓦(Tsetska Tsacheva)联袂进入13日的第二轮决选，决选中空军将领出身的雷德夫以60%的得票率胜出。同日，东欧小国摩尔多瓦，社会党（PSRM）候选人多东（Igor Dodon）也在第二轮中击败行动与团结党（AS）候选人玛雅.桑杜（Maia Sandu）当选总统。

如果站在西欧人的角度上，这两位当选总统可谓“大冷门”，因为在布鲁塞尔和其它许多欧盟西欧成员国政府看来，雷德夫和多东都并非实力强大的主流政治家，而他们的对手查奇瓦和桑杜，一个是内阁领袖，另一个则具有世界银行的深厚背景，显然更有胜利把握。

但正如一些东欧政治分析家所指出的，问题出在“押错宝”的西欧人身上，两匹所谓“黑马”本身并不算黑。

保加利亚是东欧各国中“斯拉夫情结”最浓厚、最顽固的国家，早在经互会时代就是华约中最“温顺”的卫星国。冷战结束后该国虽然“随大流”加入欧盟，但和周边其它前华约国家“比老欧盟/北约国家更亲美仇俄”的“投名状心态”不同，绝大多数民众仍然怀着“同类惺惺相惜”的心态，对同属斯拉夫人的俄罗斯“含情脉脉”。乌克兰事件的发酵，让原本就对俄更亲近一些的众多保加利亚人痛感欧美的“不靠谱、无担当”，在这种情况下，雷德夫的胜出和欧洲色彩过于明显的查奇瓦的败北，并非难以理解的事。

保加利亚实行的是“半内阁制”，总统由普选产生，但总理才是政府的主心骨。如今总统雷德夫已按宪法规定退出BSP，成为“中立人士”，而BSP则希望趁热打铁，推动提前立法选举推翻本就是少数政府的GERB内阁。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场即将到来的立法选举，才是真正的决战。

至于摩尔多瓦，国内本就有前苏军残留部队成立的国中之国“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是欧洲最穷的国家，独立以来先后憧憬过倚傍罗马尼亚（同文同种，历史上曾属于一个国家）和欧盟（成为“联系国”并一直谋求正式加入），但乌克兰的前鉴明白地告诉摩尔多瓦人，“联系国”在可预见的将来都很难加入欧盟或北约，在这种情况下，外有虎狼之邻、内有腹心之患的小国，也注定只能作出现实的选择——既然别的路走不通，那也只能权且换条路试试， 在这种情况下，世行背景反倒成了桑杜的败选“命门”。

奥地利的情况则似正好相反：4月24日首轮初选，反欧盟、反移民的极右翼自由党（FPO）候选人霍费尔（Norbert Hofer）获得35.1%的选票匹马领先，绿党背景的无党派人士范德贝伦（Alexander van der Bellen）获20.4%选票名列第二，双双进入决选。5月22日，第二轮投票举行，范德贝伦略微领先，但在霍费尔的抗议下宪法法院法官霍尔金格（Gerhart Holzinger）宣布“重选”，原定于10月1日举行的重选直到12月4日才举行，结果范德贝伦以53%:46%的优势胜出。

奥地利选举真正的“大冷门”其实发生在第一轮：左翼的社会党（SPO）和中右翼的人民党（OVP）这两大主流政党候选人竟双双落马，迫使选民不得不在一名“非主流绿左”和一名“新派极右”中艰难二选一。从两次决选结果可知，关键时刻欧洲人传统的“弃保心理”再度发挥作用，尽管两位候选人看似都有些“另类”，但最终更“另类”的被淘汰出局——第二次决选中霍费尔得票率更低则表明，时间拖得越久，选民就越冷静。

英国-意大利公投：“测不准”的只是精英

英国“4.22”脱欧公投，选前的民调数据并非如许多媒体和评论家所言那么“不靠谱”。公投前夕的YouGou民调显示，北爱尔兰和苏格兰支持留在欧盟比例占2/3，威尔士约55%，而英格兰中部、北部3/5的受访者主张脱欧。18-34岁“廉价航空一代”的英国人更倾向于留在欧盟，而50岁以上的则反之。30岁以下的3/4希望留在欧盟内，而其祖父母和父母一代这样希望的只占1/3。工党支持者有3/4支持留在欧盟，保守党中支持者比例仅44%，而英国独立党中则不到3%。每日邮报、快报和太阳报读者3/4支持脱欧，而卫报读者中91%支持留在欧盟。大学以上文凭者支持留在欧盟的比例高达70%，而无大学文凭者这一比例仅32%。中产阶级中支持留在欧盟的占62%。圣公会教徒55%支持脱欧，天主教徒43%支持留在欧盟，42%反对，而男女性别因素在这一问题上不明显。可以说，在“脱欧”问题上“测不准”的并非公投，甚至也很难说是媒体（最铁杆支持留欧的英国媒体之一《卫报》就在公投前一周警告称，民调显示只有1/4的受访者真的认为离开欧盟后英国经济会恶化，倘卡梅伦继续故技重施强调脱欧的经济风险就可能事与愿违），而主要是英国及欧盟的当权政治家们。

意大利修宪公投的“测不准”也同样如此。

公投前夕的多个民调均显示，反对修宪一派会获得公投的胜利，但胜幅不大，公投结果是胜幅较大（非正式计票结果，反对票比例高达59.69%，而出口民调则显示，反对修宪的比例高达54-58%，赞成的只有42-46%），民调的“测不准”仅限于反对程度，但“是非判断”这个决定性选项却并没有弄错，“测不准”的同样是伦济（Matteo Renzi，意大利总理和容克（Jean-Claude Juncker，欧盟委员会主席）们。

