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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央视新闻的认证微博号发布了一条引人关注的“代卖活鱼”微博——帮助河北承德潘家口水库“推销”因全面清理网箱养鱼而积压滞销、价格暴跌的近7000万斤活淡水鱼。

这种由地方政府或官方传媒“登高一呼”,帮助因各种原因积压、滞销、跌价的农产品寻找合适销路、市场的做法,早在几年前就开始出现,近年来则更见频繁,仅2016年传播较广的,就有河北“白菜之乡”玉田县通过政府网络公号和门户网站“吆喝兜售”滞销跌价的8万亩大白菜、陕西宝鸡凤县各官方政务微博“网上呼吁找销路”,为该县黄牛铺、红花铺等镇滞销菜花难题寻找“彻底解决”方法,以及福建建阳政府公号、官微积极帮助建阳水吉镇和平村积压、跌价大棚蔬菜寻找销路,等等。

不论当地政府、有关职能部门还是官方传媒,近年来都积极向“服务型”转变,这种借助官方口径“高屋建瓴”的优势,利用官媒和网络时代便利,解一方农民和基层农产品生产者燃眉之急的做法,无疑是值得鼓励、赞赏和推广的。

但在鼓励、赞赏和推广之余,我们似乎应思考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基层农产品生产户的积压、滞销、跌价困境以往固然也有,何以近年来出现得更频繁、一旦出现损失更严重?除了待事情发生再“登高一呼”,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及官方传媒、机构,是否还能有更好、更有效的帮扶办法?

作为一个农民的后代,至今仍与全国各地许多在农村生活、在基层从事农产品产供销的朋友保持较多的联系,许多朋友都反映,这种近年来频繁出现的“丰收综合症”,成因是比较复杂的,其中固然有基层生产者、农户盲目扩产,以及市场、气候等发生急遽变化的因素,但很多时候问题却出在“上游”。

什么是“上游”?我们看到,发生“丰收综合症”的地方、产业和产品,有的原本是当地产量不大但小有名气和市场品牌效应的土特产,也有的原本在当地并不普及甚至根本“无种”,鉴于市场上“卖火了”而从外地引进的。具体到单个农户、基层生产者,作这样的决策固然原因多多,但倘若成片、成规模,甚至几千亩上万亩地普及、推广特定农副产品种植、养殖,背后多半有地方政府、职能部门等的信息提供、推广提倡、资源供给,甚至政策扶植。正如一位曾在陕南某县遭遇“苹果丰收综合症”的朋友所坦言,基层农户是“棋子”,不可能具有“棋手”那般通观全盘、高瞻远瞩的视野,“棋手”下出好棋,棋盘上每一粒“棋子”都受益匪浅,但倘若“棋手”一步走错,每一颗“棋子”都难免受到牵累。

作为一个所谓“网红”(其实“水汪汪的”),我的微博私信箱中经常会收到国内许多地方农户恳求帮助推销滞销、积压和降价农副产品的信函,一些熟人、乡亲甚至会直接通过网络社交平台找上门来。有位乡亲曾经告诉我,他们乡之所以放弃原本的传统养猪业,改为集体饲养一种“嘴又刁、又娇贵”的皮毛用经济兽,完全是地方政府行政鼓励甚至指令的结果,“当初他们信誓旦旦‘全包’,如今卖不出去怎么不‘包’了”;还有一位南方乡亲表示,“上面”牵头推广的新种子“自己不能育种,全部要买,第一批是送的,不然我们也不会把原来备好的种都处理掉,几个村都换新种”,如今市场滞销,价格下滑,“算起来还不如种旧的赚得多”,地方政府也心急火燎,网上网下帮忙推销,“可当初干什么去了”?

中国农副产品生产的集约化程度还不算很高,“棋子”的“能量”不可能和美国、阿根廷的“大农业”、“大牧业”相提并论,在很多时候,他们需要“棋手”的战略眼光和前瞻性,才能在市场上占据先机和有利地位。不仅如此,相对于其它领域、行业,农副业“棋子”的“抗击打能力”相对更弱,对“棋手”的依赖性也更强。

网络时代、“大市场”时代固然便利了商品的流通,令许多原本“养在深山人未识”的好产品有了更强大的推广、变现能力,令不少原本只能“小打小闹”的农副产品、产业也有了“做大做强”的机会。但任何东西都是柄双刃剑,网络、信息和“大市场”也同样会放大某些“负能量”——倘若“棋手”在谋局、布子时考虑欠妥,下出“疑问手”,在这样的崭新“气场”里同样会被放大。

如前所述,基层农副产品生产户是“农产品一盘棋”中最弱势、最难具备战略眼光和前瞻性,抗风险能力较差的环节,却同时又是最重要、最基本的环节,他们的利益倘受到伤害,整个“一盘棋”就会险象环生,既不利于市场及市场环节中的方方面面和每个人,也很可能影响到民生幸福、社会安定等大局。这就要求“旗手”们在“出棋”前多作“长考”,“出棋”时缜密斟酌,而不能总等到“出棋”后去补救——要知道,农副产品的生产要靠天吃饭(这个“天”可能是大自然的,也可能是市场等“非自然”的),很多时候也是“落子无悔”的。

特别应该注意到的是,文章开头提到的“代卖活鱼”,起因是水库网箱养殖政策的改变。水库是人工水面,没有当初地方政府、职能部门的政策引导,不可能发展到年产1.2亿斤的庞大规模;如此庞大规模的产业链突然发生“雪崩”,也并非纯粹市场、气候等因素所致,而是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出于保护水源地的需要,开始收缩网箱养殖的结果。

这种因政策一百八十度转弯而造成的“棋子损失”在许多地方、产业都有表现,且未必表现为“大跌价”:以中外驰名的阳澄湖大闸蟹为例,同样出于环保等考量,2016每个养殖户养殖水面从20亩减少至10亩,总养殖水面从32000亩减少至16000亩,以当地平均亩产(不超过300斤)计,每个养殖户的损失可想而知——尽管因货源(指“真阳澄湖蟹”,不计“洗澡蟹”)锐减,价格其实是大涨的。当初将大闸蟹养殖当作“地方拳头产业”推广、扶植,其情其景犹在目前,如今却已是明日黄花。

不论是潘家口的活鱼,还是阳澄湖的螃蟹,当初“棋手”的提倡、帮扶是出于一片“帮农致富”的好心,如今“棋手”的削减、封禁也同样出于对“大局”的考量、顾全,这些都是无可厚非的。

但必须认识到,这些“非市场因素”的政策转向风险,较前面提到的那些,更难苛求“棋盘”上的区区一枚“棋子”可以未雨绸缪、可以及时规避,甚至许多时候,站在“棋子”的地位上,风险迫在眉睫,他们都未必知道。

这就要求“棋手”们担负起更多前瞻、预判的责任,在“布局”、“变招”时作更多的通盘考虑,而不能让“棋子”去操“棋手”的心——那样非但不公平,对整个“棋局”、对与“棋局”有关的每一方面和每个人,也都没什么好处。

说得再清楚一些,就是作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利益更远大、抗风险能力更强,且在特定场合和领域具备“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能力的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和官方机构、平台,必须担负起自己理应担负的“战略指导”、产业及市场前瞻责任,而绝不能把政策性风险全都转嫁到农民和基层生产者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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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短房

陶短房

1894篇文章 2年前更新

本名陶勇,旅居加拿大的中国专栏作家。曾长期在非洲定居,对非洲政治、经济、文化情况比较关注。涉猎范围广泛,小说、散文、文化评论等都常常见诸出版物,业余时间还以研究太平天国史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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