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很多分析家都认为，美国和中国分居全球第一、第二大经济体，近年来贸易摩擦和贸易理念分歧加剧，发生更激烈“碰撞”只是时间问题，而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的“任性”和“美国第一”理念，则让发生这种更激烈“碰撞”的概率激增，但在3月1日之前人们仍然愿意相信，中美间存在大量且复杂的利益关联，全面贸易战不太可能说发生就发生，许多人更认为，特朗普毕竟是商人出身，不会不明白这个道理。

然而从3月1日开始，一切似乎都变了。

从3月1日开始的“多米诺骨牌”

3月1日，特朗普在事先并无明显征兆的情况下推倒了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当天，他特朗普在和美国钢铁业、铝业企业家会晤时突然表示（其许多核心团队成员事先都不清楚），将“可能”在一周内决定对输美钢铁和铝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1天后，这位“推特总统”一大早6点便发了一堆推特，称“贸易战很好，因为我们很容易在贸易战中打赢”。

截止3月23日新关税正式实施，特朗普先后给予加拿大、墨西哥、韩国、巴西、欧盟等国“暂时豁免”至5月1日，这样一来这项措施针对中国等国的意味登时凸显。

尽管中国是全球第一大钢铁生产、出口大国和重要的铝制品产地，但就美国市场而言，中国钢铁、铝的占比并不大：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去年头10个月美国从中国进口铝制品占比仅9.5%，钢铁则更少，去年全年占比仅约2%。针对美方的动作，中国发出了有分寸的警告，但并未采取更多动作。

但特朗普却开始进一步动作了。

3月22日，特朗普以“不公平贸易”、“罔顾美国知识产权要求”等借口，宣布对价值约6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

而中国的反击也迅速到来：几小时后，中国商务部宣布，将对价值30亿美元的美国输华商品取消关税减让，且抢在美方公布“清单”前公布了拟取消关税减让的具体清单，包括水果、猪肉、葡萄酒、无缝钢管和另外100多种商品。

4月3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公布了长达58页、基于“301调查”，涉及1300多个独立关税项目，总价值约500亿美元的“清单”，主要集中于中国输美高科技产品，建议加征25%关税，以弥补“美国在科技领域所受的影响”。USTR宣布60天“缓冲期”，受影响的美国公司可在5月11日前提交书面意见，相关的公开听证会则将在5月15日于华盛顿举行。

4月4日，中国迅速予以反击，列出了同样价值500亿美元、同样25%的美国输华产品关税税额，涉及美方大豆、汽车、化工品等106类商品，从而使稍早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对等回应”的警告成为现实。

4月5日，特朗普在白宫发布声明，称“考虑到中国‘不公平’的反击，已指示USTR考虑在301条款下追加1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关税是否适当，以及如果适当，对追加关税的商品（种类）加以确认”。

4月6日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在临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方的行为十分无理，美方严重错判了形势，采取了极其错误的行动，这种行动的结果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如果美方公布新增1000亿美元对华征税产品清单，中方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将毫不犹豫立刻进行大力度反击。

尽管相较于中美间巨大的贸易量（2017年达5800亿美元以上，中国对美顺差2758亿美元，同比增长10%，数据来自中国海关总署1月12日《2017年全年贸易统计》，美方同期统计则高达近6500亿美元），目前双方威胁进行关税惩罚的商品总价值占比仍然不算大，且至今仍停留在“引而不发、跃如也”的所谓“听证期”，但市场的反应却剧烈而敏感。正如一些经济学家和评论家（如《政治》杂志特约编辑、Envestnet全球战略负责人卡拉贝尔Zachary Karabell）所言，“人们最担心的是这种相互报复循环升级，一发而不可收拾”。

