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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维加斯枪声:当不安全感弥漫于整个社会

当地时间10月1日晚,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最繁华地点之一——曼德勒湾赌场酒店外的拉斯维加斯大道上正举行有2.2万人出席的大型户外音乐会,64岁的拉斯维加斯本地居民斯蒂芬.帕多克(Stephen Paddock)突然从酒店32楼向人群疯狂射击,造成现场一片混乱。据非正式统计,事件至少造成逾50人死亡、406人去医院接受治疗。帕多克随后自杀身亡,拉斯维加斯市警方发言人隆巴多(Joe Lombardo)表示,他并非警方熟悉人物,也未发现任何特殊背景,暂时难以确定其作案动机。尽管ISIS宣布对此事件负责,但迄今并没有任何证据足以证明其说法。

尽管警方在帕多克房间里找到至少8支长短枪,但正如许多行家所指出,较诸枪弹直接杀伤,被猝然发生的变故所惊吓、因恐惧和震惊而到处奔走、自相拥挤践踏所造成的伤亡至少未遑多让。可以说,因暴力事件而引发的不安全感和暴力事件本身共同作用,酿成了这场美国有史以来伤亡最严重的枪击事件。

此前最严重的枪击事件,是2016年佛罗里达奥兰多某LGBTQ夜总会发生的“6.12”持枪恐怖袭击案(49死50伤,枪手为阿富汗裔美国人马滕Omar Mateen),而最严重的公众袭击事件则是大名鼎鼎的“9.11”,几乎每一次恶性暴力事件的发生,都会引发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一派呼吁“用更多包容消弭仇恨”,另一派则主张进一步加强安全措施“防患于未然”;一派严厉谴责枪支泛滥,认为过于宽松的枪支是暴力泛滥之源,另一派则会强调“正因为暴力泛滥公民才必须享有持枪自卫权”……“6.12”事件发生时,这一幕就曾出现,可以想见,此番性质更恶劣、震撼效果更强的“10.1”事件,会导致更多州、市在政治家和社会团体推动下,出台更严厉禁枪限枪措施,而另一些州、市则会出现枪支弹药抢购脱销的场面。

前任总统奥巴马(Balack Obama)作为坚定的“限枪派”,开创了利用暴力流血枪案在网络平台造势推动限枪的先河。尽管不能将现任总统特朗普本人归于“拥枪派”,但他及共和党的铁杆支持群体中却不乏步枪协会成员,且按照他一贯“奥巴马支持我反对”的行为逻辑,几乎可以断定,他如果就此事发声,会站在哪种立场的一边——而这在美国当前政治分野殄域分明、针锋相对的二元政治、社会格局下,注定会成为“挺特朗普”和“倒特朗普”双方博弈的又一个平台。

由于这种政治、社会格局的二元化,“挺”、“倒”双方都会竭力证明事件是对方的错误、失败所致,而本方的“药方”才是解决问题的良药。枪手身份、动机的不明,则会给双方更多的博弈空间。

这其实是另一种“不安全感”的弥漫:坚信自己的选择、判断是对的,同时认定对手的选择、判断是错的,并将这种“错误”的存在和逼近视作威胁和“不安全”,必欲除之而后快。

这种逻辑实际上早在“9.11”前后就已在美国政治、社会生活中泛滥,只不过在小布什(George Walker Bush)时叫“国家安全站队”,在奥巴马时叫“我们的共同价值观”,而在特朗普时则叫“美国第一”——其实不妨将“美国第一”的逻辑称作“我是唯一”和“第二去死”的逻辑。

更要命的是,几乎所有原教旨分子、极端分子、恐怖暴力分子和社会仇恨分子,遵循的也是同样但更偏激的逻辑——我需要生存,所以你们必须去死;我需要安全感,所以必须剥夺你们的安全。

这种“我是唯一”逻辑在社会中的蔓延,会导致更多极端事件的发生,而更多极端事件的发生,又会让滋生这种偏激逻辑的社会不安全感变本加厉,形成恶性循环。于此同时,这种逻辑的“精华版”、“文明版”在政治生活中日益普及,会导致许多本应求“最大公约数”的日常程序在“非此即彼”、“有我无彼”的对立中陷入零和游戏,并导致一系列不应有的混乱、低效,甚至停摆。

相较于歹徒枪口中喷射出的子弹,“踩踏效应”是更危险、更具杀伤力和破坏性的。但同样,后者相较于前者,是更应该也更容易被控制和避免的。在弄清“10.1”事件真相、探究歹徒作案动机,以及有的放矢加强公共安全措施的同时,反思“我是唯一”逻辑,避免更多“踩踏效应”的连续、循环发生,则同样(甚至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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