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蝙蝠的智慧

加拿大法文报纸《蒙特利尔观察家报》在李光耀、吴作栋两位新加坡内阁资政相继宣布从内阁和国会“退休”后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指出，这一“新闻”本不该让世人如此关注，因为年满87岁的李光耀论岁数本就该退，且理论上早在1990年就已经退了。然而这迟到21年的退休仍能成为新闻焦点本身，就充分表明了李光耀这个人物的重要性。

平心而论，李光耀和他一手缔造的新加坡共和国，在东方和西方，往往给人反差极大的两种不同印象。

在东方人眼里，李光耀和新加坡是学习西方、对外开放和现代化的典范：崭新的城市，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令人羡慕的高素质就业人群，和英语世界接轨的教育体制和产业模式，都让独立后的新加坡成为东方学习西方、融入现代体系的先锋和楷模；而在西方人眼里，李光耀和新加坡则是“走东方道路”的象征，这个慢慢变老、早已不在其位却一直在谋其政的客家裔老人对西方政治、社会和思想体系百般挑剔，一直顽固地坚持自己那套“儒家现代化”的东方治国理念。在华人眼里，新加坡曾是一个西化的“新式国家”；而在西方人眼里，新加坡又是个不折不扣的“华人国家”。

这与其说是观念差异所致，毋宁说是李光耀刻意营造的、对自己和新生的新加坡共和国有利的国际环境。

在上世纪60年代中叶，新加坡和马来亚分离前后，他若不强调新加坡的华人属性，这个华裔居多的岛城将淹没于马来人的汪洋大海；若不强调新加坡人和华人的不同，则华裔特有的“唐山情结”将令这个新生国家难以自立。正因如此，当面对马来人和英国人的远近交迫是，他刻意展示其“华人”属性，而在岛内却用强化英语教学、铲除华人“唐山情结”、强制培育“新加坡人”认同等方法，力图让这个南洋华人都市和中国本土崭然不同。

而到了“后四小龙时代”，这种“对西方强调东方属性，对东方强调西方属性”的做法，又被赋予新的内涵。冷战的结束，东盟邻国政治体制的纷纷变化，令曾经在西方显得“文明而现代”的新加坡，逐渐凸显出其“不文明性”，各种刺耳的批评，如新闻管制，家长制和裙带作风，威权政体，变相世袭，以及苛严的法规，令人侧目的鞭刑……不绝于耳，对此，李光耀祭起的自辩法宝，正是“东西方差异”、“儒家传统”等从中国故纸堆中捡拾的东西；中国的崛起和壮大，又令曾经认为“唐山”已不足为虑的李光耀和新加坡重新感到紧张，强调新加坡的“非中国”属性，甚至暗示其在“抑制中国南洋扩张野心”中的桥头堡作用，则成为以攻为守，抵御中国文化圈影响的不二法门。

俄罗斯民间传说中，非鸟非兽的蝙蝠依靠在兽类面前展示牙齿，在鸟类面前展示翅膀，而左右逢源，得到无穷好处，李光耀所用的，正是这种“蝙蝠的智慧”，只不过用法正好相反，是在鸟类面前展示牙齿，在兽类面前展示翅膀，正所谓戏法人人会变，奥妙各不相同，目的自然是通过这种异同间的落差，凸显自己和新加坡在地缘政治舞台上的独特地位。

正因为此，自由受到英式教育、年长后又学习过中文的李光耀，才会在访问大陆和台港澳时说英文，访问英美时说汉语；也正因为此，他才会在冷战期间一面和美国结盟对抗中国，声称“东盟中最后一个和中国建交”，一面又不断和中国高层拉关系，不中断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在中国处于空前孤立的上世纪70年代，新加坡曾主动充当过台海交流的使者，而到了近几年，李光耀却又不断提醒台湾，和大陆打交道要更谨慎，因为大陆“有野心”。

应该指出的是，尽管是“蝙蝠”，但时势不同，李光耀和新加坡所强调的侧重点并不一致。冷战期间，中国大陆经济不发达，国际影响力也较弱，大中华文化圈不成气候，而西方对新加坡更友善，李光耀着重强调的是新加坡和中华文化之异，降低华语地位，通过选举制度调整强塞更多非华人议员、公务员，甚至关闭“南洋华人文化大本营”——新加坡南洋大学等，都是那一时代的“杰作”；时过境迁，冷战后中国迅速崛起，而西方和新加坡的政治分歧公开化，李光耀便自2000年起重新强调“华语重要性”，大谈“华人传统”和“儒家价值观认同”。万变不离其宗，他心里所考虑的，仍然是自己和新加坡的利益最大化。

即使在强调与华人“异”的年代，李光耀仍然会不时显示一下新加坡的华人特质；同样，在重新大谈“华人传统”的今天，理论上早已退休的他，也间或发表一些“如何抑制中国影响”的高谈阔论，甚至不惜呼吁外界强权介入。新加坡是弹丸小国，但战略位置重要，正所谓“韩地虽轻，得韩者重”，通过合纵连横，让区内各派势力相互牵制，保持“恐怖平衡”，才能最大程度发挥新加坡独特的“地缘中心”地位，几十年来，李光耀在台海两岸、中美之间长袖善舞，纵横捭阖，看似变化多端，实则是一以贯之的“借力打力”逻辑。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东南亚政治、金融和航运逐渐多中心化，台海两岸也好，中美双方也罢，直接沟通的渠道已变得通畅而多层面，留给李光耀和新加坡的“居间”舞台业已不多，值得一提的，怕也只是马六甲咽喉，两洋要冲了。

由于李光耀和新加坡的“华人面孔”，长期以来，大陆许多人自觉不自觉地将他们当作“自己人”，或对他们“华人认同”的言论激动不已，或对他们的“反华言论”感到惊讶、委屈和愤怒，他们无意中忘记了一个本不应忘记的事实，即新加坡共和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李光耀是这个主权独立国家的缔造者和第一个公民，他的言行、思想，是本着新加坡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行事，不可能、也没有义务考虑中国“同胞”的利益和观感，他的言行有时会令中国人高兴，有时则相反，这只不过因为两国间利益的时有异同，仅此而已。

经过李光耀几十年的苦心经营，如今新加坡许多华裔在被大陆中国人问及“你是哪里人”是会首先大声说“我是新加坡共和国公民”，然后才小声解释，自己祖籍是潮汕，或台山，或文昌，等等，这本属正常——不正常的是某些国人的“自作多情”，忘却了外籍华人首先是外国公民，然后才是华人的事实。这一点恰是最不该忘记的，否则就会造成误解、误判，并产生许多不必要的风波和后果，对名义上“彻底退休”，实则影响力仍在的李光耀，对新加坡，对世界其它国家那些获国际大奖、任显赫要职的外籍华裔，对那些会操流利汉语的“中国人民老朋友”，都当作如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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