忽冷忽热的美方口径

应该注意到，从特朗普至美国经济决策团队，在这一系列“多米诺骨牌”的崩塌下，表现出一种忽冷忽热的口径。可以说，除了3月6日因反对特朗普发起对进口钢铁、铝征收“无差别惩罚性关税”愤而挂冠而去的前白宫首席经济顾问科恩（Gary Cohn），几乎每个关键人物都在不断闪烁其词。

不论是商务部长罗斯（Wilbur Ross Jr）、首席贸易代表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还是特朗普挑起“铁铝之战”的总设计师白宫经济顾问兼国家贸易委员会负责人纳瓦罗（Peter Navarro），甚至两个月前还是一名电视节目主持人、新任经济顾问库德洛（Larry Kudlow），一个多月来总是反复其忽冷忽热的表态：当情势高度紧张、投资市场反应强烈时，他们就会安抚称“两国间磋商已在进行”、“相信会达成良好的妥协”，甚至“惩罚性关税和贸易战都不会有”（库德洛语）、我们也不想打贸易战“（纳瓦罗语）；但只要形势稍有缓和，他们又会如释重负地重复特朗普的最新口径，指责中国“进行不公平贸易竞争”、“在知识产权方面罔顾美国利益”。

这种忽冷忽热的集大成者不是别人，正是特朗普自己。

科恩之所以愤然离去，是因为直到3月1日特朗普开口前一刹那，他都以为即将出台的“钢铁和铝条款”只是针对特定国家的，特朗普会选择2月份罗斯所公布3个方案（1、是对所有国家向美出口的铝和钢铁分别征收7.7%和24%的关税；2、仅对进口自中国大陆、香港、俄罗斯、委内瑞拉、越南等12个国家和地区的钢铁和铝分别征收53%和23.6%的关税；3、削减铝和钢铁的进口配额至2017年标准的86.7%和63%）中的“选项3”，而提前知道结果是“选项1”的恐怕只有特朗普和纳瓦罗；随后，特朗普又在短短一两周内“食言”，通过一系列“暂时豁免”，把“无差别”又变回了“有差别”，此举并未能有效安抚被激怒的盟国，却早早引发其他国家对贸易战的预警；或许是被中方几小时内便迅速作出的对等回击所激怒，特朗普又在“500亿”出台仅两天匆匆抛出只是一具空壳、连库德洛等人“都是后来才知道”的“1000亿”；4月10日，当习近平主席在博鳌论坛开幕式上强调中国开放决心和“对打贸易战没有兴趣”，并表示将降低汽车等商品关税、加强对外国公司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之际，特朗普又迅速在推特上表示，对习主席的讲话“非常感谢”，并称“我们会共同取得很大进展”。

特朗普一干人的忽冷忽热，让素来对政治、政策和形势反应敏感的北美投资市场也跟着“打摆子”：一个“一千亿”可以瞬间让三大股指“秒跌”几个百分点，而一则“非常感谢”的推特又能令三大股指普涨1.5%。

战与和

不论是刚“贡献”出库德洛、在揣摩特朗普经济团队意图方面有独到之处的CNBC，还是素以分析犀利见长的《政治》，甚至素以专业见称的花旗研究公司（Citi Research）都不约而同地用一句谚语“看似疾言厉色，实则只拎了根细棒子”（speak harshly but carry a small stick）来描述特朗普此次挑起的中美贸易战实质——如果用中国人更熟悉的语汇，则应是“漫天要价，就地还钱”。

花旗研究公司新兴市场战略研究负责人奥罗姆指出，特朗普喊出的对华贸易战措施看似雷霆万钧，实则都是“期货”，是刻意留出谈判的空间和时间，如此“喊高价”，则是希望在对自己更有利的“气场”下，逼迫对方签署城下之盟；而中方的回应则冷静而犀利，主要对准特朗普和共和党基本盘集中的行业和领域，目的是在敏感的中期选举年“围城打援”，双方都不约而同留下了进与退的分寸，循环往复的升级回应看似激烈，但更带有“看谁先眨眼”的博弈意味。

