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秀清的人缘

杨秀清是太平天国极为重要的人物，不论同情或憎恶这个宗教王国者都不得不承认，太平天国的兴衰，是以1856年9月2日，他的全家被杀为转折点的。

据《金陵省难纪略》记载，杨秀清刚刚被杀死，洪秀全就对韦昌辉坦言“尔我非东王不得至此”，此时杨尚是“东孽”，他的部下还在殊死抵抗，事态尚未稳定，洪秀全的话显然是真心流露；太平天国的头号大敌曾国藩指出，杨秀清死后，太平天国“大纲紊乱”，一向稳重的他居然在咸丰八年（1858年）三月三十日喊出“洪杨股匪，不患今岁不平”的大话，这句写在给九弟曾国荃家书里的心里话，自然是建立在杨秀清之死所造成的“长毛大纲紊乱”上；洋人对太平天国的感情是复杂的，前期尤其如此，他们对杨秀清的评价也截然相反，有的说他是“天朝的英雄，鞑靼人（清朝）的恶梦”，有的则斥他为“狂徒”、“僭越者”，但不论是赞许他才能的《北华捷报》上不知名作者，还是对他的死幸灾乐祸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都一致认为，杨秀清之死将令太平天国命运骤变，历史证明，他们不幸而言中。

然而如此重要的一位太平天国大人物，人缘却似乎并不怎样。洪秀全在1858年之后给杨秀清恢复名誉，甚至把他推上神坛，但那似乎更多是政治考量，而非感情寄托，否则也不会有天京之变了；李秀成是杨秀清一手提拔，陈玉成也得到杨秀清的重用，但这两位太平天国后期的栋梁支柱，在供词中却一个将之打了“中中”的及格分，低于石达开，另一个索性说他和其他几位前期领袖“皆非将才”，不如被评为“差可”的石达开、冯云山，“差可”也就是及格分数，比“差可”还低，那大约是要补考的了。

他曾在太平天国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掌握全国军民（甚至可能包括洪秀全本人）的命运，却在一夜间从荣耀巅峰、胜利极致坠落深渊，李秀成说他“威风张扬，不知自忌”，石达开也批评他“性情高傲”，他被害时除了自己直属的东殿系统将士，北王韦昌辉、顶天燕秦日纲、佐天侯陈承鎔这三位在城中排名仅次于他的要员和其它城中文武几乎全体反目，这到底是为什么？难道真如他的同事们所言，是他人缘太差么？

孤儿杨秀清和他的“政治病”

黄小配的《洪秀全演义》和清末几本不甚靠谱的小书中，都把杨秀清说成广西武宣的大财主，说他捐献巨资帮洪秀全造反，因此得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后来翻脸篡位，才酿成一出悲剧。这种说法流传甚广，不但传到日本、美国，甚至洪秀全故乡广东花县，民国时编写的洪氏族谱《万派朝宗》里，都赫然写着“大富翁杨秀清”的字样。

然而这段记载可谓毫无根据：杨秀清非但不是大富翁，而且压根就不是武宣人。

他是客家人，原籍广东嘉应州（今梅县），本名杨嗣龙，出生在广西桂平县鹏隘山，一个叫东旺村的小村子。这座村讹称“东王村”，上世纪30和50年代，简又文、罗尔纲、钟文典等史学家先后三次前往考察，试图探究“东王村”在“改名”前究竟叫什么名字，却始终不得要领，后来才发现，原来这座村子原本就叫做“东王村”，实在是无巧不成书。

虽然名字生得巧，但他的命却着实糟得很：父亲杨亚齐和母亲古氏在他5岁、9岁时分别去世，孤苦伶仃的他由伯父杨庆善抚养。

杨家是所谓“棚户”，没有土地，无法在平原立足，只得在山里靠种山、烧炭勉强糊口，他自己后来也坦承“至贫至苦”，而且大字不识一个，但这种艰苦的生活却让他变得早熟，当地人说他虽然手头很紧，却喜欢结交朋友，烧炭挣的一点钱都用来买酒，本人却几乎滴酒不沾，最喜欢看来来往往的江湖朋友在自己的草棚里把酒言欢，高谈阔论，自己就抱着膝盖静静听着。这段记载虽然只是口碑，但身为孤儿的他在起事后，居然很快拉起一支“杨家军”来，足见“好交朋友”的说法不虚。可以说，此时的杨秀清，人缘大约是挺好的。

1845年冯云山进入紫荆山区，第二年，得到客家绅士曾玉珍一家的支持，开始建立拜上帝会传教。杨秀清这时23岁，他有个远房堂姐，是曾玉珍父亲曾开俊的妻子，曾玉珍的生母，大约因为这点瓜葛，他很早就成为拜上帝会的一员。

杨秀清在紫荆山的种山者、烧炭党和江湖人物中似乎颇有地位，他和另一个烧炭出身的年轻人萧朝贵结成死党，拥有不可轻视的势力。然而他们两人的能量似乎被冯云山所低估了，冯云山和后来赶到的洪秀全，当时主要依靠的首先是自家亲戚，包括洪秀全的表哥赐谷王家，冯云山的表哥卢六等，其次则是和他们有更多共同语言的客家士绅、下层读书人包括桂平曾家，藤县陈家等，杨秀清入会虽不算晚，但早期冯、洪搞的一系列活动，像砸甘王庙之类，他似乎都没有参加，或者参加了也只是个“革命群众甲”。

杨秀清对此似乎并不十分在意，他并没有主动亲近那些会中的“大人物”，而是着手巩固跟萧朝贵的同盟：萧朝贵的妻子王宣娇是赐谷王家的人，洪秀全刚到广西时，她曾经借口“一个老人传话”，替洪秀全涂抹神圣色彩，从这个意义上讲，王宣娇才是太平天国运动中第一个搞“天父下凡”的人，此时她在上帝会中的地位，也要高过杨秀清和萧朝贵。杨秀清将王宣娇认作妹妹，改名“杨宣娇”，萧朝贵自然也成了妹夫。这对“人造内兄弟”不显山不露水地等待着机会，让杨宣娇在前台吸引眼球，保持和上帝会中枢不即不离的关系，“男学冯云山，女学杨宣娇”的口号，大约就是这一时期叫响的。

机会终于来了：1847年底，桂平秀才王作新、王大作兄弟因为上帝会捣毁神像、庙宇，以“从番”、“不从清朝法律”的大逆不道罪名控诉冯云山，冯云山和卢六被传入桂平县衙门打官司，这一打就是好几个月。上帝会虽然名义上的首脑是“洪先生”，但“前做事皆南王”，冯云山才是各地会众的主心骨，冯云山这么一吃官司，缺乏管理能力的洪秀全恐怕连会众都认不全，一下陷入手足无措的境地。

1848年阴历三月初三，杨秀清突然说起梦话，声称被天父上帝附身，要“代世人赎病”，教导大家。他在这一时期的“下凡”语录，保留下来的很少，从定都天京后保留下来的《天父圣旨卷三》看，他“下凡”的“技术”比较差劲，基本上以白日做梦、说梦话为主。要知道广西在当时是个傩术盛行、神汉遍地的世界，许多神汉都能表演诸如“灵魂附体”、“小旗对战”、“筷子跳舞”，或者“跟死者对话”之类活灵活现的戏法，杨秀清这套“朴实无华”的把戏非但未能服众，反倒启发了不少“技术派”起而效尤，一时间上帝会里各路“神仙”纷纷下凡，煞是热闹，从目前留下的零星线索看，除了杨秀清，还有黄姓（可能是赐谷王姓）、郭姓，初来乍到的洪秀全见到这许多“天父天兄”，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

冯云山这年夏天就已经获释，但他和洪秀全相继回了一趟广东，上帝会的混乱局面并没有得到收拾——或许他们也不知该怎么收拾，对这么多冒出来的神仙，承认谁不承认谁，或干脆谁都不承认，都很难轻易拍板，因为每路神仙的背后，都代表着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势力。

阴历九月初九，杨秀清的盟友萧朝贵出手了。他和杨宣娇夫妇都有神棍“专业知识”，杨宣娇更是教徒中最早搞这一套的“女模范”，他们两人的表演很快镇住了紫荆山区的会众们，自称天兄代言人的萧朝贵和“天父代言人”杨秀清一起，把郭姓、黄姓等“伪天父”气势一下压倒。

他们的表现立即吸引了现场“观战”的洪秀全，后者立即敏锐地意识到，杨、萧二人不但代表了一大股势力，而且“下凡”的表现也最能服众，如果他们能以“天父天兄”之口将自己也提拔进“神”的行列，自己就有望从“洪先生”一下变成货真价实君权神授的“太平大道君王全”，而且用这种“神术”指挥会众，要比冯云山的《周礼》和自己的宗教小册子立竿见影得多了。

于是天父天兄和“洪先生”飞快地达成心照不宣：天父天兄用“神话”证明洪秀全是天父亲子、天兄亲弟，上天注定的人间君王，而“天王”则以自己天父儿子、天兄弟弟和“上过高天”的资格，证明这二位说的话，“跟爷哥一般无二”，尽管交易之初双方还羞羞答答，但很快便越凑越近乎，原来的“二把手”冯云山被慢慢降到第四位，曾家、王家先后边缘化，几个失败的“伪天父”则干脆被赶出了上帝教，杨秀清和萧朝贵则相继在这种互动性表演中，得到“天父第三子”和“帝婿”的尊号。

