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峰会的烟花在中国北京郊外雁栖湖畔璀璨绽放、29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多位国际组织负责人和130多个国家约1500多名各界代表荟萃一堂之际，许多仔细的观察家发现，和中国拥有漫长边界线的印度成为主要经济体中唯一的缺席者，更有人进而观察到，近日来印度官方一方面不断“吐槽”中国的“一带一路”，或表示“我们不上当”，或提出一些令人费解的要求，另一方面却高调力推与日本联手的“自由走廊”（Freedom Corridor）计划。

说起来“自由走廊”计划并不新鲜：2016年11月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访问日本，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所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就首先提到“自由走廊”，其走向是“从亚太至非洲”；日前印度财长贾特里（Arun Jaitley）访日，双方又就这条“走廊”密集磋商。从非洲传来的消息称，5月24日，印度和日本两国财长将出席在艾哈迈达巴德举行的、针对印日基础设施联合开发项目投、融资的联席会议，非洲开发银行各观察员国也将出席，印度《商业标准报》索性将之称为“印日版‘一带一路’”，并称两国将以此为依托，和“中国版‘一带一路’相抗衡”，一些印度媒体甚至纷纷赋予“自由走廊”以诸如“对中国所主导的洲际发展规则说不”、“更加民主的一带一路”等“附加概念”。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对莫迪政府拒不出席“一带一路”峰会，印度许多媒体和观察家都表示了批评和不满，这其中不仅有主张印度积极加入“一带一路”者，甚至也包括许多此前并不赞成印度加入的人士，前者固不待言，后者之所以也发生批评，是认为“即便不加入，也要弄清楚除印度外几乎所有主要经济体都参加的国际论坛，究竟在讨论些什么”。

这个“除印度外都参加”，实际上就已经让《商业标准报》“‘自由走廊’是印日两大‘对中国说不’经济体的联合宣言”说法摇摇欲坠：日本几经摇摆，终于在最后一刻（5月12日）决定出席“一带一路”峰会，此后甚至还放出“有条件考虑加入亚投行”的风声，这固然不会影响其在“自由走廊”上齐头并进，但无疑会让持“‘自由走廊’就是用来对抗‘一带一路’的”想法的部分两国及两国之外人士，感到有些怅然和不知所措。

正如许多分析家所言，印巴“自由走廊”存在许多不明朗的地方。

首先，“自由走廊”强调“从亚太到非洲”，却将重心放在印度洋上的一些“跳板”和“节点”上，虽也强调基础设施，但着力点仍然是这些仅靠海空航线链接的“中转站”，而走廊“落脚点”非洲所急需的基础设施、工业化发展等，不论日本或印度都绝口不提。

其次，“一带一路”东西横亘，水陆相连，按现行汇率结合IMF数据计算，未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占世界经济增长比重的46%，与之相比北美为24%，欧盟仅10%，如果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则更分别为58%、13%和11%。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GDP占全球总量27.5%，略低于北美的28.1%，高于欧盟的21.8%，彼此间存在极强的经济互补性。与之相比，“自由走廊”的两个“主推国”日本和印度均不能同时扮演“大进”和“大出”的角色。“带、路”也好，“走廊”也罢，说到底是用来跑货（当然包括有形的商品和无形的服务及知识产权等）的，货不能“有来有往”，“走廊”又断续跳跃，岂不吃力？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自由走廊”所经过的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同时和中国保持着密切的经济往来，即将赴艾哈迈达巴德出席会议的非洲各国，今年都要和中国在不止一个平台上聚会、商谈，让它们“两头赴宴”毫无问题，“二选一”是几乎没人愿做的。

事实上，“自由走廊”最大的命门，正在于其酝酿过程中带有太多对抗、干扰考量——印度不希望中国把“一带一路”延伸到印度洋，抢了印度的“主场”，尤其不乐意看到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密切合作，而日本则不希望“一带一路”让自己边缘化，更不希望支持“一带一路”的亚投行抢了自己为主导的亚开行好戏——一个将基础建立在“破坏他人”而非“营造自己”上的项目，又如何能立足稳健？

从雁栖湖畔的盛会可知，“一带一路”的概念不仅吸引了许多国家，也让包括美国甚至日本在内更多国家开始转持“不能阻挠还不如积极参与”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倘“自由走廊”继续走既定道路，很可能演变成高不成低不就、既不通也不联的“半带半路”。

这并不是说“自由走廊”就注定不能成功。

事实上“一带一路”并非一个排他的方案，就在“一带一路”论坛峰会闭幕当天的记者会上，习近平主席表示，中国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时将遵循“三不搞”（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搞政治议程、不搞排他性安排），加上稍早圆桌峰会上习近平主席“不画地为牢，不设高门槛，不搞排他性安排，反对保护主义”的表态，实际上表明了中方的态度——“一带一路”不仅可以接纳日本、印度等国家，也并不排斥和“自由走廊”并存。

正因如此，其实只要去掉“对抗、抵制、干扰”的心结，印度、日本及其“自由走廊”，未尝不可和“一带一路”间达成双赢的最佳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