美方团队的忽冷忽热也可作如是观：除了极个别偏激者，没有人想打中美贸易战；但不论“鹰派”、“鸽派”，几乎所有人都希望能与中方达成对美方更有利的妥协条款，因此许多人一方面提心吊胆地在看特朗普笑话，另一方面也抱有不同程度“万一他讹成了呢”的侥幸心理，期待着中方“先眨眼”。

于是阵势就很清楚了：特朗普仍然是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老套路，借贸易战高调逼对手接受正常谈判不可能接受的条件，这套路曾在美韩自贸协定谈判和北美自贸协定谈判等场合屡试不爽，也曾在教科文组织和巴黎气候协定等“题目”上碰壁；而中方则通过迅速、对等回应和有的放矢的“点穴式反击”挑明“我懂、别跟我来这套”，从一开始就点名“谈可以但别想捞到不可能的东西”。

如此阵势说明两点：第一，双方还是想谈不想打；第二，双方底线相差太远，即便谈也不那么容易。

悬殊的底线

为什么说“底线相差太远”？

3月12日，特朗普宣称已要求中国制定一项计划，采取切实措施减少中美间贸易逆差1000亿美元。

按照中国商务部的统计，2017年中美间贸易顺差为2758亿美元，而美国商务部则宣称，同期中美贸易逆差为3752亿美元。

对此中方迟至4月4日才由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公开答复，强调中国不主动追求贸易顺差，中美间巨额贸易顺差“是市场力量所决定的，是由美国整体经济政策、经济结构来决定的，中方一家是减不了顺差的”、“一千亿美元的顺差让中国来减，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许多美方观察家也指出，美方对贸易数据的统计存在许多问题，如《政治》就认为，美方的“原产地规则”将在中国组装的苹果手机当作100%中国制造计入美中贸易逆差，但实际上其中很多零部件是其它国家生产的，而美国从中国获得的服务、旅游、留学等利益则未能准确反映，中国在美国购买国债和进行并购则根本未予计算，“目前美方贸易统计只能体现上世纪50年代的供应链，在21世纪已经失准”。

由于美方长期对华进行五花八门的高科技禁运、限制，美国对华最具优势和竞争力的部门——高科技领域，很多中方急需和愿意购买、附加值也很高的美国产品根本无法销往中国，而美方愿意向中国出售的产品，中方或不愿买、或已呈饱和，或已开始寻找多样化供应源。“中国想买的美国不卖，美国想卖的中国不需要买”，这样的矛盾近年来愈益突出，而如此死结也绝非中方一家可以解开。

一些中外学者主张，为避免贸易战，中国应在减少中美贸易顺差上“表现出更多诚意”，以换取美方不打贸易战，这在理论上似乎可行，但如前所述“非不为也，实不能也”，是根本办不到的。

于是中美双方在第一条底线——贸易顺差怎么办上，就相差太远。

第二条底线则是所谓“知识产权问题”。

尽管自中美开战官方贸易以来，美方就一直强调“知识产权问题”，但内容已有了本质的变化。

最早的“知识产权问题”，是美方不满中方盗版和仿冒盛行，要求中方循国际惯例加以保护，尊重知识产权所有者的利益。应该承认，在这个问题上美方的要求是合理的，中方最初以“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性”加以回应，但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在这方面逐渐与国际接轨。此次习近平主席在博鳌论坛上谈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所谈的也是这个最初的“知识产权问题”概念。如今中国本身也已成为专利和知识产权大国，保护他人在这方面的利益，也同样是保护自身利益，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和世界各国的立场已高度接近。

但从美方此次一再加码的“要价”可知，他们所要的中方“知识产权保护”并非、甚至主要不是针对这个“老概念”，而是集中针对中方希望、鼓励外国合作者“用技术换市场”，向中方伙伴开放先进技术，并抨击中方“以市场准入相要挟”。

