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财新传媒

阅读:0
听报道
 

金钱加道歉能否换回对穆巴拉克家族的特赦?

 

必须首先指出的是,所谓“交出财产、广播道歉”换取特赦的传闻仅见于《al - Chorouk》报的独家来源,所谓“随后将在埃及和阿拉伯频道播出的穆巴拉克道歉信”至今并无下文,一度传闻交出部分财产后被释放的穆巴拉克妻子苏珊,据官方证实不过是“上交争议资产后的正常释放”,不是“特赦交易”,对其司法调查也并未结束。穆巴拉克是否真的愿意道歉,愿意以“金钱加道歉”的代价,换取对自己家族的特赦,目前尚难以得到确证。

问题并不在此,对于后穆巴拉克时代的埃及而言,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是,究竟怎样处置穆巴拉克?是否可以接受“金钱加道歉=特赦”的方程式?

当解放广场的喧嚣渐渐平息,当穆巴拉克时代渐成历史,今天的人们应该站在更高的层面,去公正看待穆巴拉克的是非功过。

应该看到,当1981年,穆巴拉克临危受命,接替遇刺的萨达特主掌埃及时,国际社会和大多数埃及民众并未对其权力合法性提出质疑,毕竟,在那个时代,整个阿拉伯世界也好,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的历史也好,像他这样的权力继承方式并不罕见,甚至可说是常例。在整个中东世界,拥有立宪政体和选举体制的国家寥寥无几;在非洲大陆,绝大多数政府要么是世袭交接,要么是在一个接一个的政变中非正常轮替,作为一个“非常接班”的指定接班人,穆巴拉克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稳定了埃及社会,确保了区域稳定和巴以和平,履行了国际条约义务,应该说,他不是个先进人物,但在特定历史阶段是有功劳的。

然而时过境迁,世界在变,周边在变,埃及社会也在变。在埃及的南边,50多个非洲国家的政治面貌已今非昔比,绝大多数国家开始逐渐建立起民主、法治的新政体;在阿拉伯世界,变革之风缓慢、但不可逆转地吹拂,作为整个中东阿拉伯世界文教中心的开罗,也不能超脱其外;在埃及国内,民众的自主意识开始觉醒,他们希望更多参与国家决策,希望多一些自由、公正和权力,少一些压制、腐败、裙带作风和家族政治。面对这样的潮流,穆巴拉克选择了无视,选择了抵制乃至抗拒,他绞尽脑汁,为自己的亲信谋求高官要职,甚至试图在自己身后“传子”,让埃及回到法老、马穆鲁克和法鲁克的封建世袭时代;他罔顾民生疾苦,对经济困局束手无策,对民众要工作、要吃饭的呼声置若罔闻;他想方设法集大权于一身,采用各种手段打击异己,让自己一次又一次连任,并利用安全部门在国内建立高压统治;他在国内矛盾激化之际恋栈不退,试图依靠权力和武力压服反对者,确保自己的王朝安泰……如果说,他所作的这一切,在1981年尚能为埃及国人和周边世界所容忍(当然不是喜欢),到了30年后的今天,已成为不折不扣的倒行逆施,穆巴拉克和穆巴拉克政权的存在,已成为埃及社会前进和发展的羁绊,从这个意义上,他的垮台,可谓“应天顺人”,对他、他的家族和时代进行依法清算,也是合理的、必要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金钱加道歉,是不能和特赦划等号的。迄今仍否认贪污指控的穆巴拉克如果真能交出传闻中的、据称多达2-3亿美元“巨额资金”,而非苏珊所交出的区区400万美元动产、不动产,那只能证明,迄今对他的这些指控是真实的、正确的,这些金钱是不折不扣的不义之财,民脂民膏,理应归还真正的主人——国家与民众,何“交换”之有?至于“道歉”,如果发生在穆巴拉克与示威民众对抗之际,其尚掌握权力、武力之时,当然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如今他已是下架凤凰,井栏囚兽,所谓“歉意”,又能有几分真诚可信?以这两样去交换特赦,岂不是痴人说梦?

但这并不意味着,对穆巴拉克不可以特赦。

穆巴拉克时代结束了,但埃及的民主和法制并未立即到来:权力过渡进程漫长且充满争议,执政党虽然瓦解,穆巴拉克家族虽然下台,但军官团-兄弟会平衡主宰埃及政治生活的格局未变,以“四月六日运动”组织为代表的、当初带头抗争推翻穆巴拉克政权的自由派团体,不但被新的埃及政治格局边缘化,也日渐被世界(包括网络世界)所遗忘。据法新社报道称,自革命以来,埃及经济遭遇困难, 1月起外国投资下降50%,出口缩水40%以上,仅罢工一项就造成11亿美元损失,经济支柱旅游业更损失了22.7亿美元,尽管推翻穆巴拉克后情况曾有所起色,但随之而来的穆斯林和科普特基督徒间大规模冲突,又将许多好不容易被招徕来的外国游客吓跑。4月通胀率高达12.1%,是2010年3月来的最高值,食品价格同比上涨21%,水果蔬菜的涨幅更高达54%,这不由令人担心埃及社会的稳定,毕竟上述一切都曾是导致穆巴拉克被推翻的导火索。虽然奥巴马“新中东政策”的讲话,和随之而来豁免外债、提供援助的许诺可以聊解一时之困,但许多经济学家都担心,这些外来援助即便如约兑现,其相当部分也会被巨额食品补贴所占用。

正如不能将穆巴拉克时代的一切弊端归咎于穆巴拉克个人一般,人们也不能奢望,穆巴拉克的倒台,会让埃及自然而然迎来又一个黄金时代;在穆巴拉克时代,美国同样曾给予巨额财政支持(10亿美元以上的外债就是如此积欠下来),国际社会的投资、旅游业的巨额收入,也曾给埃及带来希望,但最终未能抵消穆巴拉克腐朽政体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谁又能保证,新的外援就足以在扑朔迷离的后穆巴拉克时代,令埃及经济起死回生,社会动荡的隐患根绝净尽?穆巴拉克倒了,但解放广场依然动辄人头攒动,穆斯林和科普特基督徒的冲突日趋白热化,西奈-加沙间的局势也让人揪心,曾经令人耳目一新的、开罗街头各族各派并肩歌唱欢呼的场面,并未真正成为后穆巴拉克时代埃及社会的常态。

在这样的背景下,新的埃及必须有勇气尽快揭过穆巴拉克这一页,民主、自由、法治、繁荣,都要靠埃及人自己去建设,而无法依赖外人之手。埃及民众必须努力克服感情因素,用公正、法治、宽容之心评判、对待穆巴拉克及其家族,清算宜从严,惩处宜从宽,在彻底消除其负面影响的前提下,特赦也并非不可为——但这只能是后穆巴拉克时代新生埃及人发自肺腑的、主动的宽大为怀,而不是近乎人质交易般的“物物交换”,惟如此,新埃及才能真正跨过法治化、现代化的门槛,穆巴拉克时代的沉重页面,也才能真正彻底翻过。

  评论这张
转发至微博
话题:



0

推荐

陶短房

陶短房

1894篇文章 2年前更新

本名陶勇,旅居加拿大的中国专栏作家。曾长期在非洲定居,对非洲政治、经济、文化情况比较关注。涉猎范围广泛,小说、散文、文化评论等都常常见诸出版物,业余时间还以研究太平天国史闻名。

文章