历史学家曾断言，冯云山被捕和洪秀全出走造成拜上帝教混乱，全靠杨秀清、萧朝贵下凡才稳住局面，但《天兄圣旨》中记载表明，萧朝贵首次下凡时洪秀全就在身边，而冯云山虽然入狱，却并非“被捕”，而是主动去应传，所谓“混乱”，其实恰是杨秀清等人“下凡”闹出来的。不过不管怎么说，杨秀清、萧朝贵这两个在江湖上人脉广泛的广西本地人成为主心骨，让金田起义从空想一步步走向现实。

不过在金田起义准备期间，杨秀清的作用很有限，按照太平天国官方记载，他在这时生病了，甚至一度生命垂危，起义筹备大事不得不交给萧朝贵、韦昌辉等人。有一种说法称，他是得了“政治病”，目的是通过这种手段观察有利时机，进一步攘夺洪秀全、冯云山的权力，他们指出，杨秀清在1849年4月8日托天父下凡，说“高老山山令，遵正十字有一笔祈祈”（高老即上帝，“山山”合在一起是“出”，“十字有一笔”是千，这句话的意思是“上帝出令，千祈遵正”），这被认为是起义的动员令，但第二年5月，他却“忽又口哑耳聋，耳孔出脓，眼内流水，几成病废”，被许多会众认为是“不祥之兆”，但如此重病的他却在6个月之后、洪秀全、冯云山在平南县鹏化里花洲山人村被清军无意中围困，胡以晄屡次突围未果，聚集在金田团营的各地会众手足无措之际，他却忽然“不医自愈”，而且“耳聪目明，心性灵敏”，给人一种强烈的“做戏”感。

从后来发现的一些记载，如《天兄圣旨》等看，杨秀清的病恐怕未必是装出来的，他何时能病愈，甚至连亲密盟友萧朝贵也全无把握，以至于安排洪秀全回广东时，指示的回程日期竟相差半年；定都天京后许多亲眼见过杨秀清的人都说他瞎了一只眼睛，而且体弱多病，虽然他们将之归咎于杨秀清“好色”、“肾亏”，但较为严谨翔实的《贼情汇纂》却指出，杨秀清的病是早就有的，这种病和“眼内流水”正相吻合。

倒是他的“不医自愈”有些故弄玄虚：后来封为补天侯的李俊昌（即李俊良）通晓眼科，在金田起义前夕一直在杨秀清身边，当不会袖手旁观，从1850年夏天之后，萧朝贵主持的团营节奏突然加快可以推断，杨秀清的病在那时已经好了，之所以要保密，的确是为了选择时机显示神奇，从而慑服会众，独揽大权，洪秀全本人也懂医术，杨秀清在这段时间故意避开他，甚至不肯同住一个村子，恐怕正是怕被识破。这位李俊昌大夫在金田起义后不久就被封为“内军帅”，要知道整个广西转战期间，太平军的正式军帅只有10个，这个“内军帅”是不折不扣的高干，倘无特别功劳，别说李俊昌，就算李时珍再世，怕也当不上这么大的官。

无论如何，耳聪目明、“大显权能”的杨秀清指挥若定，轻而易举地给洪秀全解围，又趁势打败了闻讯赶来围剿的官军，太平天国的大旗就此轰轰烈烈竖起，他也成了这个马背政权的“军师、王爷”和中军主将。

不过这个时候他的地位也只略高于萧朝贵、冯云山，名义上发号施令的还是洪秀全。1851年8月15日，太平军从桂平茶地出发，进军莫村，下达进军命令的是洪秀全本人，杨秀清和另外4位主将则分别被派往前、中、后三路。

杨秀清此时感到孤儿的孤单：在5主将中，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都是大家族，拥有数百甚至上千的子弟兵，冯云山虽然孤身一人，但上帝会是他一手缔造，只有自己势单力孤，一旦萧朝贵出现意外或者反目，后果不堪设想。

这时他昔日烧炭结下的好人缘派上了用场，许多杨姓的好汉被他招入门下，认作“清”字辈兄弟，成为他的嫡系，《金陵癸甲纪事略》中有大国宗杨元清、三国宗杨永清、七国宗杨德清，其中杨元清、杨德清都是广东嘉应州人，本来是天地会的江湖好汉；后来大名鼎鼎的辅王杨辅清也被称作七国宗（一说八国宗），本名杨金生，是广西桂平人；除他们之外，还有杨润清（也许就是永清）、杨恒清、杨宜清、杨雄清、杨英清、杨友清等，杨秀清并未将他们“下放”到一线部队，而是留在身边保护自己。

这并不是说他不重视耳目，恰相反，许多记载都表明，在这段相对低调的时间里，他笼络、安排了许多耳目，遍布各军各营，对大小官员、将领的能力、心态甚至隐私都竭力掌握。对他而言，这些闲棋冷子，最终都会派上大用场。

1851年12月17日，进驻太平军占领的第一座城市——广西永安州（今蒙山）的洪秀全下诏封王，并规定各王“俱受东王节制”。尽管此后一段时间，天王还对全军发号施令，如次年4月3日永安突围前夕，他发过著名的“突围诏”，但随着东王威信的提高，天王的诏书也变得越来越稀少了。

东王的耳目、嘴巴、心腹和头脑

杨秀清并不是天生的太平天国“二把手”——那本来该是冯云山的，他的权威也不是靠自己发明的“天父”安排，或洪秀全的职务任命实现的，论族人众多，他不比韦昌辉、石达开；论“下凡技术”，更没有萧朝贵夫妇来得专业，他之所以能安安稳稳地坐上这个第二把交椅，胃口很大、他生病期间一直总揽大局的萧朝贵，老资格“二把手”冯云山，都对他服服帖帖，甚至洪秀全也甘愿退居幕后，他所依靠的，是耳目、心腹、嘴巴和刀剑。

就在封王后不久，他的耳目就发挥了作用。

已经担任军帅要职的博白人周锡能借口回乡召集部众，接受了清方的内应要求，潜入永安州城，并骗取了冯云山等人的信任，杨秀清表面平静，暗中调动自己早已密布的眼线，将周锡能一行、全家的活动、言论掌握得一清二楚，不动声色地等到8天后，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等人一齐前来拜谒，准备同去朝见天王，保举加封周锡能的关键时刻，忽然“天父下凡”，条理清晰地一一罗列周锡能的内应证据，迫使对方理屈词穷，不得不低头服输。

尽管这件案子疑点很多，如这样重大内应情节，清方居然毫无记载，周锡能声称见过赛尚阿也不符合事实，因为后者当时在阳朔，而不是周锡能所说的新墟大营，赛尚阿也不是“咸丰的叔父”，但周锡能一行意在策反、内应却丝毫不假，他们试图挑唆高级将领朱锡锟、黄文安献城的对话，被杨秀清的耳目听得真切，又被“天父”突然一字不差地喝出，其震撼力可想而知。周锡能案发生于1851年12月21日，上距杨秀清封王仅4天，如果说在此之前，杨秀清号令全军的威信尚未确立，此次“天做事”发生在众首领齐聚之际，证据确凿，人赃并获，诸王恍然大悟之余，自然产生敬佩、震骇、恐惧等复杂的心情，《天父下凡诏书》记载，案件审结后，韦昌辉高喊“时刻要记念天父权能恩德”，众兵将则高呼“天父皇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在”。

天父皇上帝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靠的是耳目，却不仅仅是耳目，早在“下凡”前，周锡能等人，以及虽然严词拒绝内应、却囿于乡谊亲情未曾汇报的朱锡锟、黄文安，都已被严密监控，“下凡”不多时，周锡能全家和朱、黄等人就被擒拿，而“布控拿人”的，正是杨辅清、杨润清等刚刚认下的“杨家兄弟”们。

如果说，萧朝贵的“天兄下凡”主要靠傩术和演技，那么对这一套“业务”并不精通的杨秀清，靠的正是“发人隐私，无所不中”，于不动声色中掌握并揭穿他人的秘密，要比什么和亡妻说话之类更震撼人心，更让人感到天父——或者干脆说东王——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能力卓越、且对上帝教神话丝毫不感兴趣的石达开，每次听到“天父下凡”都惶遽流汗，其它人的敬畏可想而知。

周锡能案件，杨秀清直到处死周氏一行、全家，并处分了朱锡锟、黄文安后4天，才汇报给洪秀全，这是个不引人瞩目、但十分微妙的转折点，自那以后，洪秀全很少再贴出“岳飞五百破十万”的诏书、布告号令全军内外，取而代之的是杨秀清、萧朝贵连衔发布的诰谕，连远在广东、上海的天地会众，都知道太平军中有个东王，而相距咫尺的清方将领，居然连洪秀全是否真有其人都难下结论。

耳目立下头功，让杨秀清顺利架空了洪秀全，并不动声色地夺取了太平天国的对外话语权。

应该说，杨秀清的“嘴巴”威力十足，不亚于他的耳目。

从永安开始，他沿途散布和萧朝贵连衔的三篇檄文。这些檄文宗教色彩淡薄，着重宣传民族大义、气节，揭露满清入关后屠杀汉族民众的暴行，和横征暴敛、贪污腐败的实迹，在民族情绪浓厚的南中国，起到了强烈的感染作用，太平军出广西后如鱼入海，发展迅猛，这张“嘴巴”功不可没；杨秀清虽大字一个不识，却非常注重檄文的针对性，在永安时，清军动员团练助战，其中有许多投降的天地会众，他就以“洪门歃血”指责对方不顾大义，“反颜事仇”，激劝他们反戈一击；当太平军进入湖南，当地天地会众群起相应，檄文里指责天地会的词句就被删除干净，代之以号召“一切中国人民”推翻满清的言语。这些言辞朴实响亮，绝非洪秀全不近人情、晦涩难懂的“天话”，或洪仁玕纸上谈兵、以封官发财相诱惑的空谈所能比拟。

