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还是1979年的事，那时候我在南京，是鼓楼区马台街小学三年级的学生。

那座小学，怎么说呢，在当时是一座被戏称“校友进大牢的比进大学的还多”的草根学校，唯一的强项是乒乓球。偏偏在这样一所学校里，我的强项是学习，而不是乒乓球。有句话叫“宁为鸡口不为牛后”，在那所学校的三年级生里，我大约就是那只“鸡口”吧。

这年6月，我这只“鸡口”阴差阳错地被不知什么人推荐，去参加了南京外国语学校的入学考试，当时这所名校还有小学部（79年是最后一届招生），那一届考生逾5000，录取的却只有区区81人，大约是运气作祟吧，我也忝列这81人之一，暑假后，就成了南外小四英法班的一名法语生。

当惯了“鸡口”的我一进新学校，就栗立即感受到“牛后”的无奈：班上、年级里的同学大多有高官、高知背景，少数家境普通的，又多半来自重点小学，“大灶”、“小灶”的滋补，可不是我这种“草根尖子”所能与之比肩的，不到两周，课堂上的差距就被拉下，第一次期中考试，全年级81人，考了个如假包换的第81名，那份狼狈可想而知。

其实考试成绩和排名并非最可怕的差距：这些同学随口提到的、读过的书，我居然连名字都不知道；他们如数家珍、从进口画报和闭路电视看来的外国球星、影星的名字，我也只有瞠目结舌的份。他们大多数人多才多艺，有的会乐器，有的会各种稀奇的体育项目，有的带着我见都没见过的“宝物”，比如魔方，甚至手掌游戏机。和他们在一起，我感到窒息——因为我压根不知道怎样和他们说话，当然很快也不再有什么人愿意和我这样一个啥也不懂的同学搭腔。

不过在他们中也有一个例外，那是个父母都在南京某大学当教授的男生，绰号“二胖”。二胖在进校前居然就已经会说法语，看过很多各方面的书。他喜欢古典文学，愿意和我聊三国，聊水浒传，谈得兴高采烈——尽管他的知识来自《水浒传》、《三国演义》甚至《三国志》，而我的则几乎都来自当过麦芽糖小贩、当时刚去世不久的爷爷，跟我随口胡诌、出处不明的小故事（按今天说法，就是“段子”吧），人物名字勉强对的上，事迹却是驴唇不对马嘴（比如我的版本里水浒最厉害的武将居然是陶宗旺，而刘阿斗则躲在赵云护心镜里射死了一个叫夏侯什么的大将），但总算是有问有答，有来有往，对两个小男孩而言，还有什么比这更有吸引力的呢？

于是我们下了课总在一起，一起打饭，一起跑步，一起坐在操场边不知疲倦地扯着我们的故事，当时住宿的我们，甚至熄灯铃响过，也要躺在床上，隔着几张床聊几句，才意犹未尽地入睡。那时候许多同学都知道，如果说我在南外还有一个朋友的话，那就非二胖莫属。

可这段友情仅仅坚持了几个月。不知从哪一天起，我突然发现，二胖开始躲着我了，问他不说，拉他不理，多说几句，他竟会掉头跑开。这个谜团很快在一次家长会后揭晓了：我们的班主任发现她心目中的“好苗子”二胖，居然和“不可救药的烂仔”混在一起，觉得痛心疾首，劝阻不果后竟直接找到对方家长，最终逼着我唯一的好朋友和我分道扬镳。我之所以会知道，是因为她意犹未尽，在家长会上告诫我的父母“让你儿子识相些，自己不可救药不要带坏别的好孩子”。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在学校里陷入了可怕的孤独，连宿舍都住不下去，最终成了当时屈指可数的走读生之一。当你仅有的朋友被逼着离你而去时，你的心情是怎样的，恐怕非感同身受，是无法体会的。当时我就想，如果有一天我还能拥有朋友，如果别人也用这样那样的理由，逼迫我离开我的朋友，我是绝不会答应的——这不仅因为朋友就是朋友，应该求大同、存小异，需要时相濡以沫，不认同的观点则或私下规劝，或置之不理，更因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尝过的滋味，怎能让朋友再尝一遍？

好在南外是一所有文化底蕴的好学校，慢慢地我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朋友也渐渐地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大约是高二吧，一次和师傅私下谈及往事，勾起师傅对当年被诬陷、当右派时，朋友们被逼着一个个“表立场”、“划界限”时痛苦心情的回忆，师傅当时的话至今记忆犹新——但愿这种逼迫他人和亲朋好友“划清界限、一刀两断”的时代，永远不要再来。

或许正因为这些陈年旧事，几十年来我恪守着一条底线：只要真的是朋友，只要朋友还当自己是朋友，对方做的事认同，自己会大声说出，不认同则默不作声，没人时可以私下讨论、规劝，但纵或话不投机，也不会摆上公开场合。当然，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任何逼迫在朋友中表态、站队的人说“不”——你可以直接问我对某事的观点，我会坦白的告诉你，但我绝不会因任何别人的压力、言论，抛弃还把我当作朋友的人。

陶短房

 2014年9月25日 加拿大素里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