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舞矛盾：“输出不够”是关键

洛阳市王城公园篮球场“打篮球小伙”和“广场舞老人”互不相让、最终导致公园管理方关闭篮球场的“双输”结果，引来人们纷纷议论。

绝大多数议论者认为，篮球场顾名思义应该是打篮球的地方，老人此举有鸠占鹊巢之嫌，管理方对双方争执不能秉公处理，一锁了之，是一种懒政。应该说，这种意见是有道理的。据了解，王城公园那块篮球场有几十年历史，是当地几代居民打篮球的公共场地，开展篮球运动的历史，恐怕比洛阳流行广场舞的历史都长，虽然只是社区普及型的“两块板、一片水泥地”的场地，但毕竟也是块准专业的篮球场地，场地空着别的项目来活动不妨，但有人打篮球就另当别论了。

但有人进而对老人跳广场舞冷嘲热讽，甚至说“坏人变老”，就显得有些刻薄——什么人不会变老呢？广场舞虽然有种种缺陷，但毕竟是一项适合普及的老年锻炼项目。王城公园和居民社区有一定距离，倘不是挤占了篮球场，应该说，老年人还是选择了一块相对不扰民的场地来自娱自乐。

其实近年来随着国人的足迹“全球化”，广场舞这项运动也从国内跳到国外。笔者住在加拿大大温哥华地区，所住的郊区这几年夏天都已出现了跳广场舞的“大妈团”，人数不断扩张不说，还逐渐加入了许多非华裔的大爷大妈，有时候领舞的华人大妈没到或迟到，西人或印度裔大妈便会自动替补，载歌载舞跳得煞有介事。

尽管“广场舞大妈”们动静同样不小，但几乎从未引发“围观群众”不满，有人直言“怪怪的”，但同时表示“他们有他们的自由”，还有当地小伙子表示，既然自己可以在街头健身场地遛坡道滑板、跳街舞，大妈们当然也可以跳广场舞，“谁也不比谁动静更大”。

这些“围观群众”和其它项目锻炼者之所以如此“大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温当地锻炼场所“输出足够”。

以笔者所住社区为例，周边2公里范围内，有5块标准足球场（其中两块周围有400米跑道，但有一块跑道不标准），两块棒球场，4个有大片草地和许多健身设施的公园，一座专供坡道滑板和小轮车运动的场地，一座综合体育中心（包括3块标准全天候室内冰场，一个标准室内泳池和一个非标准儿童室内泳池），两座室内综合健身房（其中一座在体育中心，另一座在社区图书馆），至于篮球场、排球场和网球场则到处都是。

这些设施除综合体育中心和社区图书馆的室内设施要收费（但不贵）外，都是免费开放，且社区内中小学的室外运动健身设施在非上课时间也对外免费开放，尽管社区居民很热衷锻炼，但从未发现僧多粥少、排队健身的囧事。不仅如此，上述体育健身场地、设施都是经过事先规划、公示的，得到社区居民认可，距离居民区有一段距离，不会有扰民之嫌。

其实加拿大人工贵，尽管有比较严格的管理规范（比如我提到的某块带跑道足球场，就规定“内场不许遛狗、不许玩飞盘和打棒球”），但如果真发生类似洛阳王城公园的“撞车”，恐怕也很难办（我刚移民时住在一个较拥挤社区，当地老人就曾回忆称，多年前该社区锻炼场地不足，就曾爆发玩飞碟和打棒球少年间的群体争斗）。但近年来大温公园、健身场地设施，尤其对公众免费或低价开放的场地设施“输出充足”，矛盾便迎刃而解（前面提到那个社区如今有了两个大型运动公园，一直到我搬走都没见到过为抢场地而“群殴”的事再发生）。

“老人变坏”的说法有没有道理？也有也没有。说有，是因为洛阳的“广场舞老人”明明占了“篮球小伙”的篮球场（篮球场终究姓“篮”对吧），却摆出一副“我人多我有理”且“文武昆乱不挡”的架势，着实难以获得同情；说没有，则是因为倘“输出”充足，他们“坏与不坏”，这事都不至于闹成这样。

“专业场地专业用”是应该的，也是较理想的管理形态，但如果“输出不足”即健身场地不敷，这样的理想管理形态也恐只能停留在“理想”中：洛阳市体育局数据显示，洛阳全市人均体育锻炼面积仅1.53平方米（且据知情者透露，这还是将不对公众开放的场地包含在内所计算出的数据），而王城公园周边是人口稠密的老城区，不论“篮球小伙”或“广场舞老人”都腾挪无术，这才是导致调停艰难的症结所在。

或许广场舞并非最好的老年人锻炼形式，但老年人有锻炼的需要和权利，也有在不扰民前提下选择广场舞作为健身形式的自由，如果场地充足，“输出”足够，矛盾或许不成其为矛盾——即便有了矛盾，也更容易协商解决，“讲理”或“讲法”也都会更容易、更轻松、更理直气壮。

加拿大每座城市（加拿大的“市”很小，人口和面积还不如洛阳大的大温哥华地区，就有21个“市”）都有专门的、和市议会、市教育局并称“市政三驾马车”的公园局，体育设施是纳入公园局规划监管的，如果中国每座城市也能将群众性体育设施的规划、监管作为“硬指标”纳入市政管理范畴，确保对群众体育设施、场地的“输出”足够，很多问题要么不成问题，要么也会变成更容易解决的问题——事实上大家理应注意到，抱怨“输出不够”的不仅仅是“广场舞老人”一方，“篮球小伙”们也在吐槽“附近就这么一个打篮球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