有了耳目、嘴巴，就要有心腹。杨秀清并没有将那些“杨家将”派出去，而是利用自己的耳聪目明，耐心发掘、大胆提拔了一大批猛将，细心的人可以发现，杨秀清主事前后，太平军中的主战将领有了很大变化，紫荆山时期经常打头阵的韦家子侄直到几年后才重新活跃，早期仅有的5个军长也被先后闲置，惯打头阵、为占领永安立下头功的罗大纲此后渐渐变成偏师，而李开芳、林凤祥、吉文元、曾水源等人地位上升；在王爵当中，曾经被称为“最勇”的韦昌辉变成朝臣，此前打头阵不多的萧朝贵、石达开冲上一线，并很快享有了“猛将”的威名。在进军江南及此后的征战中，许多后期知名的大将，如李秀成、陈玉成、吴如孝、陈坤书、胡鼎文、林启容、唐正财等，都先后被从基层提拔起来，像李秀成被提拔为军帅前不过是圣兵，林启容被重用前只是牌刀手，陈玉成还是未成年的牌尾，唐正财被任命为水营主将前则是个半路加盟的木材商人，基层官兵有才能会被赏识、被破格提拔，有功劳会被重赏，原先以家族、地域为纽带组建的太平军，很快变成了一支各级将领都由杨秀清提拔任命的军队，从这时起直到他被杀，诸王都不再固定指挥自己家族的军队，如韦昌辉的弟弟韦俊经常受石达开指挥，而石达开的堂兄石祥祯又曾受韦昌辉指挥，这种安排在把太平军锻造成一支“中央军”的同时，也同时悄悄将之变成了“杨家军”。

自永安到南京，其间仅仅11个月，杨秀清在太平天国的权势却一步步达到顶峰，洪秀全的声音越来越微弱，最终到了只在本章上批“勤理天事就是朝见”，除了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和秦日纲不见朝臣，除非杨秀清批注不看奏章的地步，关键的关键，在于他让太平军上下见识到自己过人的头脑。

最初洪秀全的战略目标，仅仅是“个个保全”，他心目中的首都是小小的永安城，国土是永安周围一个里、70多个村，400平方华里，后来冲出永安，他和冯云山所能想到的，也就是胜则定都桂林，败则走昭平、梧州“投英吉利国”，也就是到广东寻求西洋教会的帮助，而杨秀清很早就提出“舍粤不顾”，进取天地会势力强大的湖南；长沙久攻不下，就果断转战益阳；在益阳、岳州夺取大量船只，就立即改变东进计划，顺洞庭、长江进攻武昌，准备直取中原，“以河南为家”；攻下第一座省城武昌后又力排众议，利用船只和长江的便利，在一个月内疾行1800里，夺取了江南名城南京，让原本虚无缥缈的“小天堂”，在这样一座具有历史意义的古都“落地”，所有这一切，几乎都出于他一个人的谋略，10多年后，在酷暑中带着遍体鳞伤，坐在囚笼里写供词的李秀成回顾至此，不由写下“不知天意如何化作此人”的由衷感叹。

人情、宽严、公平与不公平

前面说过，杨秀清在当烧炭工时是个豪爽慷慨的人，手握大权后，他也经常表现出很近人情的一面。

1853年太平军进入天京后，扫北、西征，外加天京、镇江、瓜洲三地坚守，军情复杂繁重；太平军从流动作战转为定都立业，政务繁琐，百废待兴，这些事务，加上立法、人事等大权，都掌握在他一人手中，洪秀全除了自己的“专业领域”——宗教，就只管在他拟定的各项议程报告上加盖刻着“旨准”两字的木印。为了应付如此纷繁的事务，他的府中雇佣了许多“先生”，这些“先生”多数是江南文化人，对不通文墨且满口客家话的杨秀清经常忍不住失笑，对此杨秀清颇为宽容，常向他们坦然解释自己的寒微出身，并劝“先生莫笑，慢慢读来，自会晓得”；洪秀全性情暴躁，不让家属探望后宫，经常对“娘娘”、“女官”打骂虐待，杨秀清就借天父下凡，劝洪秀全善待她们，特别强调不要用靴尖“踢击”有身孕的“娘娘”；前面提到的唐正财和韦昌辉心腹张子朋不合，后者仗着资格老、功劳大欺凌水营，清方间谍张继庚趁机散布“东王待广西人厚湖南人薄”的谣言，一时间湖南人居多的水营人心惶惶，杨秀清得知后严厉处分韦昌辉、张子朋，对唐正财好言安慰，破格提拔，很快稳住了水营人心；他还在颁发的《行军总要》里关照各级官员不要打断下属的发言，军官在夜间应把棉衣借给放哨士兵等，在大事小情上显得细致入微。

但在有的地方，他却显得非常不近人情。

在武昌时，首领们对下一步进军方向争议不绝，由于洪秀全有意北上，杨秀清见附和者众多，自己争辩不过，就索性来个“天父主张”，强行通过自己意见；定都天京后他坚持“分营”，让城中军民人等大小官员夫妇分居，偌大太平天国，只有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5人可以夫妻团聚，且更能坐拥众多妻妾，这种做法非但不公平、不人道，也经常成为清方攻讦的口实，杨秀清却一面坦承民间、军中有“财务为之一空，妻孥忽然尽散”的、“至今未息”的“嗟怨”，一面顽固坚持这种越来越坚持不下去的制度，直到连自己的表哥、贵为镇国侯的卢显拔也忍不住和妻子幽会，许多广西老兄弟也因不满而逃亡时，他才在1854年9月29日托天父之口“铺排一干小弟小妹成家”，此时距离定都，已经过去一年半了。

杨秀清为人是宽是严？

《武昌纪事》里说他最喜欢“抚爱伙党”，对有才能、有功劳的人不吝重赏，《贼情汇纂》里也说，立大功的将士有“朝为散卒，暮擢方面”的；他虽然军纪严厉，对于犯错误、打败仗的将士不管资格多老，该罚该贬，毫不留情，燕王秦日纲，名将林启容、曾天浩，重臣黄期升都曾被贬为奴，但一般而言，只要的确有能力，总会留出一线出路，那些被贬的大臣大多很快复出，或者带着“奴”的名头继续工作。

有些“问题干部”如果能力很强，他又自认为可以驾驭，仍会大胆使用，像守朝阳门的将军陈桂堂，因为自感功大赏薄，就私通清军内应，事泄后杨秀清认为自己的确用人不当，并未处死陈桂堂，不久便让他复出，陈桂堂感激涕零，后来屡建功勋，升任指挥。

但有时他的严酷苛刻，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

他让石凤魁、杨再兴守武昌城，石是主将，不听杨的谏言一意孤行，结果丢了城池；杨不但屡次规劝，还浴血奋战，救出石凤魁，全军突围成功，杨秀清却不分青红皂白，下令将两人一并处死，连《贼情汇纂》的作者都为杨再兴抱不平；黄仕珍、萧志圣两个参护（警卫），只不过犯了没能及时传召某个东王亲戚“亲带灵丹过府”的错误，就被分别斩首、关押。

最极端的案例，莫过于“同庚叔事件”：有一次杨秀清的同庚叔路过顶天侯秦日纲的府邸，秦日纲的车夫一时忘记起立，同庚叔觉得受到冒犯，就痛打车夫200鞭，然后闯进府邸，揪着贵为侯爵的秦日纲，一起去主管刑案的卫国侯黄玉琨处，逼着黄玉琨杖责车夫。黄玉琨根据杨秀清自己奏请颁布的刑律，认为车夫的罪过根本不够200鞭，既然打都打了，也就不能再杖责。没想到这同庚叔一听便火了，居然掀翻刑堂办公桌，跑去杨秀清府上把两位侯爵都参了一本。杨秀清偏听偏信，居然下令拘捕秉公执法的黄玉琨，结果闹出黄玉琨、秦日纲和朝官领袖、佐天侯陈承鎔“三侯爵辞职”的大事件，自感颜面无光的杨秀清恼羞成怒，竟分别打了三位侯爵100、200和300板子，把那个倒霉的车夫五马分尸。

很显然，杨秀清在多数时候表现得比较通情达理，严中有宽，但他大权在手，乾纲独运，喜欢用严刑峻法体现威严，又不愿听别人意见，一些判决就显得草率粗疏、随心所欲。不仅如此，越到后来，他越担心大权旁落，对那些看上去可能冒犯东王权威的小事，总会火冒三丈，给出令人咋舌的重刑；此外，他对洪秀全也时刻提防，惟恐后者抢回权力，因此有时会故意借刑案出洪秀全的洋相，时人记载说，有时候他会抱着案件卷宗给洪秀全过目，征求意见，洪秀全只要说杀，他就故意不杀，洪秀全说不杀就故意杀掉，有时候明明是他上了奏章，请求洪秀全批准处死某人，洪秀全大印一盖——旨准，他拿回东王府，往床上一躺，来个“天父下凡”，再把人给放了。说到底，一个刑律任意的政权，所谓宽严，无非是为权力服务的。

不论清方或太平天国人士，许多人都认为，杨秀清办事比较公平，自己的亲信、亲属犯错一样严惩不贷，外人立功也照样提拔重用，《贼情汇纂》和李秀成口供都将他的用人公平，当做太平天国前期士气高昂、人心稳固的一大重要因素。