中国商务部早先已澄清，称中国官方未曾强制外国公司必须转让知识产权才能“准入”，但就具体的行业、商业合作而言，中方合作伙伴提出“用技术换市场”的要求无可厚非，一来这并非无偿或盗用，而是愿打愿挨的交易，二来这也是国际通行的惯例。美方想通过高压迫使中方放弃这一意图，甚至试图插手中国和美国以外合作伙伴间的类似交易，倘中方在这条底线上退让，则势必严重影响中国产业升级转型，影响“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顺利展开。

很显然，在这个问题上，中美双方的底线也很难重合：就中方而言，能“让”的主要集中在“知识产权问题原始概念”上，而美方要求的却是“延展概念”方面中方的退让，如此对话自然只能是“鸡同鸭讲”。

大豆会是主战场么？

在4月2日中方第一轮回应中，猪肉成为“热点产品”，但即便在那时全球观察家也早早将目光盯准了大豆。4月4日，中方的第二轮回应终于将大豆列入榜单。

一些分析家认为，一旦双方不能在大战一触即发之际达成某种妥协共识，真正出现“大打出手”的场面，大豆将势必成为下一个战役的主战场。

但也有人对此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中国对进口大豆依存度极高，而美国大豆在中国大豆进口中占比太高，一旦“开战”，会挖出一个难以填补的“大坑”，造成“杀敌一千、自损九百”的不利局面。

形势究竟是怎样的？大豆会否成为中美贸易战下一个战役的主战场？

首先必须指出，贸易战对任何一方都不利，世界头两号经济体间的贸易战更会影响全球贸易格局，“打不起来”才是上上之选。

但一旦打起来呢？

中国2017年大豆进口总量高达9554万吨，同比增长13.9%，创历史最高纪录，自2004年/2005年度以来已连续14年进口净增长，较美国农业部驻北京办事处早先的预估（8900万吨）多出不少。

中国进口大豆总量居高不下且逐年猛增的关键，一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食用油的要求大幅增长（1980年人均食用油年消费量2.6公斤，2016年22公斤），大豆则成为满足食用油增长需求性价比最高的主力（2017年度中国大豆压榨加工量约9290万吨）；二是进口大豆品质均匀，出油率高，适应新一代食用油加工企业的需要，而国产大豆品质参差，不受食用油加工企业青睐；三是中国本土大豆产量增长幅度较低，这一方面体现为大豆种植面积增加缓慢，另一方面体现为单产长期低位徘徊（中国农业部数据显示，过去四年中国大豆平均单产为1.79吨/公顷，比美国同期数据低39%）。

美国方面当然不希望贸易战主战场选择在大豆领域（正如多位美国高官所反复强调“我们每个美国出访官员都是兼职农产品推销员”），而中国是否会作此选择，除了“打不打”，还要更多考虑“打不打的起”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关键，则是“能不能填上美国大豆占比消失的坑”。

和许多非专业媒体、分析家的普遍断言大相径庭的是，2017年美国大豆实际上已悄然让出了对华大豆出口第一的宝座：根据中国海关稍早的数据，2017年中国从巴西进口大豆5093万吨，占总购买量53.3%，而从美国进口3290万吨，占比34.4%，这一占比为2006年以来的最低数值。而这一趋势仍在延续——刚刚披露的数据显示，2018年2月中国大豆进口同比减少2%，其中从美国进口同比减少24%，从巴西进口同比增加151%。

很显然，早在贸易战硝烟漾起之前，中方已未雨绸缪，开始进行大豆进口来源多元化的布局，并取得了一定成绩，除了巴西，另一个大豆生产大国阿根廷，以及被称作“潜在的大豆出口大国”巴拉圭等对华大豆出口也开始提速，甚至传统上大豆产量不少但出口量不高的俄罗斯，对华大豆出口也首次突破了50万吨“大关”，同比增长33.95%。也就是说，为确保食用油的战略安全，中方是早有准备的。

