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讲究“必也正乎名”，所谓名不正，言不顺，自家的孩子、新开的铺子要取响亮的好名，新事物新概念也总会尽可能把名字弄顺口些。事物如此，人名自不会例外，政治家、领导人的名字就更不用说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译名的规范也同样重视，建国之初，周恩来总理亲自指定“译名以新华社为主”，新华社下属的译名室也因此成为外来人名、地名、机构名翻译的“定版者”，“音译为主、名从主人、约定俗成”的“译名三原则”也为不少人所熟知。

什么叫“音译为主”？就是原则上以音译来翻译外国人的名字，而不会采取以往曾经沿袭过的意译（徐光启翻译《几何学》时，合作者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的老师、欧洲数学家克拉维乌斯Clavius被翻译成“丁氏”、“丁先生”，因为Clavius是拉丁文“钉子”之意）。音译时外文以对方母语为准，如法国现任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ois Hollande），就是按照法语H不发音、an读ang音的规则音译的，并没有像某些境外华文传媒那样翻译成“荷兰”、“贺兰德”、“欧兰德”（均部分或全部采用英语发音规则），现任西班牙首相玛利亚诺.拉霍伊.布雷（Mariano Rajoy Brey）中间名按西班牙语发音翻译作“拉霍伊”，而非如某些境外华文传媒那样按英语翻译作“拉杰瓦”；音译时中文以普通话标准音为准，如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Margaret Hilda Thatcher），在新华社译名室确认标准译名前，曾沿袭过香港“戴卓尔”的译名，后者系根据粤语发音音译的。

什么叫“名从主人”？就是倘若外国人自己有常用译名，则沿用对方的译法。比如加拿大现任国防部长石俊（Harjit Sajjan）系印度裔加拿大人，如果按照标准音译法，应该译作“哈吉特.萨吉安”，但加拿大许多政治家因为选区内华裔很多，早已根据习惯自行起了汉语姓名，“石俊”的名字就是此人自己起的，自然只能客随主便，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长简蕙芝Christina Joan Clark，温哥华市长罗品信Gregor Robertson，联邦外长方慧兰Chrystia Freeland的名字翻译“不合常规”，个中奥妙都在于此。“名从主人”还可能引发尴尬和混乱，如加拿大已故前总理、促成加中建交的皮埃尔.特鲁多（Pierre Trudeau）是加拿大说法语的魁北克人，其名字是按照法语的标准“新华社式音译”，当今总理是他的亲儿子Justin Trudeau，照理应翻译做“儒斯丹.特鲁多”，可俗称“小杜”的他从政后按照前述加拿大政治家习惯，给自己定下了“杜鲁多”的汉语“官方姓名”，于是中方只能照办——这样一来，原本一模一样的父子总理，就姓了不同的姓。

什么又叫“约定俗成”？就是如果大家已经习惯了某个“不合规矩”的译名，为避免混乱一般就不去改动，比如鸦片战争时侵华英军司令、首任香港总督璞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是清朝前期的贬抑性译名，但因为中文历史书上都这么写，一般沿袭。有趣的是此人出任港督后曾给自己定下“砵甸乍”的汉语姓名，这个名字后来被用于命名香港的街道（砵甸乍街，即中环石板街的旧名），许多不熟悉历史的人往往以为璞鼎查和“砵甸乍”是两个人。

近年来一些美国领导人的译名引发争议，如“奥巴马”（Barack Obama），美国大使馆曾经交涉，希望改作“欧巴马”，但中方一直没改；特朗普（Donald John Trump）按照音译规则应该翻译作“川普”（上世纪末最早介绍他时就翻译成“川普”），但迄今他还叫“特朗普”；希拉里.克林顿，按照标准音译法，其名字应该作“希拉蕊”，简称应该用姓氏“克林顿”，但包括官方媒体也习惯简称她作“希拉里”。中方的理由正是“约定俗成”。

这几条中到底应该以哪条优先？

“名从主人”最为优先是没有争议的，最突出的例子是柬埔寨首相洪森。约20年前，洪森本人觉得这个名字“太像中国人姓名”，就通过外交渠道告知，自己姓名的“官方汉译版本”是“云升”，中方照改不误，但没过多久，他似乎觉得还是“洪森”更响亮，又通过外交渠道通知中方“再改回去”，中方也依然照办。前几天再度成为新闻人物的末任港督彭定康（Christopher Francis Patten），其音译姓氏本来是“帕滕”，他成为港督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这样称呼他，但他后来起了“彭定康”的官方译名，“名从主人”，就一直沿用到现在。

但“约定俗成”和“音译为主”孰先孰后就不好说了，一般而言后者优先，但此前美国政治家的几个例子，似又说明在某些时候前者也可以优先。

除了上述三条，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就是除非“名从主人”或“约定俗成”，外国人译名尽量避免翻译得像华人，这和晚清以来的习惯正好相反，也和香港迄今的习惯不同。如现任英国首相特蕾莎.梅（Theresa May），香港人译作“文翠珊”，不仅姓在前、名在后，而且May用粤语音译，“新华社版”就“更像个老外”。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台湾对外国政要的译名方法和大陆不太一样。

香港的音译主要根据粤语发音（如前面提到的撒切尔夫人），且有时会刻意比附汉语名字，并将姓氏放在前面（如前面提到的“文翠珊”），这种译名法有时也会闹笑话，比如前英国首相布莱尔夫妇（Anthony Charles Lynton Blair and Cherie Blair），分别被香港人翻译为“贝理雅”和“彭雪玲”，不知内情的谁能看出他们是“两口子”？

台湾的译名则用“国语”音译，且较大陆更注重“名从主人”，并保留了习惯让译名“像中国人姓名”的传统，如“欧巴马”的名字是台湾人一直用的，撒切尔夫人/戴卓尔，台湾则译作“柴契尔”，前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台湾译作“海珊”（香港译作“胡笙”），前美国总统肯尼迪（John F. Kennedy）的姓氏，台湾译作“甘乃迪”（香港作“甘乃地”）……台湾译名还经常省略尾音，以便看上去符合中国人姓名“一般两三个字”的习惯，如前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Dwightd Eisenhower），大陆、香港的翻译版本一模一样，台湾版本却莫名其妙作“艾森豪”，没了尾巴。

近年来，不规范的外国人名翻译屡见不鲜，按照一些专业人士的解释，出现这种“名实不符”现象的原因很多，既有网络时代先入为主、译名室尚未及规范，媒体、网络已乱叫一气，只得将错就错的因素，也有其实已着手规范，但外界理解不一，或执行或不执行的问题，还有译名室和媒体、公众对“约定俗成”认识有偏差，等等，这已渐渐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