不过他的公平也是相对而言，私心是每个人都有的。

他的“杨家将”在他在位期间很少出战，也没有当大官的，但这与其说是“严格要求家属”，还不如说他不放心自己安全，要安排这些“自家人”看家护院，到了1856年夏天，清朝的江南、江北大营被打破，他的权力达到巅峰后，便放心大胆地把“杨家将”们放到各地带兵。

至于他的亲戚熟人，当大官的就多了，卢显拔是他表哥，李俊良是他的“私人医生”，这二位都当了前期总数不到20个侯爵，比罗大纲、曾天养这样的大将地位还高，侯爵中属于他“自己人”的还有姐夫黄维江，幕僚亲信傅学贤、刘绍廷、吉成子，他的外甥陈得隆、陈得桂，也都提拔得飞快。

隋朝大将、权臣杨素为人残忍，经常对有错的部下处以极刑，也喜欢任用亲戚、熟人，但部下一旦立功，总能很快得到提拔、重用，因此许多有才能的将士尽管战战兢兢，却都愿意归属杨素部下，正是因为杨素虽然也苛刻、也偏私，却终究还能知人善任，给人才一条出路。杨秀清生前能驾驭对他既怕又恨的一大批悍将，死后还得到后来执政者洪仁玕、李秀成等的缅怀、羡慕，奥妙正在于此，和只信任洪家人、贤愚不分、滥封官爵的洪秀全相比，杨秀清的严苛也好，偏心也罢，又算得了什么？

精明与笨拙 超前与落后

在太平天国最强盛的时候，许多同时代的清方官员、文人都不约而同指出，杨秀清才是太平军的主心骨，只要除掉他，大事就基本定局了。

李秀成说他“事事严整”，洪仁玕也叹服他“令行禁止”，尽管太平军出自广西，在富庶的江南初来乍到，又面临着纵横几千里战线上的生死搏杀，和人事、民政、经济等各方面的千头万绪，而几乎所有事务，都要汇总到他的东殿来。他拥有一个庞大的幕僚班子，仅六部尚书就有72人之多，在他们之上还有以“侯相”身份理事的大臣，他们之下则有承宣和五花八门的职同官，每个人担负一个方面的职责，而杨秀清则要总览全局，并及时发出指令。

从保留下的材料看，他的反应速度是很快的：1854年，燕王秦日纲巡察湖北河道，半途得知武昌失守，湘军即将东下，便在天险田家镇、半壁山驻守，并向杨秀清汇报军情，这年天历十月十六日，他接到杨秀清派人溯江送来的“能上水木牌”，这种木牌安放炮位后可以在峡口扼守，在此后的半壁山、湖口等水战中均发挥重要作用。从文书上看，秦日纲九月二十六日抵达田家镇，而杨秀清的木牌在九月十五日即已发出，比前线的秦日纲反应还快了11天，正是这一“快”，让这艘行动迟缓的木牌在十月初六日便已到位，等湘军水师抵达峡口时，秦日纲不但已武装好天京送来的木牌，而且又照样仿制了三座。

杨秀清从未直接指挥过任何一个战役，但他的战略眼光却十分敏锐。当扫北战争失利、西征军又在湖北、安徽陷入拉锯战，天京、镇江、瓜洲三处被围时，他清晰地意识到，惟有收缩兵力，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才有望扭转战局，而唯一可以抽调成建制机动兵力的战场，只有以安庆为核心的皖北，和已攻下八府四十二县、又收编大量“花旗”的江西，于是他先抽调皖北陈玉成、李秀成、涂振兴、陈仕章、周胜坤5丞相部救援镇江，又随后密令石达开部自江西回援天京。当5丞相在秦日纲率领下转战江南、江北，先后解了镇江、瓜洲之围，击破江北大营，消灭清军吉尔杭阿部，疲惫不堪地回到南京东郊，请求进城休整时，他意识到清军主力——江南大营兵力已被分散，便果断严令“不破大营不许进城”，最终激发出秦日纲部的战斗力，在已赶到天京南郊的石达开部策应下，一举击破江南大营，逼死清军主将向荣，创造了太平天国军事巅峰。

太平天国最为人诟病的政策，是焚毁书籍、否定古代文化、历史的宗教极端政策，推行这一政策最力的，则是以教主自居的洪秀全本人。与书生出身的洪秀全相比，目不识丁的杨秀清却懂得文化的重要性，据《楚寇纪略》记载称，他在武昌曾“具衣冠谒圣”，通过拜祭孔庙约束太平军的焚书行为，虽然无旁证佐证，但事实上在太平军自广西转战至武昌的几千里征途中，其它庙宇、佛像毁灭无数，证实确系被太平军焚毁的文庙则只有被清军据作据点的郴州文庙一座。到了天京，洪秀全的宗教极端思想恶性膨胀，不但删去自己著作中的儒家章句，禁止阅读十三经等儒家经典和各种经史子集，甚至连唐太宗、明太祖这样的古代帝王，都要贬称为“侯”，对此杨秀清不以为然，甲寅四（1854）年正月廿七日，他托天父下凡，和东殿女簿书、才女付善祥合演了一出精彩的双簧，上帝教的天父口念“自古英雄不得除，流传全靠笥中书”，并通过同为读书人的女官伏善祥之口，称“名载简编，不与草木同腐，岂可将书毁弃，使之湮没不彰”，迫使洪秀全取消读书藏书禁令，并成立“删书衙”，声称要将古书删改后出版。虽然由于洪秀全心里不服，“删书出版”成了太平天国著名的烂尾工程，11年的光景仅删出一本《武略》来，但杨秀清的高瞻远瞩，与洪秀全的偏执激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谓高下立判。更难得的是，大字不识一个的杨秀清在劝阻洪秀全全盘否定古人和古代典籍文化时，居然可以引经据典，说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礼记.中庸》）和“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论语.学而第一》），着实令人惊叹不已，读书人出身的张谦、钟万智，金陵才女伏善祥乐于为这位“乡巴佬”效力，甚至牺牲生命，并非没有原因。

在内政方面，杨秀清也颇具变通之才。初到金陵，太平天国推出《待百姓条例》，根据《圣经》里关于古代基督教会的条规记载，规定“不要钱粮”、“一切所得皆归上帝”，打算实行土地、财产集中的制度，当他发现“此令已无人理，究不能行”时，就果断和韦昌辉、石达开连衔上奏，改为“照旧交粮纳税”的传统轻徭薄赋政策；他派军西征，初衷仅仅是“惊走妖魔（清军），取来粮米”，为天京、镇江、扬州等地军民征集粮食、军需，因此最初只派出赖汉英部千余人，但当西征军所向披靡，安徽、江西、湖北郡县纷纷易手，他即刻改变战略，增派石祥祯、曾天养、胡以晄、林启容、韦俊等名将扩大战果，并建立起成片较稳固的占领区，成为中后期太平天国得以持久支持、转危为安的坚实基础。对于清方间谍的各种计谋，他也能及时醒悟，时人张晓秋记载，清方忌惮大将罗大纲的威名，曾使用反间计，想借杨秀清之手除掉这个“巨寇”，结果被杨秀清识破；清方最出色、最坚定的谍报人员张继庚被捕后，故意诬陷许多太平天国忠实官员，称他们是自己同谋，试图拉人陪葬，杨秀清虽然一开始中计，但很快醒悟，表示“哪有老兄弟都是反贼，新兄弟反倒没有同谋的道理”，下令不再追问口供，将张继庚迅速处死。

杨秀清并非不会犯错，定都天京后他置城外的向荣追兵于不顾，将最精锐的两万大军投入“扫北”攻打北京的自杀之役，导致西征兵力匮乏，天京周围陷入苦战，而扫北军也全军覆没；西征攻下汉口、汉阳后未能查明武昌城内空虚的实情，任由攻城部队在城外徘徊数月，给了湘军以从容编组、荆州清军从容布防的机会。但他往往能从失误中汲取教训，并尽力予以补救，因此在1856年前、即他本人主政期间，太平军虽然叠有兴屈，但总的态势却是向上的。

不过在某些方面，杨秀清却显得笨拙、粗暴。

武昌是太平军攻下的第一座省城，破城之后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和此前守城的清兵形成鲜明对比，令大多数城中百姓感到安心，在杨秀清“纳贡即安民”的告示感召下，纷纷“进贡”换取太平军执照，社会秩序得到稳定。但不久后太平军弃城东下，杨秀清竟自食其言，逼迫全城百姓入营登舟，拆散家庭，编入男营、女营，财物则归入圣库一并运走，让偌大一座武昌城成为空城，这些被强迫随营的百姓并无战斗力，其中的老弱妇孺到天京后更成为重大负担，导致粮食匮乏，迫使太平军不得不经常为粮食而战，他们中的不少人很快逃亡，一些妇孺则在后来的拉锯战中被杨秀清无奈地借口“出城割稻”，变相赶出城外，这等于默认了自己当初的失策，这种做法对充实国力无补，却足以损害太平天国的声誉，实在是愚不可及。

