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阿拉伯之春”的兴衰，叙利亚内战的连绵，“伊斯兰国”（ISIS）的兴起，以及也门“小国际战争”的持续，曾被公认为“中东永恒热点”的巴勒斯坦问题，一时间仿佛被世人所遗忘了。

然而一件可能将被证明是历史性甚至里程碑性的大事，就在这一片冷漠中悄然发生了：哈马斯修改了自己章程。

众所周知，哈马斯（HAMAS）一直坚持与以色列为敌，拒绝承认以色列的存在，坚持采用包括武装袭击甚至“无差别袭击”等手段攻击以色列军民目标，并因此被美国及其盟友定性为“恐怖组织”，更是以色列多次军事行动的打击目标。自2006年以来，哈马斯和巴解（PLO）主流派——法塔赫（Fatah）间矛盾激化，并于2007年兵戎相见，巴勒斯坦“内战”的结果，是哈马斯完全控制了沿海、濒临埃及的加沙地带，却付出了被排挤出国际普遍承认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和约旦河西岸的代价，原本就支离破碎的巴勒斯坦实际控制区，也因此经历了近10年的分裂。而哈马斯-法塔赫间的对立、冲突固然成因复杂，但最主要的“台面上”理由，就是双方对所谓“1967年线”的分歧。

所谓“1967年线”，指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后，由1967年11月22日联合国安理会第242号决议所规定的以色列必须撤至的位置，即1967年6月4日以色列实际控制线。这条线在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后、1973年10月22日通过的联合国安理会第338号决议上获得重申，此后又被一系列安理会相关决议和国际条约所认同，1994年实际行使管辖权、被144个主权国家所承认的“巴勒斯坦国”，其边界便以这条“1967年线”划定。“巴勒斯坦国”的合法行政当局，是由巴解主流派——法塔赫所控制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后者自然也承认这条线的边界意义。

但哈马斯却坚持认为，“1967年线”相较巴以分治（1948年）时的领土划分，巴勒斯坦方已丧失大量土地，且属于巴方的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还被分割成不相连接的两块。不仅如此，按照巴解成立时的章程，“以色列国”就根本不该在巴勒斯坦（指古代地理含义上的概念）土地上存在，1988年通过的《哈马斯运动章程》上明白写着“巴勒斯坦国的领土，从约旦河西岸直到地中海之滨”。哈马斯称，原本巴解组织在这个问题上和自己的立场是一致的（这是历史事实），但1993年《奥斯陆协议》后巴解“背叛”了这一共识，自2007年纳布卢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驻地）-加沙“分家”，哈马斯用于号召巴勒斯坦内部支持者、争取中东世界同情者的精神支柱，也正是这个基于“不承认1967年线”的“不再是共识的共识”。照其支持者的解释，哈马斯的这一主张才是巴勒斯坦抵抗运动最“接近本色的主张”——很显然，这大抵符合历史，却未必合乎时宜。

从某种意义上，“不接受1967年线”对哈马斯而言象征着“坚持正确路线”，咬住这一点，他们就可理直气壮地将纳布卢斯斥为“僭伪”，把自己标榜为“正统”，反之则意味着近10年的文争武斗以事实上的失败而告终，意味着主动放弃那面在部分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眼中仍然是“绝对政治正确”的抵抗大旗，其政治代价恐怕注定是沉重的。许多人曾以为，哈马斯或许永远都未必有勇气迈出这一步。

然而这一步就在2017年5月1日迈出了：这一天哈马斯用英文、阿拉伯文发布了一份长达42款的“哈马斯运动章程修正文件”，在文件中明白指出，“以1967年6月4日实际控制线为边界、在这一边界范围内建立一个完全独立、主权的，以巴勒斯坦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是全体巴勒斯坦人（当然也包括哈马斯自己）的共识”。

尽管该文件并未明确删除“章程”中“从约旦河西岸直到地中海之滨”的措辞，甚至文件的希伯来语版本和英、阿语版本措辞也大相径庭，但正如一些分析家所指出的，这“实际意味着迂回、含蓄、变相承认了以色列的存在，和以色列人在地理范畴的巴勒斯坦土地上生存权”——而如前所述，不承认这一点原本是哈马斯的“路线纲领中之纲领”。