当事国精英们的误判，往往因为“前哨战”顺水顺手，因此滋生盲目乐观情绪。如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David Cameron），2013年挑起“脱欧公投”话题豪赌2015年大选，并在大选中如愿以偿大获全胜，出人意料地赢得单独组阁权，尝到甜头的他继续豪赌“脱欧”和“公投”，并索性在2016年2月20日宣布将公投日提前一年，结果自食其果；而伦济也是一样，尽管自己的政党并不支持，但依靠在政坛的纵横捭阖，他居然能依靠政治对手的“阻击票”让公投议案在参众两院闯关成功，甚至创下了让参院投票同意削弱自己权力的奇迹，初战的胜利、一旦闯关成功后权力集中的诱惑，让伦济罔顾一切不利信号，“一根筋”般押上自己政治前途去“赌公投”。

至于欧盟的“误判”则已成了“新常态”，法国观察家在意大利公投结果揭晓后曾讽刺容克“18个月赌输4场公投（希腊纾困方案公投、荷兰关于欧盟-乌克兰联系国协议公投、英国脱欧公投和意大利修宪公投）”，并公正地指出，将自身利益凌驾于当事国民众利益、感受之上，不惜采用采用公开站队、施压的方法表达立场，但最终手握选票的却是受到刺激和伤害的当事国民众，结果如何，又哪里有什么悬念？

未来会有黑马么？

可以说，在欧洲范围内，未来真正的选举“黑马”，或许并不如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多。

最受瞩目的法国2017年大选，由于现任总统奥朗德宣布不谋求连任，社会党候选人人选会有悬念，如果呼声最高的总理瓦尔斯（Manuel Valls）胜出则谈不上冷门，而前经济产业更新与信息技术部长、年仅38岁的社会党希望之星马克龙（Emmanuel Jean-Michel Frédéric Macron）会否跳槽中派法兰西民主运动（MDF）、替换老资格候选人贝鲁（Fran?ois Bayrou），才是最大的未知数。但根据索福瑞民调的调查结果，不论各党派如何排列组合，最终必然会进行第二轮决选，且突围者必然是菲永和极右翼国民阵线（FN）领导人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

那么，玛丽娜.勒庞会否如某些人所预测的实现历史突破，成为第一个入主爱丽舍宫的极右翼总统？几乎不可能。

作为西欧最大的单一制国家，法国国民对“政治游戏”的成熟度是旁人难以想象的，他们很善于在无关痛痒的平台、场合“唱高调”，以尽可能给当权派以最大压力（因为单一制国家很难利用地方自治的空隙维护小团体利益，大陆法系又不太容易钻空子），但一旦攸关“生死”，他们很快就会变得格外“严肃”，宁可支持“宿敌”也绝不容忍“异己”上台。

不妨追溯一下往事：2002年4月21日，国民阵线的前届领导人、现任领导人玛丽娜.勒庞之父让-玛丽.勒庞（Jean-Marie Le Pen）在第一轮大选投票中获得16.86%的选票，压倒社会党候选人若斯潘（Lionel Jospin，16.18%），和RPR候选人、时任总统希拉克（19.88%）携手进入第二轮，当时法国以外众多媒体、观察家惊呼“极右翼可能翻天”，然而被历史学家称作“阻击式投票经典范例”的一幕出现了，在4月21日至5月5日短短半个月时间里，囊括法国左、中、右、极左翼的14个政党候选人纷纷发表讲话，呼吁支持者“为了法兰西”全部投票给希拉克，结果第二轮的结果，希拉克获得令人震撼的82.21%选票，这意味着比“作弊候选人”——1848年的路易-拿破仑.波拿巴（Louis-Napoleon Bonaparte，后来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得票率还多2.21个百分点，而让-玛丽.勒庞得票率仅有17.79%的选票，比第一轮只增加了可怜的0.93%。

如果极右（极左也一样）在法国特殊的政治土壤中突破第一轮，则他们第二轮就必然要面对除了铁杆极右外的整个法兰西社会，“不再沉默的大多数”将重演2002年的一幕，当年法国电视二台一位评论家说得好，极右或极左唯一爆冷成为法国执政党的机会，是在第一轮投票中就突破50%的简单多数，否则到了第二轮就注定被“阻击”，而第五共和国体制下“一轮胜”近乎天方夜谭——尽管中派得票率近年来稳定在7%上下，几个深左翼政党得票率之和也只有10-15%左右，但足以勉强构成法国选举政治的第三极，而每届都多达10-20个党派参选，更会进一步分散各党派的选票，在这种情况下能获得30%左右第一轮选票已算奇迹（2007年萨科齐获得31.18%，2012年奥朗德仅获28.63%，1995年希拉克更只获得20.84%，落后于社会党对手若斯潘的23.30%，靠第二轮翻篇险胜），“一轮胜”在第五共和时代的唯一一例，是1965年第一届大选时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获得的55.20%，即便是这位“第五共和之父”，4年后第二次大选也只获得44.47%的选票，不得不和中派“民主中心”（DCF）候选人波赫（Alain Poher）进行第二轮决选。如今法国极右翼和玛丽娜.勒庞势头虽盛，却不见得比2002年时的“老极右翼”和“老勒庞”强出多少，就更不用说望戴高乐项背了。

就在本文截篇之际，欧盟第一大经济体——德国大选也开始“升温”，尽管在外界看来，现任总理默克尔（Angela Dorothea Merkel ）“主角光环”不再，但种种迹象表明，她的胜选恐怕同样不会有什么悬念，因为正如一些德国选民无奈指出的，“默克尔的确不行，但其他人选更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