在天京、镇江和太平军长期据守的城市，他都下令在城中禁绝商业，把商人赶到城外的“买卖街”，同时将城中男女老幼都编入不同的营，分别充当军人、杂役，或在各种作坊工作，城中工商业都被收归国有，甚至连茶馆、菜园也不例外。很显然，出身广西山区的杨秀清既无能力、也不耐烦处理江南繁琐的城市庶务，仅以军事需要和管理方便为出发点，把“南京城变成一座大军营”（英国使者包令的话）。当然，这种做法在军事上确实取得了一些便利，比如天京城，直到最后关头奸细、内应也未发挥预期作用，但对于一个想“争中国全图”的新兴王朝而言，在文物昌盛、工商业发达的锦绣江南如此暴殄天物，实在是得不偿失。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一下著名的定都之争了。

1853年初，太平军在武昌讨论下一步去向，洪秀全打算进取河南，杨秀清力排众议，率领全军沿江东下攻取南京。但直到这时，洪秀全还是打算分兵镇守江南，自己仍要迁都河南，杨秀清听从一名老水手建议，以“河南水小而无粮”为由否决迁都计划，将首都定在南京，并组织学者出版《建天京于金陵论》文集，力图以此彻底压倒定都问题上的其它意见。

不少著名学者，如简又文先生、王庆成先生等均认为此举是失策，理由是当时清朝部署未定，北方空虚，太平军应“取一城即弃一城”直取北京，或分兵守江南，以主力进取中原，并认为东王定都南京的意见占据上风后，太平军的战略态势因此趋向保守，失去了与清廷争天下的勇气与决心。

但事实上，太平军并未因定都金陵，而失去对北中国的关注，扫北的两万人的从客观上看的确不足以致清廷于死地，但却已是太平军最精锐的部队，全部九个军都是编号5以内的老部队，统兵主将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占了当时全部六名正副丞相的一半。当时太平军从偏远山区一路打到东南大邑，尤其自武昌至金陵的几千里征途简直势不可挡，对于经验缺乏、阅历不丰的起事农民、包括杨秀清而言，由此引起对敌我力量对比判断不明，并产生轻敌急躁情绪，是非常正常的，但不能因此指责他们忽视北中国而偏安东南。

扫北失败后太平军也并非就此失去争衡全国的信心。“誓屠八旗以安九有”、“与该清争天下”之类词句，在各级天国官员的对内对外文书布告中屡见不鲜；洪仁玕初到天京不久便连衔发布《诛妖檄文》，并自拟北伐文稿，以出师扫北，消灭清廷相鼓呼；天王本人在答复欲与其平分疆土的外国冒险家时也明白地说，“我争中国，欲想全图”，1860年并曾命忠王等出师扫北，直至壬戌十二年湘军兵临雨花台，还强令忠王“进北攻南”、争夺北方；甚至天京陷落之后，退到福建南阳乡的汪海洋余部，也仍然在壁上大书“陈谭胡廖定灭清”。虽然这些北进的想法未必现实，有些甚至是完全错误并给天国带来重大损失的部署，但这足以表明，上至天王，下至普通官兵，并未因定都天京而抛弃与清廷争天下的理想。

不仅如此，占领南京后，不论流动作战或分军镇守江南，“取河南为业”，都有其难以克服的困难。

太平军占金陵后号称百万，战兵不过十万多，精锐更少，如分军镇守，北上主力最多八九万，在江南留兵太多则主力单薄，留兵太少则后方不稳。历史上农民军北伐，分兵留守者多不能持久，如卢循攻建康，而大本营广州为晋水师袭夺；黄巢攻长安，留守岭南的鲁景仁只能守住一座连州城，太平军如果分兵，很难不蹈前人覆辙。

那么全军北上，流动作战又如何？

事实上，扫北军以单薄的兵力一路打到天津，有其特别的条件，即这数万人马都是久经战阵的选锋锐卒，战斗力较强，且无眷属拖累，骨干官兵家小都在相对安全的天京，将士无后顾之忧，进退转战都十分灵活便捷；倘若全军北进，势必扶老携幼，拖上坛坛罐罐，人员虽多，反倒失去了战略上应有的机动性、灵活性。太平军自金田至永安，从蓑衣渡到郴州，屡屡盘桓打圈，束手束脚，正是吃了这个“全军行动”的亏，而从武昌到金陵的神速进兵，则因为有万里长江，千艘船只，可以安顿妇孺辎重，且可轮流修整兵士以保持其精力，这才大大提高了老幼相杂数十万的太平军的进军效率。而全军北上中原，就得不到水运便利，再想重复上述奇迹，几乎是不可能的。

还有便是粮食问题。

杨秀清顾虑“水小而无粮”是不无道理的。淮北、河南，当时地瘠人多，粮食本已不敷食用，因此才到处有“打粮”的捻子、幅党。自元初汴水湮塞后，漕运断绝，仅凭陆运，是无法解决数十万兵民妇孺的温饱问题的——事实上大得舟楫之便、广略湖广江南鱼米之乡的天京军民，还时或弄到吃粥的窘境，何况“取河南为家”呢？

必须看到，始终坚持迁都河南的天王，其决心系建立在“天父天兄佑护”的基础上，而非建立在对局势和战局的理性分析基础上——这是这位“睡稳都坐得江山”，身居宫中不出，不喜庶政的真命天子所不屑为的。这样作出的决策难免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危险性。杨秀清是太平天国实际上的当家人，当然不能像洪秀全教主那样，整天像天父天兄要答案，要知道，整个太平天国最明白“天父圣旨”是怎么一回事的，也就是他杨秀清了。

还有人认为，定都天京导致太平军内部矛盾激化，上层生活腐败，并最后导致天京事变的惨祸。但这些都是领袖们因胜利冲昏头脑和私心作祟所致，与定都本身并无关系。定都天京，同样可以如刘邦、朱元璋那样选择正确的战略措施，最终取得全国胜利；全军北上，也同样有可能像杜洛周、翟让那样发生火并和内讧，而且，倘1856年那样的火并不是发生在设防严密的天京城内，而是在流动作战的战场上，损失只会更大，太平天国政权本身也很可能无法象后来那样，在天京事变后仍维持长达八年之久。

由此可见，尽管定都天京后，包括杨秀清在内的太平天国领袖们犯了一个又一个错误，最终葬送了大好局面，但这并非定都本身的错误，仅就定都这个问题而言，杨秀清的抉择无疑高过洪秀全一筹。

矛盾的混合体

罗尔纲先生曾经批评杨秀清任人唯亲，理由是封官不公平，早期有案底可查的侯爵，连追封的在内也才19位，其中就有他的亲戚卢贤拔、姐夫黄维江、外甥女婿林大基、私人医生李俊良，以及亲信傅学贤、吉成子，所谓“东党”竟占了1/4强，此外，他的属官李寿春、侯谦芳、林锡保不过是检点或职同检点的半大官儿，却把持朝政，能让比他们官大得多的侯爵、丞相，甚至几位王爷心惊肉跳。

不过说杨秀清用人公道的声音也很多，李秀成和洪仁玕可谓不折不扣的政敌，在很多大是大非问题上意见完全不合拍，但对杨秀清的用人却异口同声地认同，李秀成把杨秀清的用人和洪秀全的乱封相对比，得出前者“人心服”的结论，而洪仁玕则在批评滥封官爵现象时感慨杨秀清时代的“令行禁止”。不仅他们，清方的张德坚也在《贼情汇纂》中承认，杨秀清善于选拔“有才能可任使者”，并且“以恩结之”，善于“笼络人心”。

应该说杨秀清的确是有些私心的，或者干脆说，在封建时代但凡用人者都有私心，关键在于，杨秀清对“自己人”的照顾、偏私，还是有一定分寸，所提拔、任用的方面大员，还是更多以能力、资历等方面考量为主。比如他并不愿意石达开在安徽、江西待得太久，但接替石达开的秦日纲、韦昌辉也并不是自己的私党，而是在资历上比石达开略低或略高的人物，至少从表面上看是正常人事安排，且被顶替的石达开仍然在其它方面获得重用；有时他在处理案件时对自己人偏心眼，听到闲言碎语后会及时补救，比如1854年初，卢贤拔和陈宗扬两人因和妻子同房、违反杨秀清的夫妻分居令而双双被捕，结果陈宗扬夫妇被处死，而卢贤拔仅仅革职，大约引来不少议论，杨秀清就在17天后托天父下凡，让女官当众打了自己50大板。虽然女官的力气和胆子大约都很小，这50大板估计连红肿的效果也未必有，但能作出这样的反省姿态，还是很不容易的，比洪秀全的“只有臣错无主错”强多了。更何况，倘撇开“夫妇同居算不算犯罪”这个大前提不论，卢贤拔仅仅和妻子偷偷约会了几回，而陈宗扬夫妇为了瞒天过海，居然想诱奸发现他们底细的另一女官，处罚有轻有重，也不能完全说就是偏私。

不仅如此，有些偏心眼是体制使然，不能全算杨秀清的错。比如封侯，黄维江、林大基这些人爬到罗大纲他们头顶上固然很可笑，但卢贤拔这个冯云山“制礼作乐”的第一助手封侯，原本就名至实归；李俊良在定都天京后固然成了“东王医务办”的负责人，但他的资历却特别老，早在金田起义之初、太平军只有5个军时，他就是排名第一的中军军长，这最早的5个军长目前有姓名可查的有4个，除了后军长黄成德早在广西时就病死外，另外两位即左军长曾锦谦、右军长朱锡锟都封了侯爵，从这点上讲，封李俊良为侯爵，也算不得太说不过去。再说他重用东殿属官管理朝政，让这些人凌驾于王侯将相之上，固然有很多弊端，但根本原因，却是太平天国早期的朝政实际掌握在东王手中，洪秀全不亲自处理政务，因此东王府的六部就成了实际朝政处理部门，六部尚书、东殿承宣等属官当然也就能在朝务上发号施令了。不过这仅限于中枢朝政，一旦“外放”，东殿属官的特权就比不过传统的上下级关系，像厨子出身的东殿户部二尚书侯裕宽，1854年出巡安徽、湖北，就要服从秦日纲、石达开的指挥，黄文金、胡鼎文、涂振兴等东殿承宣出兵安徽、江西时，也要接受胡以晄、石达开、秦日纲等人的调遣，在天京城“锻炼周求”、威风八面的殿左一检点林锡保，外放后只能指挥江西小池口守军的一部，和那些已经排到36名老编制之外的新检点别无二致。他们这些人中有的固然是在杨秀清失势后外放，更多（如侯裕宽、黄文金）却是在东王号令全国时出任方面，但并没有获得特别权威，可见杨秀清的“重用属官”，在很大程度上是“东王负责制”的体制使然。