之所以如此，实在是时事逼人。

当初哈马斯之所以敢独树一帜，不惜武力分家，所恃的是巴解方面力量的分散，和自己在中东“反以大家庭”的广泛人脉：在巴解方面，由于80年代黎巴嫩战争后“人阵”、“解阵”等六七个组织脱离巴解，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另立“巴勒斯坦民族拯救阵线”（PNSF），加上自治机构成立后长期遭以色列封锁，实际控制的约旦河西岸国际通道受制于人，政治、经济上都处于弱势，其最大的号召——建立“巴勒斯坦国”又由于美、以的拖延、阻挠而显得遥遥无期；在自己这一边，哈马斯原本就脱胎于埃及历史悠久、分支遍布全球的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所控制的加沙地带南连埃及“特殊领土”西奈半岛（虽然主权归属埃及，但由于《戴维营协议》限制埃及在西奈半岛部署军队、武器，加上埃及-加沙边界千疮百孔，彼此间实际上畅通无阻，加沙又有一段海岸线，在“阿拉伯之春”爆发前，土耳其出于种种考虑，不断派遣“民间船只”以“人道主义”救援名义，向哈马斯输送各种补给，而沙特控制的“海合会”则左右逢源，法理上承认纳布卢斯，私下里却给哈马斯不少“实惠”，北面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更和哈马斯遥相呼应（尽管两家分属什叶派和逊尼派，理论上应该势不两立）。

从这些因素不难看出，哈马斯在2007年和法塔赫闹翻绝非偶然——2008年“阿拉伯之春”就爆发了。

然而正是“阿拉伯之春”的潮起潮落，将哈马斯置于尴尬境地。

随着“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秋”，曾经是哈马斯最坚实倚靠的埃及方面，一度上台执政的穆兄会乐极生悲，在2013年“8.14”事变后被“打回原形”，取而代之的塞西（Abdel Fattah al Sisi）政府转而对哈马斯持不友好态度，并加强了对西奈半岛上亲穆兄会极端组织“安萨尔教法团” （Ansar el-Charia）的打击，“加沙-西奈通道”不再如以往般畅通；在北面和海上，随着叙利亚局势的复杂化，大马士革的各路原巴解反对派分化为亲巴沙尔、反巴沙尔两派“对掐”，真主党应伊朗号召北上救援同属什叶派的大马士革当局，无心再南下骚扰以色列，ISIS兴起后，“安萨尔教法团”宣布归顺为ISIS下属的“西奈省”（Province Sina? ），这显然更让哈马斯左右为难。不仅如此，叙利亚问题的发酵，和自身“修宪”努力的牵扯，让一度热衷于对加沙“人道救援”的土耳其意兴阑珊。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令曾十分“抗击打”的哈马斯，颇有些力不从心之感。

另一方面，一度被许多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轻视为“扶不起阿斗”的巴勒斯坦自治机构及其领导人阿巴斯（Mahmoud Abbas），却在外交上获得了一个又一个突破：2011年10月31日它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而首次以独立主权国家身份加入了一个联合国机构；2012年11月29日，联大又不顾美国强烈反对，以压倒性结果通过67/19号决议，接纳巴勒斯坦成为“非会员观察国”——虽然“非会员”，但毕竟是“国”了。在这些突破努力中，阿巴斯及其同僚表现得既坚持原则（敢于抵制美以的压力），又灵活机动（积极争取国际同情，并成功说服了许多美国的盟友），在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世界的公信力、号召力都稳步上升。

在这种情况下阿巴斯仍然希望“巴勒斯坦人内部的问题最好私了”，近年来不断递出橄榄枝，哈马斯也不得不审时度势。3-4月间，哈马斯自2007年来首次重新参加了约旦河西岸的立法选举，这被一些嗅觉灵敏的观察家判定为“哈马斯可能妥协”。4月27日，在约旦河西岸大学选区立法选举中，法塔赫赢得总共31个议席中的19个，哈马斯只获得11个（另一个被左翼党夺取），而大学区历来是哈马斯支持者云集的地盘，这样明显的信号，哈马斯决策层自然看得见。

5月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在白宫会晤阿巴斯，商讨重启巴以和平问题，哈马斯抢在这次会谈（特朗普上台后首次会晤巴勒斯坦领袖）前宣布承认“1967年线”，自然别有用意。

对于哈马斯的转变，法塔赫方面表现出乐于配合的姿态，但美国和以色列就不见得了。

在5月3日的会谈中，特朗普对哈马斯的最新重大政策转变视若无睹，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的新闻发言人凯斯（David Keyes）则索性发表了一份声明，称“绝不相信以挖洞、发射火箭弹偷袭以色列平民者的谎言”。

美国、欧盟和以色列至今不愿改变对哈马斯“恐怖组织”的认定，美以甚至一直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试图与哈马斯和解的努力表示不满，并屡屡干扰、阻挠，哈马斯的“转变”对其重返巴勒斯坦政治舞台中心有利，但对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究竟有何影响，却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

不仅如此，以色列的回应虽然粗暴生硬，但并非没有同情者——事实上在以往历次以色列和哈马斯间打交道历史上，各种各样的协议、“共识”也达成过不少，但几乎无一例外“不得好死”，且近乎清一色是被哈马斯单方面撕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