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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思想不能“偏激”么

 

北大日前宣布,将在今年5月之后推行对10类“重点学生”实施“思想会商”的制度,其中包括学业困难、思想偏激、心理脆弱、经济贫困、学籍异动、生活独立、网络成瘾、就业困难、罹患重大疾病、受到违纪处分,等等。

且不说“经济贫困”的问题不从经济上而从思想上去“会商”是否对症下药,也不说“学籍异动”、“生活独立”这种纯个人问题值不值得、需不需要、应不应该惊动校方,并上升到“思想高度”,更不说“心理脆弱”的学生被兴师动众地“思想会商”后,究竟是会变得从此心理坚强,还是会给折腾得心理更脆弱,单一个“思想偏激”就让人诧异不已——思想就不能“偏激”么?

懂得法律的人都知道,一个人的行为是决不能“偏激”的,如果向法律范畴外“偏激”,就会受到法律承办,如果向道德规范外“偏激”,就会受到道德谴责;懂得道理的人也知道,言论也不应该过分“偏激”,否则就可能对自己、对他人的行为构成影响和干扰。但人们也同时知道,惟有思想是无罪的,因为思想的世界只属于每个人自己,你可以持平和周正的中庸之道,也可以偏左、偏右,你更可以将这种或“偏激”、或“不偏激”的思想拿到台面上,和别人讨论、碰撞、争辩,批评别人也被别人批评,思想“偏激”可能为部分人所看不惯,却既不违法,也不犯错,是每个人的权力和自由,甚至可以说,整个社会的道德规范,正是在无数“偏激”、“不偏激”思想、主张的碰撞、融合与妥协下,才逐渐形成的,当代文明社会是思想开放的多元化社会,所谓“思想偏激”,无非是他人想法和大家不同,或干脆说,和提议“会商”者不同,这原本是正常现象,又哪里到了必欲“纠偏”的地步呢?思想本就是自由的,诛心之议,古今中外都饱受批评,对“思想偏激”的学生进行“思想会商”,这种试图在思想上强行“大一统”的思维模式,似不符合人类的天性。

北大是一所历史悠久、人文积淀深厚的学府,“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一直是北大引以为自豪的学术风气。自蔡元培时代以来,历届北大校方都能秉承、尊重这8字传统,有意识地选用、包容思想倾向和个人风格迥异,但学术专长突出、教学作风端正的师资。教授、老师是学校雇员,尚有在言行上与学校风格保持一致的需要和义务,学生尚处于学习、成长和思想成熟阶段,更应“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是学术成熟、见解进步的前提和保证,就算“偏激”一点,又有多大问题,以至于要兴师动众去“思想会商”呢?

再者说,思想这东西,除了大是大非外,原本就是见仁见智的,在彼曰“偏激”,在此或言“平和”;某甲觉得某乙“偏激”,某乙或许反倒认为自己很中允,对方倒是有些“偏激”;某些人认为学生“胡思乱想”是偏激,需要“思想会商”,一些学生或许反倒觉得,胡思乱想是学生的自由和天性,对这种胡思乱想产生太多“胡思乱想”,甚至动议要“思想会商”,才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偏激”。据媒体报道,北大学工部副部长就需要“思想会商”的“偏激思想”举例,说“比如动不动因为食堂饭菜涨两毛钱就批评学校”,这个“偏激”的定义就显得颇“偏激”——食堂饭菜如果“动不动涨两毛钱”,学生凭什么就不能“批评学校”?如果这个为了食堂饭菜涨两毛钱批评“动不动批评学校”的学生,正是所谓“经济贫困”、“罹患重大疾病”的“重点学生”,这种在校方看来的小事,足以让其境遇雪上加霜,甚至影响其学业、生活,他又如何不能“批评学校”?将这类本来是正常、合理的批评、意见当做“思想偏激”,要去搞“思想会商”,是不是本身就有点“偏激”?照笔者看,产生如此想法,该“思想会商”的,似乎反倒是提议者自己。

学校是培养独立思考个性、崇尚思想和学生自由的学术场所,思想不是行为,“偏激”也不是过错,对“思想偏激”的“重点学生”大惊小怪,要实施“思想会商”是不妥的,这种试图强行“规整思想”的念头和作为,本身倒似有“偏激”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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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短房

陶短房

1894篇文章 2年前更新

本名陶勇,旅居加拿大的中国专栏作家。曾长期在非洲定居,对非洲政治、经济、文化情况比较关注。涉猎范围广泛,小说、散文、文化评论等都常常见诸出版物,业余时间还以研究太平天国史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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