杨秀清之所以能够让洪秀全以下的太平天国各色人物敬畏、害怕，天父下凡只是一个表象，毕竟广西这个傩术大世界里，有这项特长的人不计其数，何况前面说过，论跳大神的专业水准，杨秀清比萧朝贵差远了，他的专才不在于会扮演天父，而在于会让天父说出别人心中的大小秘密，而且“炯人隐私，无所不中”，周锡能事件被“天父”侦破曝光后，不但众兵将齐声赞颂“天父皇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在”，连即将被处死的周锡能妻子蔡晚妹都叹息“今日真是天做事”——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仿佛真的用一双万能的眼睛24小时顶住你的“天父”，能不让人敬畏么？

他能做到这点，靠得当然不是什么神力，而是耳目和间谍，按照张德坚的说法是“多任心腹，密布私人，罗察群下”，正因为有这个庞大细致的间谍网，他才能随时掌握朝中、军中的蛛丝马迹，然后或者抬出“天父”，或者直接用东王的权威及时作出反应。这种“耳目”针对的不仅仅是军政大事，有时甚至是极小的事情，比如曾是他心腹的李寿春、曾水源，就是在私下听见一个女官发牢骚说“若是东王升天，尔们为官的都难了”，既没有反驳也没有报告，被耳目汇报后，最终被“天父”弄到“大天堂”去享福的。

这种琐屑、隐秘的私人谍报系统，优点是信息又多又快，可以让杨秀清迅速作出应对，及时消灭威胁和隐患。他在韦昌辉部将张子朋激怒水营，“人心欲散”后迅速公开杖责张子朋和韦昌辉，加封水营主将唐正财，确保水军不生变，以及前面提到的卢贤拔事件，都体现了谍报体系的价值，周锡能事件虽然疑点重重，水分很多，但也的确在很长时间里震慑了太平军将士。

但私人谍报体系最大的副作用是“信息泛滥”，上传的消息大多是“小道消息”，真伪丛杂，其中还有些是清方故意散布的，由于是秘密系统，是真是伪，就全靠杨秀清一人判断，这样一来就很容易出问题。比如天京城里最大的清方间谍案——张继庚案侦破后，张继庚本人故意指认大批“广西老贼”为同伙，清方也成心半遮半掩混淆视听，不得要领的杨秀清最终大开杀戒，将张继庚和许多“死党”不分青红皂白一并处死，等省悟“岂有谋反者尽老兄弟”时，许多不该杀的人早已人头落地。据当时在天京城里的张晓秋记载，就连名将罗大纲，也差点因为这套谍报系统的弊端，成为清方反间计的牺牲品，好在这回杨秀清算是及时醒过味来。

写到这，就不能不问一个很纠结的问题——杨秀清的人缘到底如何？若说人缘不好，何以那么多彼此不对付的太平天国大人物，到后来异口同声地怀念他，甚至连置他于死地的洪秀全也不例外？若说人缘好，何以洪秀全要杀他，那么多一直受他节制的文武大员居然一起赞同（至少不反对），他最仰赖的谍报系统，不但未察觉对方如此大规模的密谋，甚至连韦昌辉、秦日纲带兵进城这么要紧的信息，都没能及时反馈？

隋朝的权臣、大将杨素为人严厉，手下将士犯哪怕一点小错都会遭到严惩，甚至惹来杀身大祸，但只要立功，就能获得破格重用，不会被官僚体系或皇帝近臣压制、埋没，因此许多有才能的人一面提心吊胆，一面却争着要往杨素身边凑合，奥妙就在“信赏必罚，人尽其才”八个字上，杨秀清让人又怕又敬，关键同样在这里。

但这样的一个人，可以获得他人的敬重、害怕，却很难得到上级由衷信任，和下级的亲近，春秋时代的失败政客狐射姑就曾经评论他的政敌赵盾，说这位老兄像夏天的太阳，虽然光芒四射，但大家都给晒得恨不能躲开，隋炀帝杨广也在杨素死后直言不讳，说如果这位权臣多活几年，自己恐怕不得不动杀机。杨秀清不但像赵盾、杨素那样把持朝政、独揽大权，而且还装神弄鬼，经常扮演洪秀全的爸爸，《贼情汇纂》、《金陵杂记》、《金陵癸甲纪事略》这些在天京事变发生前就写成的书里，作者都看出杨秀清威胁到洪秀全的地位，甚至连1855年一位在伦敦图书馆里翻阅《太平礼制》的无名华人读者都看得出，当事人洪秀全又不是真的木偶或傻子，能看不出么？杨秀清高高在上，恩威莫测，身边人就算是能力突出的石达开，听见“天父下凡”都要惶恐流汗，既不知道自己哪些隐私被杨秀清察觉，也不知道哪些明明不靠谱的小道消息被杨秀清采信，更不知道“天父下凡”对自己是福是祸，少开口、多点头就成了自保的本能做法，再加上“君君臣臣”的传统，可以说，一旦洪秀全动了杀机，而杨秀清却没有，天京事变的结果几乎是注定的。

然而一旦太阳陨落，寒冷和黑暗又会让已不再恐惧“天父惩罚”的人们重新怀念起阳光的温暖来。李秀成在8年后仍然怀念杨秀清不已，但倘杨秀清真的活到1864年，他恐怕会是另一种说辞。甚至洪秀全也不例外，他要杀杨秀清是真的，但杀过之后又要缅怀、纪念，也不完全是政治权术，“尔我非东王不能至此”，应该就是句发自肺腑的大实话——虽然杨秀清活着让他很别扭，但杨秀清真的没了，面对内外交困的惨淡局面，却着实让手忙脚乱的“专制的天王”觉着很辛苦。

1856年的那些事

不论对于太平天国或杨秀清而言，1856年——或者咸丰六年、太平天国丙辰六年，都是充满了戏剧性和转折点的一年，是盛极而衰、大喜大悲的一年。

这年开始的时候，太平天国的形势还比较微妙：扫北军早已覆灭，消灭清朝暂时已不可能；安徽战成相持局面，安庆固若金汤，但芜湖久攻不克，庐州（合肥）得而复失；湘军水师因一年前的湖口之败，被切割成长江、内湖两部分，元气大伤，但太平军水师先后损失近万艘船只，补给困难，江面优势已被从广东增援来的清朝红单船水师夺取；江西形势喜人，翼王石达开夺取8府42州县，收编了几万精锐的天地会“花旗”，把曾国藩团团围困在南昌，但湖北却被反攻的湘军胡林翼部占了上风，武汉三镇渐渐又成了孤城；在天京周围，上海的小刀会已经失败，扬州也丢了很久，镇江、瓜洲被清军团团围困，甚至天京城本身，也被江南、江北两座大营包围着。

出现如此胶着的战局，关键在于双方都难以在任何一个战场集中足以彻底压倒对方的绝对优势兵力，不得不在每个战场不死不活地对耗。相对于清方，基本处于内线作战状态的太平军显然更被动，因为后者显然更难聚拢一支有相当战斗力的机动部队，投入到最关键的战场，从而打破力量平衡。

然而在1856年初，杨秀清似乎找到了这支机动部队，也找到了投放这支机动部队的切入点。

这支部队便是在皖北地区活动的陈玉成、李秀成、涂振兴、陈仕章、周胜坤部，这5人都是自1853年定都后，经历多次战役成长起来的新生代战将，所率领的部队是太平军中较有战斗力的，又汇合了刚刚投奔归附的原捻军李昭寿部，这支捻军军纪不佳，但战斗力是很强悍的。当时清方估计，这些太平军集结在皖北，是为了收复庐州，不能说杨秀清一开始没有这样的想法，但随着战局演变，他开始为这支难得的机动部队寻找更合适的战场：镇江。

尽管庐州也很重要，但攻打庐州，只能调动安徽、河南地方军，和一部分江北大营的人马；与之相比，镇江和江北的瓜洲是运河与长江的交汇处，也是天京的东大门，对清、太双方都关系重大，这座城原本由罗大纲驻守，但主力已被抽调反攻芜湖，他本人也受伤不治，只剩下吴如孝所率领的少量人马死守，被从上海凯旋的清江苏巡抚吉尔杭阿部会同江南大营援兵围得水泄不通，如果不增援，陷落只是时间问题。但正因此地至关重要，一旦太平军有大动作，清江南、江北大营势必连动，届时就极可能出现有利于太平军的战机。

1856年2月，皖北太平军悄悄从天京以西江面渡江，经栖霞、龙潭，绕过天京城和江南大营，直奔镇江杀去。这支人马的5员将领都是丞相，其级别已经超过扫北军（3丞相1检点）和扫北援军（3丞相），不仅如此，杨秀清还特意派出刚刚复职的顶天燕秦日纲统一指挥，可以说，这是定都天京以来，太平军在一个战役方向所派出的最强大阵容。

