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名其妙风靡起来的“非洲小孩举牌祝福”视频，又莫名其妙地遭到狂风骤雨般劈头盖脸的痛击和群殴：淘宝扬言要“查处”，网络上有人要剥“利益链”，更有人发表正颜厉色的评论，称“广告儿童只能获得零食或几块钱”，对这些非洲小孩“不人道”，甚至将问题上升到“一场迎合民族情绪的营销狂欢”的高度加以批判。

首先必须指出，“非洲小孩举牌”这种广告营销手段，格局和档次都是不高的，统共20秒的视频只有极简单的构思和情节，主要依靠新鲜感和最原始的视觉刺激来吸引关注，如果说第一个这样做的人还勉强算得创意，短短时间里泛滥成灾，就不免成了“催吐剂”，即便没有任何“批判”、“查处”，也会在极短时间里成为“过气网红”，并因广告效应锐减而乏人问津，最终自生自灭。

不仅如此，这种脱胎自“洋人竖指叫OK”情结的推广思路，在21世纪的今天居然还有人打算借尸还魂，着实有些“二”。实话说，单论“非洲小孩举牌”系列的宣传效果似乎是不佳的，其信息传播和受关注度甚至可能还没有随后出台的“查处”、“批判”热潮来得广和大——这还是在借助网络炒家、推手助推的基础上。

比炒作“非洲小孩举牌”更令人费解的，是借着“批判”再反向炒作一把。

首先，为什么要“查处”？这种营销手段（即便是拙劣营销手段）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了没有？“菜里下毒”是可以依法查处的，但“菜做得难吃”却只有“用脚投票”一招可用。觉得这种营销手段低级，可以有各种方法令其“冷化”，使之影响力缩小，食物链丧失，最终难以为继，而目前的“查处”、“批判”非但难有依据，且等于让对方和自己的曝光率双双水涨船高一番。

其次，既然绝大多数人对“这是门生意”、“这是一次广告营销”心知肚明，那么在其背后存在“利益链”，难道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么？或者更深一步说，这件平地而起的风波，正向炒作有“利益链”，反向炒作难道就没有？

第三，“广告儿童只能获得零食或几块钱”是否违反当地有关法规？是否存在诱导或欺骗因素？如果有当然要查处，如果没有而是合法且你情我愿，又有什么好特别拿出来说的？有些“过气网红”为保持出镜率零报酬甚至倒贴钱参加通告，照这样的逻辑，岂不是更加罪大恶极了？

作为一名老非洲还想特别多一句嘴，非洲有非洲的情况。

非洲是地球上发展程度最落后的大洲，联合国认定的48个“最不发达国家”，非洲占了34个（非洲总共只有57个国家）；尽管自1990年以来通过自身努力和外界帮助，赤贫非洲人口（指每天生活费不超过1美元）已下降近一半，但仍高达8.36亿人（2015年），全球赤贫人口比重最高的3个国家（赤道几内亚76.8%，马达加斯加75.3%，津巴布韦72.3%）都在非洲。世卫组织和联合国儿基会资料显示，超过50%孕产妇死亡发生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全球14个孕产妇死亡率超过十万分之一千的国家中除了阿富汗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安哥拉、布隆迪、喀麦隆、乍得、刚果民主共和国、几内亚比绍、利比里亚、马拉维、尼日尔、尼日利亚、塞拉利昂、索马里、卢旺达）。根据2017年7月17日联合国《力争到2030年消除贫困与饥饿等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现状总结报告》，撒哈拉以南非洲2016年时34%的就业人口及其家庭处于一天生活费不足1.9美元的“极度贫困”状态，全球不满5岁幼儿发育不良数约1.55亿，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加起来占了3/4.

 “零食或几块钱”对于某些国内网迷而言大约不值一提，但对于许多贫困非洲儿童而言却是难得的“丰收”：我在贝宁工作时，每天在我门市部门口顶着可乐、花生兜售的11岁黑人儿童，每天能赚到手的不到100西非法郎（1欧元等于655.957西非法郎），而每天的伙食费只有25西非法郎（一勺浇上一点点汤汁的木薯饭），他承认“卖了4年可乐自己从未尝过一口”；在多哥“工艺村”门口打鼓兜售本地歌手唱片的8岁孩子，每天只能获得几百西法的分成，但他们坦言“这可以贴补家用，我就是个可以在家里大声说话的大人了”。一位经常奔来跑去，给外国商户送信、送船样的黑人孩子，每跑一次腿赚到的只是几个钢镚或“零食”，但他们乐此不疲——因为别的孩子还挣不到这些。

“零食或几块钱”真的不多，但就我所知，对某些非洲孩子而言是弥足珍贵的改善生活、证明自己的机会。正炒也好，反炒也罢，如果不能给他们更多帮助，至少不要去伤害他们。如果说，通过一次拙劣的网络营销，用极小代价雇佣不知就里的黑人孩子上镜，已经构成一次伤害，那么我们是否忍心再“反做”一把，去做类似于众目睽睽之下、大庭广众之间把穷孩子好不容易换来的唯一棒棒糖从嘴里拽出来、扔在地上再踩一脚的事，通过再一次的炒作和伤害，去营造又一个热门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