尽管如此，巴西等拉美大豆出口国的异军突起，还是有一定特殊原因的。

2016/17作物年，巴西大豆产量因气候适宜、种植面积大幅增加等因素，创下1.141亿吨的历史最高水平，而这些大豆绝大多数出口到中国（2017年1-11月巴西出口单项产品第一位为大豆，占出口总额比12.39%，其中对华出口占总出口量78.68%高居第一，而居第二位的出口目的地西班牙，占比仅3.04），传统上巴西因为许多大豆种植地位于南半球，存在“反季节因素”，每年一过10月就进入大豆出口淡季，而2017年因产量暨库存暴涨，直到年底依然有充足的货源供出口，这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美国大豆下半年供货充足的优势。而阿根廷等国则因为本币贬值、关税税率偏低，起到了出口“助推”作用。

尽管巴西大豆行业协会（ABIOVE）去年底将2018年度大豆产量预估值提高（从1.088亿吨提高至1.095亿吨），但这个幅度是有限的，难以支撑巴西对华大豆出口占比重演2017年高歌猛进的一幕，更无法支撑巴西大豆填补美国大豆一旦退场、所势必产生的至少3000万吨“大坑”。

4月1日，英国《卫报》刊出“大豆正‘谋杀’阿根廷河流”一文，抨击阿根廷将大量森林、草原改种大豆出口中国“毁灭性破坏阿根廷北方生态，令河流窒息”，而类似声音近来在阿根廷、巴西，甚至一些非洲国家有高涨之势，这势必对当地大豆进一步扩张种植面积、尤其中资直接投资当地大豆种植，构成不可忽视的制约。而当地乃至中国在相关农业科技上较美国有不小的差距，且在一些关键农业战略概念（如对转基因的态度）等方面态度暧昧摇摆，则制约了大豆单产的大幅度提高。

那么，能否“国内填坑”？很难。

如前所述，中国大豆单产长期低位徘徊，即便剔除品质差异的考量，每年大豆进口量以目前的单产计，在国内都要占用约7亿亩以上耕地才能“填坑”这一数字已是18亿亩的“耕地红线值”三分之一强，显然绝无可能满足。农业科技发展的相对滞后、种子产业的不发达、农场小规模经营和缺乏轮作经验等，都构成中国国内大豆增产的制约因素，而国内各部门、各地方在诸如转基因问题上的不明确态度，则让问题变得更加棘手。

由此可见，如果真把大豆选作一旦贸易战全面打响，中方反制的“主战场”，由于事先有所准备，中国所受冲击应不会如某些人所想像的那样大。但不论本土挖潜或进口来源替代，短期内都难以填补上美国输华大豆至少每年3000万吨的“大坑”，对此必须有清醒认识和冷静应对。

会否出现“神圣同盟”？

在与中方紧锣密鼓较量几个回合后，特朗普开始了拉美之行，出席秘鲁利马的美洲峰会，并访问哥伦比亚，于此同时，美加墨三国间重启的北美自贸协定谈判，也在墨西哥城开始了最新的一轮。

一些分析家担心，美国会否拉拢其它国家，结成对华贸易战的“神圣同盟”？日前莱特希泽在墨西哥城和利马反复宣称“中国在拉美的贸易战略没有效果”、“拉美应该依靠美国而非中国”，而在欧洲也出现了类似的声音，如德国有人认为，美国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放弃“强迫”外企“技术换市场”的做法客观上有利于德国企业，后者不妨“配合一下”。

然而正如许多观察家所指出的，美方“求结盟”的动作缺乏协调和逻辑。

美国商务部希望强调美国和拉美的特殊关系，重点对抗中国‘一带一路’而不是压迫拉美减少对华贸易，因为战略问题更重要，更因为让拉美减少对华贸易实际上根本做不到，但“西翼”即白宫幕僚们的想法正相反，他们希望直接向拉美施压，要他们在贸易方面和美国合作，少和中国合作，但又不愿意给予多边协议保护.至于特朗普，他的说法总是摇摆不定，但 “美国优先”和“拒绝受多边协定约束”这两点却不会变——问题是，你拒绝多边保障，别人为什么要听你的？