如此浩大的阵势，清方自然不敢怠慢，原本围攻镇江的副帅余万清撤围堵截，江南大营头号悍将张国梁也从东路追堵，两支生力军在句容仓头、下蜀、高资等地苦斗一个多月，最终靠着陈玉成单舟冲入镇江，太平军内外夹攻，击破了围城的吉尔杭阿，并打退了增援的张国梁部。

接下来的一步出乎所有清方将领的意外：太平军并没有凯旋，也没有扫荡镇江外围残敌，而是径直渡过长江，在太平军江北唯一据点——瓜洲登陆，然后杀向清江北大营驻地扬州，措手不及的江北大营主将托明阿连吃两个大败仗，不得不丢掉扬州城和土桥、三汊河两个经营多年的据点，向西南溃退到蒋王庙一带。

太平军打败吉尔杭阿、张国梁是4月2日，当夜就渡江，3日破土桥，5日破扬州，很显然，这是杨秀清早就筹划好的战役，否则兵力调度、船只准备，都不可能如此得心应手。

接下来的计划，杨秀清似乎并没有想好，他派出一支人马渡江占领江浦，而于此同时，秦日纲部太平军分出周胜坤守江南的仓头清军旧营，让吴如孝回镇江，主力则沿江东进，在4月中旬占领浦口。

许多军事史著作都认为，杨秀清是打算让秦日纲部从江浦、浦口渡江凯旋，但仔细推敲就可以发现，并非如此。

江浦、浦口占领后，秦日纲部和天京援军已经汇合，从16日占浦口，到22日失守，中间长达6天时间，足够全军渡江至下关回京，但秦日纲部却安安稳稳地呆在原地不动，说他们想从浦口回京于理不合，说他们后来因渡江路线被切断而被迫东返，则更说不通。

让我们看看此时清方做了些什么。

4月6-10日，清军江南大营主力张国梁部，江苏省兵主力吉尔杭阿部一直在忙着和留守仓头等地的周胜坤部作战，最终周胜坤战死，余部由哥哥周胜富率领撤入镇江城；16日，得知江北大营失利、浦口失陷，江南大营主将向荣在咸丰的催促下，又急忙将张国梁部抽调渡江，这支江南大营主力果然不含糊，在4月22日和27日先后收复了浦口、江浦。

尽管看上去势头不错，但原本合在一处的张国梁、吉尔杭阿两部已经被拆散，最精锐的张部也疲于奔命，而秦日纲部却获得了宝贵的10天休整。不仅如此，4月8日，也就是秦日纲部占领扬州后第三天，江西太平军石达开部约3万人分三路进入皖南，开始向天京外围靠拢，并直接威胁江南大营的后方基地宁国。这一举措不但进一步分散和疲敝了清军（张国梁部就因为宁国告急，而不得不在收复江浦当天匆匆渡江增援），也让太平军在天京-镇江主战场上的兵力更加集中。很明显，这又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大战役规划，其最终战役目标，就是从广西一路追到天京的清军主力——江南大营向荣部，而能下如此一盘大棋的没有别人，只能是主宰太平天国军政大权的杨秀清。

4月底，秦日纲部开始向东进军，在没有太多阻力的情况下却兜兜转转，直到5月27日才从瓜洲渡江，返回镇江城外的金山，而在此期间，石达开部连克太平府、宁国府，进军天京城南的重要据点秣陵关，迫使向荣不得不让张国梁带重兵抵御，疲于奔命，镇江外围的吉尔杭阿部成了一支孤军。

6月1日，秦日纲、吴如孝部猛攻困守高资烟墩山的吉尔杭阿部，经过连日会战，先后击破吉尔杭阿、虎嵩林、余万清等部，杀死八旗副都统绷阔、江宁知府刘存厚，迫使吉尔杭阿自杀，并在6月13日回到天京近郊。

秦日纲等人或许并不知道杨秀清全盘计划，他们认为救援镇江的任务已超额完成，转战4个多月的人马早已疲惫不堪，理应回天京休整。没想到他们接到的是杨秀清劈头盖脸的一道严令：攻破江南大营，否则不许回城。

这时天京城外的重镇溧水已被石达开攻克，天京城里的太平军也已经出城扎营，原本包围天京的江南大营，此刻反成为太平军反包围中的一步死棋，外围友军都已战败，据点也大部分丢失，主力张国梁部早已是强弩之末，在秦日纲等人看来，不许回城也许是不近情理，但对于杨秀清，恐怕早已是成竹在胸了。

6月20日，秦日纲、石达开和天京太平军分4路猛攻江南大营，仅一昼夜就将向荣全军击溃，次日向荣被迫放弃孝陵卫等地营盘和要地句容，退守丹阳。杨秀清随即派秦日纲等追击向荣，石达开回援武昌，北王韦昌辉等进军江西，8月9日，向荣在丹阳城中气愤忧闷而死，太平天国达到国势、军势的顶峰。

然而这种巅峰势头只维持了不到1个月：8月底，在丹阳、金坛受到小挫的太平军竟放弃攻势，以至于清方吹嘘，他们击毙了太平军主帅秦日纲；于此同时，江西、湖北的两路太平军，也忽然变得行动迟缓。

真相很快就大白于天下：杨秀清死了，死于1856年9月2日的天京事变。

关于天京事变，各方的记载出入很大：

《金陵省难纪略》、《金陵续记》等都说杨秀清飞扬跋扈，使得忍无可忍的洪秀全密令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等人设法除掉杨秀清，这些记载和李秀成的供词都认为，杨秀清逼洪秀全封自己“万岁”，惹来杀身之祸，但和其他几位不同，当时在句容、金坛前线的李秀成坚持认为，洪秀全本人没参与密谋，是石达开、韦昌辉、秦日纲三人“大齐一心”合计的结果；被一些人认为参与了杀杨密议，但事发时远在湖北的石达开则称，杨秀清性情高傲，洪秀全为激怒韦昌辉等人动手，故意加封杨秀清万岁，结果韦昌辉等人果然发作，把杨秀清杀了。

各家记载都说有“封万岁”的事，只是有杨秀清逼封、洪秀全故意加封两个版本；密议杀杨的版本则更多，有认为系洪秀全主使，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参与的，也有认为洪秀全或石达开未直接参与的，记载者既有当时人（如涤浮道人）也有被认为相当严谨的后来人（如李滨），既有太平军方面的人，也有根据目击者口述写作的外国人（如根据爱尔兰雇佣兵肯能口述而写成并流传至今的3篇报道），但事实真相究竟如何？

杨秀清“性情高傲”显然是毫无疑问的，他有强烈的权力欲，对洪秀全百般压制，也是无争议的事实，但他是否逼封过“万岁”，目前的说法，其实都来自一个信息源——洪秀全。

唯一记载“逼封”日期的是李滨《中兴别记》，称8月22日逼封，9月23日（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八月十七日）杨秀清生日当天正式加封，但李滨自己的记载称，他在同治六年（1867年）才十三岁（其实应该是实岁12），《中兴别记》出版于清朝灭亡前一年的1910年，天京事变发生时，这个土生土长的南京人只有两岁或三岁，很显然，他的记载不能作为一手资料。而其它记载者都直接或间接来自杨秀清死后、洪秀全方面的说辞，只能说，杨秀清是否封万岁，是主动逼封还是洪秀全故意加封，仍然是个未解的谜团。

是否有密议，洪秀全是否参与密议，有不同意见的是李秀成和石达开，但从韦昌辉、秦日纲几乎同时秘密回京，朝臣领袖陈承镕亲自接应，以及“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杨秀清竟然毫无防备等事实可以断定，洪秀全正是杀死杨秀清的主谋，没有他的调度，这些人就算有杀杨的胆子，也不敢互相串联，同时动作，更不可能如此成功地瞒天过海，在杨秀清眼皮底下磨好屠刀。

李秀成并没随秦日纲回天京，事发整个过程都不在场，他的说法显然是洪秀全的官方版本，没有洪秀全这个主谋毫不足奇；石达开否认存在密议，则有两个可能，要么他事先被排除在密议之外，要么他为了撇清自己，索性连密议也矢口否认了。顺便提一句，《天父圣旨》这部“杨秀清语录”最后一条，纪录于丙辰六年七月初九，即杨秀清被杀前18天，说“秦日纲帮妖，陈承镕帮妖，放煷（火）烧朕城了矣，未有救矣”，被发现后曾为许多人认真解读，或以为可以借此判断事件责任人，或认为是杨秀清打击、迫害秦、陈的证据，但必须看到，这部“语录”是事变发生多年后，已为杨秀清平反、急欲掩盖此事的洪秀全亲自主持出版，这句“天话”与其说是杨秀清说的，毋宁说是“洪秀全希望杨秀清说的”，意在撇清天王自己而已。

如此一梳理，天京事变的脉络就很清楚了：被攘夺了权力的洪秀全对动辄借“天父下凡”威胁自己地位的杨秀清忍无可忍，表面继续推崇，暗中却与韦昌辉、秦日纲、陈承镕（可能还有石达开）等朝中大员密议，趁太平天国刚获得空前大捷、杨秀清志得意满放松警惕之际，利用陈承镕掌握城门钥匙的便利，悄悄将韦昌辉、秦日纲等人及其心腹亲兵召回天京，用突袭的手段杀死杨秀清全家和许多亲信。

《金陵续记》称，是韦昌辉亲自指挥了突袭东王府的行动，当场被杀者包括东王父子、家丁27口、“伪王娘54口”以及“掳禁服侍被奸有孕”的其他侍女，随后的记载虽然众说纷纭，一些绘声绘色的描写，如“苦肉计”、“鸿门宴”和东殿-北殿内战等，都未必属实，但太平天国骨干、重臣成批死于此役是确信无疑的，可以确认在事件中被杀的，包括补天侯李俊良、助天侯刘绍廷、翊天侯吉成子、扶天侯傅学贤、东殿吏部二尚书侯谦芳，可能死于此役的，还有前镇国侯卢贤拔等多人，《金陵省难纪略》称整个天京事变为韦昌辉等杀死的太平天国骨干超过两万，可能夸大，比如当时因杨秀清过于托大，派到各地带兵的杨姓国宗，有记载被杀的，仅有安庆的一例（主使者是洪秀全的近亲张潮爵），而《金陵续记》称，有大批东殿出征将官被调回处死，但从史料中可知，不但东殿承宣黄文金、胡鼎文等关系较疏远的东殿部属安然无恙，和杨秀清关系密切的李寿晖、李寿春兄弟，甚至“民愤很大”的林锡保，都同样幸免于难，然而在京的大批东殿属官、朝臣及其家属遇害，随即韦昌辉杀死石达开全家、洪秀全重施故技暗算韦昌辉、在石达开“靖难”压力下处死秦日纲和陈承镕等一系列后续事件接连发生，太平天国的全盛期就这么刚刚开始便戛然而止，刚到达个人成功巅峰的杨秀清，也就这样死于非命。

洪秀全是打着“天父次子”、“天生真主”的旗号起家的，杨秀清这个“天父代言人”是他一切光环的基础，不论出于何等原因，亲手打碎这一光环的后果只能是“江山打不通”，从此丧失神秘感和号召力，沦为孤家寡人。

而自炫精明的杨秀清，明知“天父”是假的，却沉醉于这种百试百灵的廉价政治幻术，既不愿还政于洪秀全、分权于诸王和大臣，又不愿索性抹下脸皮篡位，在这种不进不退的尴尬局面中又“性情高傲”，最终令上至洪秀全、下至普通朝臣人人自危，耳目众多、神通广大的太平天国第一人，最终竟死于暗算偷袭而不自知，实在是莫大讽刺。

他是个奢侈铺张的人，据说连洗脸盆都是金的，出门时总带着如耍龙灯般的超级仪仗队，坐轿和睡床据说是玻璃做的，可以蓄水养金鱼，至于“东王好色”，也是丝毫不假，从他被害时有如此数量的“王娘”和编外王娘殉葬，和郑重其事到处贴布告寻访眼科大夫可知，他因为“纵欲过度”导致眼疾复发、一目失明的传闻，是有很大可信度的。不过对于一个政治家而言，奢侈或好色都不算最大的错误，身为一国军政的主心骨，却始终不能建立起一个符合时代水平的稳定政治、法律制度，刑赏任意，文武不分，正常的城市商业制度被打破，甚至城市家庭生活也一度被强行中断，于此同时，洪、杨等几个“神人”却可以广拥妻妾，坐享富贵，这样一个政权无论如何都是畸形的、非常态的，即使得势于一时，也终究难以持久。

杨秀清并不是个刚愎自用的人，他也曾或及时、或不及时地调整过各种政策，如改“天下田皆天王之田”为照旧交粮纳税，改夫妻分居为夫妻团聚，修改文化政策，改变操之过急的军事战略，从而扭转西征战局并击溃江南、江北大营等，然而他和洪秀全矛盾的激化，最终导致天京事变在其事业巅峰爆发，令其再无自我修正的任何机会，随之重掌大权的洪秀全性格偏执、暴烈比杨秀清有过之而无不及，才能、胸襟和眼光却远不及杨，太平天国这支《神曲》，也自然只能是越来越曲高和寡、无人倾听了。

从东孽到东升

杨秀清死后曾被贬为“东孽”，但这种“妖魔化”的趋势很快就被叫停，随着韦昌辉的被杀，打着“为杨秀清报仇”旗号“靖难”的石达开回朝辅政，杨秀清的评价问题似乎被悬了起来，既没有继续贬低，也没有就此平反，杨辅清、杨宜清等东王直系仍然各处漂泊，不敢回朝。

但这种趋势随着石达开的出走，和洪秀全任用亲戚尝试的失败，在几年后得到扭转。1858年11月，英国特使额尔金率舰队进入长江，洪秀全在给额尔金的诏书中复述了东王代天父传言的神话，并以“期至朝观遭陷害，爷爷圣旨总成行”的含糊语言敷衍交待（或者干脆说推卸）了杀死杨秀清的责任，将他的死和乙荣五年（1855年）八月二十七日的一次“天父下凡”牵强附会地联系起来，还令人瞩目地首次明确承认，杨秀清是上帝的第三子、自己和耶稣同父同母的亲弟弟；次年天历十月初七日，洪秀全颁布诏书，宣布将每年三月初三定为“爷降节”，纪念杨秀清的首次“天父下凡”，每年七月二十七日为“东王升天节”，纪念杨秀清的“升天”；庚申十年（1860年）九月十三日，托幼天王名义加封杨秀清伯父杨庆善“爵同南（和冯云山地位待遇一样）”，三十一日，同意为杨秀清修建“正九重天廷”；十二月二十七日，宣布从今以后“内外本章”只许盖幼东王一个人的印，干王洪仁玕和“一概金印”都不许再盖，次年二月二十一日“永定印衔”，东王获得了“传天父上主皇上帝真神真圣旨圣神上帝之风雷劝慰师后师左辅正军师顶天扶朝纲东王”这长达37个字的头衔，可谓煊赫已极，甚至杨秀清生前，也未能攀上如此堂皇的“神人双高峰”。

正如王庆成先生所剖析的，太平天国这个神权国家，洪秀全这个教主君王，其君权的依据，除了洪秀全自己早期那个升天幻梦外，主要依靠的便是杨秀清、萧朝贵，尤其是杨秀清的“代天传言”，甚至洪秀全的幻梦也要依靠“天父天兄”亲口证实才有说服力，尽管他们借这个特权玩弄洪秀全于股掌，攘夺了军政大权，但也确实让洪秀全的天王地位获得了神圣的光环，没有这一光环，所谓“天王、幼天王”便缺乏君临天下的理由，洪秀全的上帝教也难以自圆其说，因此不管洪秀全内心有多痛恨、害怕杨秀清，他都不得不最终给杨秀清平反，并连本带利地奉还那些曾被他剥夺的神圣头衔。

不仅如此，1858年以后的杨秀清，已经是一个死人了，虽然他表面上有儿子、有众多兄弟，但幼天王杨天佑其实是洪秀全的亲儿子洪天佑，甚至过继给杨秀清后连姓也没全改，被洪秀全称为“天佑子侄”——一半儿子、一半侄子，而杨辅清等人实际上都不是杨秀清的血亲，且虽然官职不低，但在后期军政体系中始终处于边缘化的地位，杨辅清虽然做过中军主将、辅王和军师，算是后期官爵最显赫的人物之一，但如此高官却连块巩固的地盘都没有，也从没获得入朝辅政的恩典。对这样的一个“天弟”，当然是再怎样加封、颂扬，也毫无政治风险了，正因如此，“天佑子侄”这个不到10岁的“东王继承人”，自辛酉十一年（1861年）四月二十七日首次出现在诏书上起，就一直大摇大摆地排在满朝权贵的第一名，而在大约同年或稍后颁布的“朝天朝主图”上，太平天国前10位权贵的排名为“爷哥朕幼光明东西长次”，其中“爷哥”分别为上帝、耶稣，属于神；“朕幼”是洪秀全、洪天贵福，属于君，“光明”则是洪秀全的三子洪天光、四子洪天明，东王赫然排在上述六位之后，洪秀全两个哥哥之前。表面上看，这是在推崇杨秀清，实际上还是“自家把戏”：所谓“幼东王”，本来就是洪天光、洪天明的五弟，紧排在光明两人之后，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

有一则口碑记载，杨秀清的幼子杨丙照被天地会众、评书艺人王春乔和杨秀清的族妹、东殿女官杨水娇所救，后来改名屠丙昭，隐姓埋名，在杭州、萧山定居，其子孙直到民国，才因杨水娇的披露而获知此事。杨水娇此人，史料和太平天国官书中都有记载，而杨秀清喜欢结纳天地会人士也是事实（他连宗结拜而来的杨姓国宗中就有好几个天地会来历的），尽管这件事真伪莫测，但许多线索都能和史实合上拍，可信度是有一些的。

有专家质疑，杭州曾两次被太平军占领，那时王春乔还活着，为什么不带杨丙照“归队”？并以此推断是“后人编造的故事”。笔者以为，这个细节非但不能证明故事是编的，甚至可能恰能说明这故事也许确有其事——洪秀全褒扬“升天”的杨秀清，说到底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皇位；重用人间的幼东王，则是因为这位“杨天佑”实际上是“洪天佑”，倘若凭空跑出个正宗东王骨肉杨丙照来搅局，岂不要坏了大事？想来倘真有王春乔、杨水娇藏匿杨丙照之事，他们非但不敢出头，反倒会赶紧找机会搬家，以免这位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的杨丙照，成为明末清初那个逃到南京、让那位弘光皇帝手忙脚乱的“崇祯朝太子”翻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