特朗普本人对一切涉及多边的东西都抱轻蔑态度，正因如此他才带着美国退出TPP、巴黎气候协定和教科文组织，威胁退出北美自贸协定和美韩自贸协定，如此“底牌”对谋求“神圣联盟”显然是不利的。不仅如此，此次特朗普的拉美之行仅秘鲁、哥伦比亚两站，其中秘鲁是美洲峰会主办地，哥伦比亚是冷战后美国在拉美最忠实的伙伴，在这里喊话很容易得到东道主共鸣，但中国在拉美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并不是它们，而是巴西、委内瑞拉、玻利维亚、智利、阿根廷和乌拉圭，特朗普和美国政府、西翼都没有办法“够得着”它们，因为它们转向中国是自己贸易结构的需要——一如一家墨西哥媒体所质问的，“美国可能买下巴西输入中国的全部大豆，或者给改种大豆的巴西农民补贴么，或者，买下智利输华的铜？”。

更有拉美分析家毫不客气指出，美国“在拉美丢的单都是因为缺乏市场竞争力，如果不是许多拉美国家仍然对美国网开一面，连现在的份额都不一定保得住”。

更重要的则是欧洲的反应。

法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RIS）指出，中美贸易战中美方持续的举措对欧洲而言释放了一个明显信号，即“特朗普不愿受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DSB的约束，而宁可在‘美国第一’旗号下自行其是，如果得逞，原本各经济体在自由贸易体系下遵循的游戏规则将不复存在，而中方的应对则可能起到一个示范作用，令其它经济体看到，当特朗普的美国不愿按照规矩行事时，应该怎样和它打交道”。简单说，特朗普可以合作，但无法相信，因为他蔑视契约，其真正的目标并不是中国，而是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DSB的约束，这是欧洲决不能接受的。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将欧洲输美钢铁、铝“豁免”仅“暂时”到5月1日这种“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套路，在欧洲引发了广泛不满，法国总统马克龙直言“在这个问题上欧洲没有退让的余地”。

耐人寻味的是，在主要经济体中，韩国是第一个（迄今也是唯一一个）屈服于美国贸易战高压下的，但也是第一个正式宣布对美国输韩部分产品中止关税减让的，这种前恭后倨也从另一个角度表明，美国可能和其它国家在个别领域、战术层面达成“配合”，但对华贸易战“神圣同盟”几不可能。

该怎么做？

鉴于贸易战对任何国家都不利，避免贸易战是上上之选。鉴于前述“都有谈的意愿，但底线相差太远”的形势，中方必须早且明确表达出自己的底线和基本态度，促使对方打消“只要压力到位就一定能达到目的”的奢望，惟如此，才能拉近彼此间的底线距离，如果态度摇摆，举措反复，就会让对方认为你“六神无主”、“还可能让步”，从而变本加厉、甚至得寸进尺。

作为冷战后全球化经济最大受益者之一，开放的市场符合中国根本利益，因此，在对等回应时要继续“有所选择，有明确针对”，用“点穴”方式，以较小代价让对方基本盘动摇，而不应逞一时之气，不顾本方得失盲目在不利的领域“开战”。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全球化符合全球绝大多数经济体的利益，多边模式则得到大多数经济体、甚至美国国内多数人的认同，中方应明确站在全球化、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的立场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而不能到处树敌，四方开战。

正如卡拉贝尔等人所言，鉴于中国市场业已壮大、成熟，且自身也成为全球举足轻重的知识产权“高地”，美方即便冒险让中美陷入“真正的贸易战”，“美国也不会变得更强，一如中国不可能变得更弱”，“特朗普赢得中美贸易战的唯一途径，就是让中美间永不爆发贸易战”。中国目前需要做的，就是让特朗普及其团队尽早明白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